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
時間被縮短了，我們從未如此頻繁地使用「恍若隔世」這個詞。一去不復返的，不只是奧運時期北京明媚而蔚藍的天空，還有剛慶祝完六十大壽的祖國作為政權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為成為了敏感詞而消失在話語空間。
一年飛快地過去，除了「神八」飛船上天、中國殲20隱形戰鬥機試飛，記憶裡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喜悅的事情。2008年奧運會以來大國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顯消退和降溫，「民族主義」這張牌突然失靈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國家力量完成的「舉世矚目」的大事後，都緊跟著對大筆財政支出的追問。
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之後，世界對中國經濟的唱衰忽然多於唱好。在危機感面前，越來越多人開始考慮移民，在2012年前搶一張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參與了一場沒有贏家、莊家通吃的遊戲。就連春風得意的房地產商，也在史上最嚴厲的行政手段的強壓下，在年末，變得憂心忡忡、愁雲慘淡。
2011年，人禍多於天災，憤怒早化為麻木與虛無。「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沈從文）
重建社會信任
2011年的開端就籠罩著在「不明真相」的陰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樂清上訪村長錢雲會之死仍然撲朔迷離，當地政府給出「交通事故」的調查結果無法說服憤怒的網民。12月29日《新聞聯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發了網友尋找真相的人肉行動。
公權力無恃無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慣性思維，讓老百姓不再假裝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計畫時，紛紛把「幸福」作為自己施政的關鍵詞。廣東首先提出「幸福廣東」的概念，北京提出「將居民幸福感作為目標」，重慶則更誇口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當「科學發展觀」走入難自圓其說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該含淚追問：「你們說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絕給予真相的維穩理由，人民則有追問的權力。追問——即使已經是陳年舊事：去年上海靜安大火後，上海政府到底總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發放的？追問，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紅十字會到底是什麼關係？追問，即使答覆遙遙無期：「7•23」動車事故調查報告什麼時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羅永浩死磕西門子的耐力，當不斷遭遇沉默、敷衍和謊言，人們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卻一點點坍塌摧毀，失去了修復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諺語，說「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騙我一次，是你羞恥，被你騙兩次，是我的恥辱）。」類似的說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僅是鐵道部的道，也是在現代法律觀念引入之前，中國自古歷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來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國家級貧縣秭歸縣巡視期間，20天共花費80萬元，他們當然不是唯一的天價欽差；2011年9月，湖南邵陽發生沉船事故，12個學生死亡。當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學生名單，網民質疑隱瞞死亡人數；還是邵陽，計生部門被指強行將十餘名嬰幼兒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屬必須繳納撫養費才能贖回小孩，交不起罰款的家庭，嬰幼兒被以收養名義「銷往」國外，邵陽調查組給出的官方定論是「無搶嬰、無買賣」，疑團的陰影卻從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鎖，讓人們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選擇相信最黑暗的那個。而政府，則反過來指責人們輕信謠言。
對於黑暗與罪惡的狂熱幻想，在公權力，是「合理質疑」。在社會層面，則是相互仇視和及聲嘶力竭要求「亂世重典」。
駕車撞人後又將傷者刺八刀致死的藥家鑫，承受了這個社會可以疊加的一切對於罪惡的想像：富二代、軍二代、藥父母對被害人家屬的冷漠無情……。藥家鑫於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處死刑。死後，原告律師張顯才承認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藥家鑫判處死刑前，原告律師張顯在微博裡曾寫：「既要消滅藥家鑫的軀體，還要消滅藥家鑫的靈魂！」藥家鑫死後，藥父寫：「我現在告訴藥家鑫，你的靈魂一定要圍繞在張顯老師家，接受他的洗禮，在陽間你沒有做一個好人，在陰間你一定要在張顯老師的指導下，做一個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們在討伐的狂歡後，開始呼籲反思，可那顯得多麼虛情假意，說更多的話也是無益。
1990年1月1日，東歐剛剛經過巨變，從極權主義的鐵製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的哈維爾發表新年致辭：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裡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麼繁榮，我們現在是多麼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麼輝煌燦爛。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我們民族巨大的創造力和精神潛能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一個自稱屬於勞動人民的國家，卻貶損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陳腐的經濟制度正在浪費我們可能有的一點能源……」
重建社會信任，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一個富強繁榮社會的許諾，一個對烏托邦的設計藍圖，而僅僅是還原這個國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變的基礎，是一切的開始。
