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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紀事中國2011(圖)

2011-12-15 09:26 作者:蔣方舟 桌面版 简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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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
蔣方舟

時間被縮短了,我們從未如此頻繁地使用「恍若隔世」這個詞。一去不復返的,不只是奧運時期北京明媚而蔚藍的天空,還有剛慶祝完六十大壽的祖國作為政權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為成為了敏感詞而消失在話語空間。

一年飛快地過去,除了「神八」飛船上天、中國殲20隱形戰鬥機試飛,記憶裡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喜悅的事情。2008年奧運會以來大國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顯消退和降溫,「民族主義」這張牌突然失靈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國家力量完成的「舉世矚目」的大事後,都緊跟著對大筆財政支出的追問。

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之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唱衰忽然多於唱好。在危機感面前,越來越多人開始考慮移民,在2012年前搶一張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參與了一場沒有贏家、莊家通吃的遊戲。就連春風得意的房地產商,也在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的強壓下,在年末,變得憂心忡忡、愁雲慘淡。

2011年,人禍多於天災,憤怒早化為麻木與虛無。「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沈從文)

重建社會信任

2011年的開端就籠罩著在「不明真相」的陰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上訪村長錢雲會之死仍然撲朔迷離,當地政府給出「交通事故」的調查結果無法說服憤怒的網民。12月29日《新聞聯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發了網友尋找真相的人肉行動。

公權力無恃無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慣性思維,讓老百姓不再假裝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計畫時,紛紛把「幸福」作為自己施政的關鍵詞。廣東首先提出「幸福廣東」的概念,北京提出「將居民幸福感作為目標」,重慶則更誇口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當「科學發展觀」走入難自圓其說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該含淚追問:「你們說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絕給予真相的維穩理由,人民則有追問的權力。追問——即使已經是陳年舊事:去年上海靜安大火後,上海政府到底總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發放的?追問,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紅十字會到底是什麼關係?追問,即使答覆遙遙無期:「7•23」動車事故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羅永浩死磕西門子的耐力,當不斷遭遇沉默、敷衍和謊言,人們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卻一點點坍塌摧毀,失去了修復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諺語,說「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騙我一次,是你羞恥,被你騙兩次,是我的恥辱)。」類似的說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僅是鐵道部的道,也是在現代法律觀念引入之前,中國自古歷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來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國家級貧縣秭歸縣巡視期間,20天共花費80萬元,他們當然不是唯一的天價欽差;2011年9月,湖南邵陽發生沉船事故,12個學生死亡。當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學生名單,網民質疑隱瞞死亡人數;還是邵陽,計生部門被指強行將十餘名嬰幼兒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屬必須繳納撫養費才能贖回小孩,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嬰幼兒被以收養名義「銷往」國外,邵陽調查組給出的官方定論是「無搶嬰、無買賣」,疑團的陰影卻從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鎖,讓人們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選擇相信最黑暗的那個。而政府,則反過來指責人們輕信謠言。

對於黑暗與罪惡的狂熱幻想,在公權力,是「合理質疑」。在社會層面,則是相互仇視和及聲嘶力竭要求「亂世重典」。

駕車撞人後又將傷者刺八刀致死的藥家鑫,承受了這個社會可以疊加的一切對於罪惡的想像:富二代、軍二代、藥父母對被害人家屬的冷漠無情……。藥家鑫於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處死刑。死後,原告律師張顯才承認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藥家鑫判處死刑前,原告律師張顯在微博裡曾寫:「既要消滅藥家鑫的軀體,還要消滅藥家鑫的靈魂!」藥家鑫死後,藥父寫:「我現在告訴藥家鑫,你的靈魂一定要圍繞在張顯老師家,接受他的洗禮,在陽間你沒有做一個好人,在陰間你一定要在張顯老師的指導下,做一個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們在討伐的狂歡後,開始呼籲反思,可那顯得多麼虛情假意,說更多的話也是無益。

1990年1月1日,東歐剛剛經過巨變,從極權主義的鐵製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的哈維爾發表新年致辭: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裡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麼繁榮,我們現在是多麼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麼輝煌燦爛。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一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

重建社會信任,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一個富強繁榮社會的許諾,一個對烏托邦的設計藍圖,而僅僅是還原這個國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變的基礎,是一切的開始。

在2012末日來臨之前,從公開透明,回應人們的追問開始,不如我們重新來過?

