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反思」的豈止重慶市委、市政府！(組圖)

王立軍受聘北京郵電大學兼職教授（圖：北京郵電大學官方網站/看中國配圖）

 王立軍事件的全貌雖然還在調查中，但涉嫌違紀違法已經是板上釘釘無可置疑了。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外記者會上談到該事件時稱：「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然而，就王立軍事件以及透過該事件「必須反思」的，又豈止是重慶市委、市政府？

那個給「打黑英雄」錦上添花，獻上「兼職教授」和「兼職博士生導師」桂冠的西南政法大學不該反思嗎？頭頂「98.5」和「21.1」光環，步西南政法大學後塵，給「打黑英雄」獻上兼職教授和兼職博士生導師「大禮包」的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第三軍醫大學、重慶大學、北京郵電大學等校不該反思嗎？

像這種攀附政治明星，以及眾多攀附娛樂明星、社會名流的，把「教授」、「博士」乃至「博士生導師」頭銜作為「禮品」隨意相贈的俗惡舉止，除了上述大學頻頻向王立軍之流拋出「繡球」外，像北大，人大，復旦等名校也不能倖免而積極廁身其間，致使中國高等教育的形象在國際上蒙羞。作為這些大學（絕大部分為教育部部屬大學）的直接管理者——中國教育部的部長不該進行反思嗎？

在王立軍如日中天，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時，他頭上有多少頂桂冠搞不清楚，但那頂西南政法大學加冕的「名譽教授」卻是記憶猶新的。王立軍副市長的職務被免去了，但「名譽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桂冠，現在還沒有聽說有什麼說道。桂冠肯定是要摘下來的（違紀違法之人，如何能享此殊榮？），但戴上去的時候熱烈、隆重，盡人皆知，摘下來也不能偷偷摸摸，總得給公眾一個說法，一個交代，總得「反思」一下。

名譽教授雖然不是實職，但絕不可以胡亂地授受，更不能把它作為為了學校私利而進行公關的一塊敲門磚。然而在當時中國的「紅都」重慶，在「打黑唱紅」如火如荼的時刻，西南政法大學領導不失時機地向「打黑英雄」王立軍授予名譽教授和兼職博士生導師的稱號，除了出於學校公關的需要，也是為了對重慶市委領導「獻忠心」，表明政治上緊跟的目的。

一個公安局長，大體上相當於古代的「都頭」。《水滸》中陽谷縣的武松武都頭，就相當於縣公安局長。不管縣或市，乃至直轄市，公安局長與教授總是兩碼事，前者是保一方平安；後者是教書育人，研究學術。退一步說，即使政法大學與公安工作有關，出於教學和科研需要要聘公安局長為名譽教授，那也得要受聘的局長拿出一點稍有學術含金量的東西來。而王立軍從來沒有報導過他從事公安工作二十餘載，在學術上（如刑事偵破技術、治安理論等）有何建樹。再退一步說，即使要給王立軍送「名譽教授」的桂冠，那也得讓警官學院、公安大學先送，這比較合乎情理些，你政法大學去搶「頭功」，實在有點急不可耐，讓人小瞧了。

美國哈佛大學三百五十週年校慶時，貴為一國之尊的里根總統想弄一頂比名譽教授層次低得多的名譽博士的帽子戴戴，結果吃了哈佛一個閉門羹，搞得總統大人很沒面子。

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公認的數一數二的名牌大學，首先是它至高無上的學術尊嚴；其次才是曾經出過36位（排行世界第二)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其它對人類進步的貢獻。沒有學術尊嚴，一個諾獎也別想得到，就像中國現在的大學那樣。

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西南政法大學等一大串給王立軍送「大禮包」的「98.5」、「21.1」也應該反思。但是那些給「張立軍」、「李立軍」等各式「立軍」送過「大禮包」的大學校長就不該反思嗎？，別以為那些「立軍」們現在沒有東窗事發，依然炙手可熱，就可以瞞天過海，故作鎮靜。其實，一所大學，無論你過去多麼輝煌燦爛，但只要你出賣了學術尊嚴，是逃不過公眾法眼的。像這樣的大學在當今中國不勝枚舉，因此要中國的教育部長也「必須反思」，絕不會構成「冤假錯案」

