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蔣中正
抗日戰爭爆發後,教育界為配合軍事鬥爭,為教育適應抗戰之需與奪取抗戰勝利獻計獻策,形成了強勁的戰時教育思潮。他們適時地提出了頗有歷史意義的教育應當深刻反省,「戰時需作平時看」,「平時需作戰時看」和不宜以大學生作兵員等極富建設性的建議,保證了抗戰時期各級各類教育的持續發展,而不是因為抗戰而全面停輟,從而為抗戰建國儲備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戰時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於軍費,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8年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3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後的2倍。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
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方面來看,按照1937年8月27日制頒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仍應「戰時要當平時看」,「務力持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並「儘可能範圍內,設法擴充容量,收容戰區學生」。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隨著戰區日益擴大,沿江沿海各省區教育比較發達者,均遭日軍蹂躪,小學校多在敵人到達之前數小時,教員攜其教具避難偏僻鄉村。
學前教育遵循著抗日戰爭時期學前教育方針:「幼稚教育,應使保育與教導並重,增進幼兒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發育,並培養其人生基本的良好習慣。施教對象應推廣及於貧苦兒童。」以後,教育部奉行「戰時須作平時看」原則,於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國學前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法規——《幼稚園規程》;1943年教育部對「規程」予以修正,經呈奉行政院令,改為《幼稚園設置辦法》,並於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產生大量難民。而難民中有很多孤苦無著的兒童。為解決難童的收容、教養問題,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和保育院應運而生。1938年3月10日,國共兩黨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漢發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推選宋美齡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鄧穎超等為常務理事,在全國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島設分會20多個;在各戰區設立兒童保育院53所,總共收容難童3萬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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