通往公民社會

2011年最引人矚目的公民行動莫過於「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熱潮。從江西新余女職工劉萍開始,成都作家李承鵬、上海作家夏商、評論家五嶽散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財經作家柳紅等先後通過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將參與新一輪地方人大代表競選。

社會名人和網路紅人的參選,無異於一劑雞血,從微博興起而貫穿民間。教師、大學生、白領、律師紛紛加入參選的隊伍。參選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人們的熱情來自於找到了一條通向公民社會的合法路徑。激活民主,爭取權力,手段溫和,路徑清晰。

這場法律允許下的抗爭,很快就被判斷為「與虎謀皮」而遭到阻撓。隨著名人們的不斷退選,這場火熱的公民行為變得更像公民行為藝術。不折不撓的少數幾個參選人,也最終落選,寂寥收場。所有的正劇開端,都以鬧劇收場。

自下而上的訴求如何表達?當溫和理性的選項消失,戾氣堆積在心中,蔓延開來。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廣東,四川外來打工者和本地人又開架——在可以預計的未來,隨著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權利平等,這種地域間的城市內戰會愈發激化。

在這些暴力行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例,一個在江西撫州,為被非法拆遷的房屋上訪十年的錢明奇,訴冤無門,引爆了三所政府機關建築。一個在遼寧瀋陽,小販夏俊峰和城管執法人員發生爭執,刺死三名城管。

錢明奇發了最後的微博,「自願將死後全身器官捐獻給社會。條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獻,非正常死亡不捐獻。受捐者年齡10至16歲兒童少年,必須要貧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醫療費用。」然後平靜赴死。

夏俊峰給父母最後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沒有事,你們放心吧。對於這個結果,我也早有準備,心態早就調整好了,我並不是脆弱的人,你兒子不會讓你們失望。我們鬥不過人家……」

三年前為殺警察的楊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樣為錢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稱其為大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後倒逼的武器:要麼選票,要麼炸藥。

「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兩千多年前,荀子就寫過這樣極端的身體體驗,他描述這樣極端的痛苦,是企圖以暴力模擬的方式催促當時的人趕快改良。

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卻不喜歡以恐嚇要挾的荀子,而偏愛好言相勸的孟子。

兩千年前的荀子與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從來都是建築公民社會的主力,他們提供藍圖和方法論。2011年,意見領袖太多了,群眾不夠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賣直沽名」者甚。

領袖多了,自然要為爭山頭而激鬥。五嶽散人和吳法天在微博上約架引來群眾圍觀;方舟子打假質疑賀衛方也有眾多助拳;孔慶東連爆粗口大罵《南方人物週刊》;司馬南和司馬平邦沆瀣一氣,擠兌「民煮逗士」;烏有之鄉大戰南方系;萬民起訴茅於軾。

公共知識份子(簡稱「公知)變成了罵人的詞。公知約架、公知造謠、公知唾面自乾。所有人都在諷刺公知。那麼誰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給公知下個定義的話,他們總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誇張而聳動地發言,比起專業性話語,他們更喜歡使用浮誇的意識形態語言;公知愛站隊,迅速找到自己的戰壕而打擊不同聲音,對他們的對手思考甚多,對他們自己是誰思考甚少。

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經形容「建國」後的讀書人,「前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聲音無疑是熱鬧的,卻多為殺戮之聲——甚至連知識份子,也用專制的方式,討論著民主事宜。忠臣死諫者仍在「理性建設」,激進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來之前提前分化,蛋糕還沒開始做就已經因為該怎麼瓜分而打得頭破血流。左右之爭在2011年激化,沒有共識;更可怕的是,沒有共同的底線。

通往公民社會的荊棘路,還要走很遠。

無恆產者無恆心

「squeezed-middle(備受擠壓的中產階級)」,這個詞打敗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佔領行動抗議經濟不公義的國際運動)」,獲選牛津英文詞典的2011年度詞彙。字典定義,「squeezed-middle」指在經濟困難時期,受到通貨膨脹、薪資凍結、削減公共開支影響特別嚴重的社會階層,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階層。

2011年,雖然政府為了應對通脹壓力而處處限,從「限價」到「限購」,但工薪階層仍然深受漲價之痛,行政干預下價格管制,仍然把社會暴露在惡性通脹的危機下。如果說通貨膨脹是每天必須面對的痛苦,那麼稅負則是後知後覺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網上有一篇名為《月入萬元「最高」稅負多少》的熱文在網上流傳。網友晒出個人賬單:「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繳稅。」

在福布斯的榜單上,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二。財政部負責人指該指數統計方法不科學。權力掮客們則搬出歐洲,說那也是高稅收國家。

高稅收對應的應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財政收入對應的是吝嗇的福利返還。那麼錢都到哪兒去了?在高中教科書裡,有這麼一句話:「稅收具有無償性,國家取得稅收收入既不需要返還給納稅人,也不需要對納稅人直接付出任何代價。」