重慶搞的「唱讀講傳」、「唱紅打黑」，不妨暫不爭論，但至少很多明顯的極其幼稚和勞民傷財的舉措是應該進行深刻反思的。

例如動用大量人力、財力，搞什麼「重上井岡山」，「重走朱毛挑梁小道」，讓幹部戴上八角帽，穿上當年紅軍服，搞得不倫不類，滑稽可笑，其實是住賓館，享休閑。還有那花費巨資，動輒動員數以千計幹部群眾的「唱紅」，從演出服裝、道具、佈景、場地費、排練和演出補助、交通費、演出指導費……，到千里迢迢還跑道首都去顯擺，耗費了納稅人多少血汗！浪費了多少人寶貴的精力和時間（實質上是生命的無謂消耗）！

這裡說的「反思」，不是指重慶市委、市政府的「必須反思」，而是指重慶主要領導頤指氣使、一意孤行，公然聲稱「不怕左」的「紅彤彤」年代，那些受矇蔽的民眾、「從不投反對票」和棄權票的重慶「申紀蘭」和「倪萍」們、那些弘揚「主旋律」的中央媒體駐重慶的機構和老記們。   

重慶被免職前的主要領導用給市民一些經濟上的小恩惠，來掩蓋種種政治上的「左傾」幼稚病。在長達數年的時間內，在偌大一個重慶市竟然聽不到一點點不同的聲音。幾千萬重慶市民成了「順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成了馴服工具和「螺絲釘」，為把中國人大說成「橡皮圖章」，政協是「花瓶」的「別有用心」的人，卻好提供了一個絕妙的例證。直屬中央的新聞媒體駐重慶分站與重慶市委、市政府成了「哥倆好」，輿論監督形同虛設。不少中央高官和紅二代到重慶看了和聽了以後，也是一片讚美聲，甚至把重慶看做中國「未來的希望」。

重慶市委、市政府固然「必須反思」，但重慶那些懷有「樸素的階級感情」的市民；重慶的「申紀蘭」和「倪萍"；連篇累牘、喋喋不休為重慶原領導的獨斷獨行、恣意妄為推波助瀾的老記、「老編」；為重慶原領導敲邊鼓的紅二代、對重慶原領導的政績認可的高官，是否也應該反思一下呢？

哪怕是平頭百姓，像那位重慶媒體曾大肆宣揚過的「大義滅親」的69歲老人易如國，「進京演出前母親不幸去世，老人硬是忍住悲傷，堅持到了最後」，鐵心進京「唱紅」，老媽死了也不回家奔喪，連臨死前見其最後一面也置於不顧，是不是也要好好地反思反思？你對得起含辛茹苦生你養你的老媽嗎？

進京演出前母親不幸去世，易如國老人硬是忍住悲傷，堅持到了最後。（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一方面在鼓吹孔子、儒家學說和孝道；一方面又為「唱紅」、「唱讀講傳」推波助瀾。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可是對易如國「大義滅親」，「顧全大局」「催人淚下」的事跡，卻被主流媒體謳歌成「英雄壯舉」，無異抽自己的耳光。

那位重慶赴京「唱紅」團的團長大人，你不覺得易如國先生的「革命性」高得是否有點過分了嗎？你對你的親媽也是像易如國那樣鐵石心腸嗎？

說了這麼多「反思」，其實最最應該反思的是應該深究一下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在山城表面上轟轟烈烈，鶯歌燕舞，而實際上萬馬齊喑，只能有一個聲音？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但也是一個並不難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癥結就出在政治體制上。由於「穩定壓倒一切」，「一切」當然就包括所有的東西，例如包括民主與法治，包括公民的知情權、話語權、表達權、監督權。選舉權也由申紀蘭大娘、倪萍阿姨等一乾忠於黨國的「螺絲釘」們代表了。官員們沒有任何監督，就不可能不無法無天，為所欲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重慶不是出了王立軍事件，估計依然是紅彤彤的「解放區的天」。出了這麼一件大事，令國人吃驚，也令中央萬萬們沒有想到。其實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在沒有發生王立軍事件的地方，表面上「穩定祥和」，但同樣由於一把手沒有任何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民眾處於被代表、被恩賜的地位，以致沒有幾個地方官民不對立的，民怨不深重的。

重慶市委、市政府固然「必須反思」，而對形成重慶今天「必須反思」局面的有關人和事以及源頭，是不是也應該和更應該反思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