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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地預言「文革」暴風雨者

「不服用」的顧准:精確地預言「文革」暴風雨

作者:柴靜  2012-03-17 14: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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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7歲的顧准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職務。

關於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揹帶褲,戴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15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1個月之後,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裡,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工具大步跳出了當時紮在知識份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歷史學家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份子未能達到顧准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畫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

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裡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是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寫道。

「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記錄的就多。」他在日記裡寫道。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裡,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揹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飢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後,他在日記裡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充裕建設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於民工……政治挂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裡「已經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記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飢荒中,他已經沒有餘心再像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裡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大聲說話,理應有此機會。」他寫道。

1960年之後,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10年,他沒有日記留世。

所以,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牆上。

事後他對朋友張純音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終於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麼?」

顧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准拿著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啊?」

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准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准,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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