我們從小就接受政府應該從自己身上拿錢的洗腦教育,不問「為什麼」與「憑什麼」,卻學會了用腳投票。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到體制內去,因為知道皇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臃腫低效的國企,因為知道民營企業的舉步維艱。

「溫州模式」剛剛被盛讚,年中就出現企業倒閉,老闆跑路。人均GDP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也在年末出現房價跳水。限購令不寬反嚴,房地產業的緊縮讓地產商日子也變得難過。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從未動搖過,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經濟動盪不知是因還是果,讓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溫。體制內的人要走,是搶一張轉移財富的船票。體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為他們不在官僚裙帶的庇護下,沒有人敢保證自己笑到最後。

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徵並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穩定。穩定來源於安全感,對自身生活和財富的安全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產生真正的中產階級,因為人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安全感。《紐約時報》頭版以《中國之富拆遷之痛》的文章報導了作家閻連科所在小區被強拆的事情,難以想像連知名作家也會無助無告。

沒有安全感的社會,孕育不出穩定的社會階層,而只有穩定的社會階層才能滋生穩定的心理狀態。有恆產者有恆心。所謂恆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溫家寳總理在感嘆「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時用的詞。佛山兩歲女童悅悅連遭兩車碾過,18個冷漠走過的路人則讓時評家們紛紛呼籲道德建設。

奇怪的是,歷史上所有極權政府都熱衷於強調道德的力量。蘇聯政府曾經塑造一個告發親生父親是「人民的敵人」的小學生為少年英雄,奉為全體蘇維埃人的楷模,緊跟著的就是大清洗運動。國民黨政府也曾發動浩浩湯湯的「新生活運動」,要恢復儒家倫理,一方面企圖「改造國人之國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個被忽略的小細節很有意思。彷彿已經預料到社會潰敗的徵兆似的,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眾生,這顛倒了中國自古以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士大夫道德裸奔,卻要求庶人穿上褲子。

道德敗壞,是因為時局太壞。時局太壞,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會走入死循環。唯一的出路在於:制度決定人,而不是相反。機會平等的制度,減少了挖牆腳搭便車的投機行為;公平可靠的制度,讓人們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為的動機。與其杜鵑啼血般聲聲呼喚道德回歸,還不如要求還民恆產。

中國人來了

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或者,中國可以購買股票,用不到1萬億美元吞併蘋果、微軟、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價值的50個體育機構加起來的價格不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二。

如果買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匯儲備就可以買下曼哈頓和華盛頓;如果買能源,可以買下今年88%的石油供應;如果買食品,可以花外匯儲備的一半就買下美國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買安全,那麼理論上中國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國防部。

一個月前,我去倫敦。在地球上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樓下。已經在英國待了十五年的導遊小孟,仰頭看著高層,表情說不清是羨慕、自豪還是憤懣,說:「這座樓最高層的三間公寓,也就是最貴的三間據說分別是被一個卡達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中國人購買。」

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義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中國人來了,湧入世界各處富庶之地與不毛之地。

中國人來了,身披金甲聖衣,腳踏七色雲彩,更讓他顯得像個蓋世英雄的是滿懷鈔票。

中國人被許多非洲國家視為救世主,因為帶去了貿易、投資、工作和技術。而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作者則把中美關係形容成一場婚姻:一方負責存錢和投資,另一方則負責花錢,誰也離不開誰。

外交是利益場,中國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錢買來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際」在今年卻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斥資36億美元在緬甸修建的大壩,被緬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計畫斥資約880萬美元買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島土地,也被冰島拒絕。

美國對中國的評價不再遮掩和謹慎,希拉里在接受採訪時直接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糟糕透了」。

國內媒體當然反彈式的回擊,認為印證了他們「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貫判斷。《環球時報》發社論領導範兒永遠那麼正:《警惕境外影響,但別被它擾亂》。中國又不高興了,沉浸在境外反動勢力論的中國不曾自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成為了國際社會的異類?

如果說內政上的傲慢毫無道理,那麼外交上的軟弱簡直莫名其妙。俄羅斯用推土機驅趕從事耕作的中國農民,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上遇難,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節節敗退,政府的反應永遠只有一個:嚴正抗議。

如何以大國心態,去適應大國體型是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就導致中國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卻永遠神情倨傲,姿勢扭捏。

看中國編輯註:

蔣方舟:2008年入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出生於一九八九十月,游離在八零後和九零後的交界地帶,少年早慧,九歲出書,十一歲出長篇小說。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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