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事變」看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權力

薄熙來免職是事變而非政變

從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到薄熙來、王立軍雙雙免職，重慶事變鬧得沸沸揚揚。中國共產黨剛剛慶祝了它的九十週年，自詡如何先進，一下子，顯出了它在現代政黨發展中遠遠落後的原形。

薄熙來被中共中央免職，本來沒什麼不正常，因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慶去擔任書記，其權力來自任命而非選舉。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軍警，防範不測，顯出此次事變本身的政變性質。同時，國內有孔慶東聲稱薄熙來免職是「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外有王希哲破口大罵，直斥「胡錦濤溫家寶寡頭右派黨中央」實行「白色恐怖」，隨後又有北京發生政變的傳言，看上去大有重慶事變發展為北京事變之勢。

其實，中共用政變手段解決其自身的問題，是它的歷史傳統。當中共認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它就自覺地轉型為依恃刺刀的政治軍事集團，打AB團是早期的突出表現，延安整風時似乎成熟了許多，以思想理論路線的鬥爭為主，而發展到「搶救運動」，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林彪，華國鋒和葉劍英打倒「四人幫」，鄧小平逼退華國鋒、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江澤民和曾慶紅擊敗楊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運用政變手段。相比較而言，陳希同、陳良宇垮臺，算不上什麼政變，而薄熙來被免職本身也還算不上政變，但此次事變看來牽一髮動全身，是否觸發政變，尚待觀察。

今日中國「黨軍」統領一切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著臉皮聲稱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據說就像英國不是「保守黨國家」一樣。英國當然不是保守黨國家，保守黨要同工黨及其它政黨競爭，才能得到執政地位。中國則不同，中國共產黨發誓要永遠執政，將「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國家的基本原則，不僅不准其它政黨爭取執政，甚至不准人們組建新的政黨，只因為那在它看來「沒有必要」。這樣的國家，當然是共產黨國家，而這樣的國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權力制衡，國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難以實行民主。

這樣，即使中共已經執政，它還是自覺地保持它作為政治軍事集團的本色，習慣於運用政變手段解決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齒地反對「軍隊國家化」，將「人民軍隊」據為其一黨之私產，作為「黨軍」保護它的永久的執政地位。然而，即使它發誓不允許「槍指揮黨」，而事物的辯證法卻表明，非「國軍」的「黨軍」既然是黨派之軍，也就注定會被用於黨派之爭，成為政變的工具。毛澤東以林彪取代彭德懷，使軍隊成為「毛家軍」，軍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戰士」，並依靠這支軍隊的支持打倒劉鄧官僚集團。但是，林彪掌握著軍隊，依然是毛澤東的心腹之患。他處心積慮，挑起爭論，發起運動，還風塵僕僕走遍全國，形成對林彪不利的局勢，迫使林彪走向失敗。

鄧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的政治家，黨內矛盾看上去大為減弱；於是，經過持續的努力，中共權力的「一代兩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龐大的黨政官僚機器臻於完善。然而，毛澤東當年發現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以及更早年間托洛茨基的類似論述，都是基於共產黨國家的現實，即共產黨專政之下，政治變化與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中共塑造出一黨專政的新秩序，終究無法避免政治矛盾在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與發展。

薄熙來獨樹一幟失勢

薄熙來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標新立異，意味著他不甘心聽從最高層的政治安排，試圖自己闖出一條進入最高層的路來。他的「重慶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創新、關注民生之類，實乃順應時勢之舉。而他要從實用性、投機性明顯的政客，成長為有獨特政治綱領與執政風格的政治家，本來也不無可能。然而，他在緊要關頭只顧自己的利益，無情拋棄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下屬，結果遭遇反擊而陷入被動。

這一來，卻牽動了中共權力的格局。

「文革」失敗後，毛澤東式的政治家成為昨日黃花，中共由黨政官僚主導。而「六四」之後，胡趙為代表的開明政治家失勢，中共的官僚氣更為濃重。鄧小平本為講究實用主義的官僚，這時勉為其難，以政治家姿態作最後一搏，推動中共接受市場經濟，此後，中共之派系格局更為明顯，與此前大為不同。

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權力

大體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團派官僚、非團派官僚，以及太子黨。江澤民較為特殊，他本人與鄧胡趙等同屬中共第二代，身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黨血脈，一旦晉身最高層，即依靠太子黨支持而施展權力。他在鄧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場經濟，逐漸地自己也主動起來，不僅維持改革開放之勢，而且為權貴集團開闢出相當廣闊的空間。

平民出身的團派官僚因胡錦濤掌權而起，溫家寶本身為黨機構官僚，也因團派崛起而得勢。他們本來易於得到民眾支持。但他們的習慣於守成，使他們比江澤民輩更傾向於權力交接新秩序較規範運行。同時，他們對黨國大局則缺乏政治家視野。偏偏中國處在改革開放、亟需根本轉型的年代，團派官僚便逐漸以平庸而著稱。

新秩序在形成之時，就受到江澤民挑戰。繼而，薄熙來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動作。同時，改革停滯，社會各階層對胡溫執政日益不滿，官民矛盾逐漸尖銳化。團派習慣性地以維穩為重，太子黨則對於危機逼近較為敏感，許多人顯示出以變革救黨的雄心。

當此之時，即使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有仿效毛澤東的「改造」與「革命」宏圖之嫌，即使薄熙來被免職實乃咎由自取，但胡溫處置重慶事變，終究觸動其它兩派。要恢復權力平衡，須經複雜的博弈，特別是，政變之勢一旦出現、形成，要走出來並不容易。

迷霧籠罩下的局勢將如何發展，還很難判斷。現在能夠肯定的是，試圖以中共黨內民主而求中國民主，此路不通。「國際大循環」乃求助於國際市場，加入世貿組織則是求助於國際規範。顯然，只有國際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國，而中共仍拒絕民主，則只能與政變相伴。

（原標題: 從「重慶事變」看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