中共無法逾越的兩大危機（下）

從二月六日王立軍投奔成都美國領事館到現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北京高層內訌危機的各種消息在國內外鬧得沸沸揚揚。從表面上看，有許多人認為這場鬥爭僅僅是第四代核心的和諧模式與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之間誰將佔上風的路線危機；是一場發展模式的危機；或是一場誰能入主中共十八大的權鬥危機。

但實際上，這場危機所真正體現的，卻是胡溫從上臺第一天起就從中共體制內所繼承的所有政治和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其中又與鎮壓八九年六四民運和鎮壓法輪功這兩者的關係尤為直接。對六四的鎮壓使中國走上了一條毫無平等可言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了今天中國社會深刻的平等危機。而鎮壓法輪功則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更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機。社會平等危機和道德信仰危機，是胡溫在中共現行體制下無法逾越的兩大危機。

鎮壓法輪功所體現的更為深刻的道德和信仰危機

和諧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所暴露的另一個嚴峻問題是道德問題：什麼樣的發展模式才是道德的？

試想：如果和諧模式與重慶模式的爭論中不存在道德的因素，而僅僅是為了讓生活在中下層的民眾有更多的醫保教育和生活開支，那麼許多人不免想到：如今是「千年盛世」（官媒宣傳常用詞），國家在醫保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多花些錢不就解決了？但如今中國各級地方政府超過一半以上的財政開支都是靠拍賣國有土地來解決。靠賣地來發福利，能持久嗎？地方政府不行，那麼中央呢？「千年盛世」的國家政府的錢都花到哪去了呢？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去年在《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中國政府每年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開支一萬九千億，佔行政開支的百分之六十。這還僅僅是目前公開出來的數字，相信實際開支要遠遠更高。再加上每年官員裝進個人腰包的貪污公款的數量，中國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創造的GDP有多少被官員們貪污腐化掉了？為什麼這些錢就不能用在醫保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這就是經濟發展中的道德問題。胡溫之所以要高調提和諧，是因為當前的中國社會極端不和諧。而不和諧的原因，是因為讓少數特權階層先富起來的發展模式沒有可以依賴的道德基礎。任何缺乏道德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結果必然會帶來社會的不和諧。至於「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則實際上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以掠奪民營企業為手段的殺富濟貧和殺富濟貪，這種模式不僅僅是不道德，根本就是不人道。

問題是，道德又從何而來？或者更具體地問：在一個以「白貓黑貓」為核心的唯利是圖的社會裏，黨的官員們有什麼理由將用於貪污腐化的錢去用於民眾福利？官員們的愛心從何而來？從雷鋒那裡來嗎？中國社會之所以學雷鋒學不起來，就是因為官員們自己首先不學雷鋒；而官員們之所以不學雷鋒，是因為雷鋒是所謂「共產主義道德」的榜樣標準。今天的官員們還有幾個信共產主義呢？連信仰都破產了，誰還會去學雷鋒這個破了產的道德榜樣？

但道德榜樣與道德標準確實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之上的。西方社會講的博愛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之上的。中國的傳統道德則是建立在對釋道儒的信仰之上的。道家重真；佛家重善；儒家則是重忍---以仁愛為目的的忍。用孔老夫子的話講就是：「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就是忍。中國傳統文化釋道儒的精髓就是：真、善、忍。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您堅定不移地相信真善忍，您會被送進監獄和勞改營。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在過去十多年裡的遭遇，就是鐵一般的見證。

江澤民從一九九九年起一手主導的對法輪功的鎮壓，使中共的整部國家機器都站在了真善忍的對立面上。試問，那些每天鎮壓真善忍的官員們能將他們用於貪污腐化的錢財吐出來用在民眾的醫保教育和社會福利上嗎？對真善忍信仰的鎮壓不僅進一步破壞了早就被摧殘得奄奄一息的中華文化，更進一步徹底毀滅了政府機構的一切道德底線。可以看到的是：所有直接參與這場迫害的政府機構如公檢法三大機關，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都是腐敗得最快的部門。特別是公安部門，警匪一家就是許多地區今天治安狀態的真實寫照。

試問：一個鎮壓對真善忍信仰的政府，哪裡來的道德基礎？而一個沒有道德基礎的政府，又怎麼可能制定得出符合道德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就是中國社會目前所面臨的道德危機背後更深層次的信仰危機。

許多人只看到了中國經濟發展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物質成果，卻完完全全忽略了中國社會為之所付出的道德代價。孔老夫子曾說：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大賚是周朝立國的一份基本文獻。按照這份文獻中的思想，我們的老祖宗認為：好人才是社會的財富。一個國家的好人越多，這個國家才越富有。反觀過去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唯利是圖；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不擇手段；越來越多的假冒偽劣商品和越來越多的有毒食品上市；而與此同時，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卻要勞改收監。經濟越發展，好人越少。那麼按照傳統文化的標準來衡量，豈不是經濟越發展，國家卻變得越窮了？

現行體制下無法逾越的危機

和諧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背後所體現出來的，不僅僅是深層次的平等危機和道德信仰危機。從根本上說，兩種模式之爭所體現出來的，是日暮途窮的共產主義運動為中國社會所帶來的最為根本的社會制度上的危機。

無論中西，傳統的人類社會都是建立在信仰與人道的基礎之上的。這種信仰與人道的關係體現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上就是天道引領人道，而人道則作為天道的延續而存在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蘊。中華傳統文化講的道德是指天道和人德。失去了天道的基礎，人德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沒有了對神的信仰，整個中華文化的大廈就會徹底喪失她的精華和神髓。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之上的共產主義及共產黨既沒有對天道的信仰，也不講基本的人道。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國相繼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同時站在了天道和人道的對立面上，所以它既不能容於神，也不能容於人。而基於同樣的原因，不論是和諧模式還是重慶模式，都不可能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為中國社會找到一個合乎道德的和諧未來。

至於平等，只要中共繼續凌駕於憲法之上，只要「堅持黨的領導」繼續留在中國的憲法之中，民眾就不可能監督政府的公共政策，從而公共政策上的機會均等就不會成為可能；官民矛盾和貧富差距也就無法解決。

綜上所訴，在現行體制之下，胡溫是無法解決社會平等和道德信仰這兩大危機的。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既知共產運動窮途末路，又何必挂羊頭賣狗肉，繼續那擊鼓傳花交接危機的營生？中國今天所面對的危機，應該說胡溫並不是始作俑者。中國時局所面臨的難題，解決的方法也並非沒有前車之鑒。

二零一二，正是中國巨變的前夜。胡溫仍有機會為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也為自己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胡溫手上的時間真的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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