在2012末日來臨之前，從公開透明，回應人們的追問開始，不如我們重新來過？
通往公民社會
2011年最引人矚目的公民行動莫過於「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熱潮。從江西新余女職工劉萍開始，成都作家李承鵬、上海作家夏商、評論家五嶽散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財經作家柳紅等先後通過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將參與新一輪地方人大代表競選。
社會名人和網路紅人的參選，無異於一劑雞血，從微博興起而貫穿民間。教師、大學生、白領、律師紛紛加入參選的隊伍。參選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人們的熱情來自於找到了一條通向公民社會的合法路徑。激活民主，爭取權力，手段溫和，路徑清晰。
這場法律允許下的抗爭，很快就被判斷為「與虎謀皮」而遭到阻撓。隨著名人們的不斷退選，這場火熱的公民行為變得更像公民行為藝術。不折不撓的少數幾個參選人，也最終落選，寂寥收場。所有的正劇開端，都以鬧劇收場。
自下而上的訴求如何表達？當溫和理性的選項消失，戾氣堆積在心中，蔓延開來。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廣東，四川外來打工者和本地人又開架——在可以預計的未來，隨著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權利平等，這種地域間的城市內戰會愈發激化。
在這些暴力行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例，一個在江西撫州，為被非法拆遷的房屋上訪十年的錢明奇，訴冤無門，引爆了三所政府機關建築。一個在遼寧瀋陽，小販夏俊峰和城管執法人員發生爭執，刺死三名城管。
錢明奇發了最後的微博，「自願將死後全身器官捐獻給社會。條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獻，非正常死亡不捐獻。受捐者年齡10至16歲兒童少年，必須要貧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醫療費用。」然後平靜赴死。
夏俊峰給父母最後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沒有事，你們放心吧。對於這個結果，我也早有準備，心態早就調整好了，我並不是脆弱的人，你兒子不會讓你們失望。我們鬥不過人家……」
三年前為殺警察的楊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樣為錢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稱其為大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後倒逼的武器：要麼選票，要麼炸藥。
「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兩千多年前，荀子就寫過這樣極端的身體體驗，他描述這樣極端的痛苦，是企圖以暴力模擬的方式催促當時的人趕快改良。
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卻不喜歡以恐嚇要挾的荀子，而偏愛好言相勸的孟子。
兩千年前的荀子與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從來都是建築公民社會的主力，他們提供藍圖和方法論。2011年，意見領袖太多了，群眾不夠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賣直沽名」者甚。
領袖多了，自然要為爭山頭而激鬥。五嶽散人和吳法天在微博上約架引來群眾圍觀；方舟子打假質疑賀衛方也有眾多助拳；孔慶東連爆粗口大罵《南方人物週刊》；司馬南和司馬平邦沆瀣一氣，擠兌「民煮逗士」；烏有之鄉大戰南方系；萬民起訴茅於軾。
公共知識份子(簡稱「公知)變成了罵人的詞。公知約架、公知造謠、公知唾面自乾。所有人都在諷刺公知。那麼誰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給公知下個定義的話，他們總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誇張而聳動地發言，比起專業性話語，他們更喜歡使用浮誇的意識形態語言；公知愛站隊，迅速找到自己的戰壕而打擊不同聲音，對他們的對手思考甚多，對他們自己是誰思考甚少。
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經形容「建國」後的讀書人，「前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直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聲音無疑是熱鬧的，卻多為殺戮之聲——甚至連知識份子，也用專制的方式，討論著民主事宜。忠臣死諫者仍在「理性建設」，激進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來之前提前分化，蛋糕還沒開始做就已經因為該怎麼瓜分而打得頭破血流。左右之爭在2011年激化，沒有共識；更可怕的是，沒有共同的底線。
通往公民社會的荊棘路，還要走很遠。
無恆產者無恆心
「squeezed-middle（備受擠壓的中產階級）」，這個詞打敗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佔領行動抗議經濟不公義的國際運動）」，獲選牛津英文詞典的2011年度詞彙。字典定義，「squeezed-middle」指在經濟困難時期，受到通貨膨脹、薪資凍結、削減公共開支影響特別嚴重的社會階層，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階層。
2011年，雖然政府為了應對通脹壓力而處處限，從「限價」到「限購」，但工薪階層仍然深受漲價之痛，行政干預下價格管制，仍然把社會暴露在惡性通脹的危機下。如果說通貨膨脹是每天必須面對的痛苦，那麼稅負則是後知後覺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網上有一篇名為《月入萬元「最高」稅負多少》的熱文在網上流傳。網友晒出個人賬單：「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繳稅。」
在福布斯的榜單上，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二。財政部負責人指該指數統計方法不科學。權力掮客們則搬出歐洲，說那也是高稅收國家。
高稅收對應的應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財政收入對應的是吝嗇的福利返還。那麼錢都到哪兒去了？在高中教科書裡，有這麼一句話：「稅收具有無償性，國家取得稅收收入既不需要返還給納稅人，也不需要對納稅人直接付出任何代價。」
我們從小就接受政府應該從自己身上拿錢的洗腦教育，不問「為什麼」與「憑什麼」，卻學會了用腳投票。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到體制內去，因為知道皇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臃腫低效的國企，因為知道民營企業的舉步維艱。
「溫州模式」剛剛被盛讚，年中就出現企業倒閉，老闆跑路。人均GDP全國第一的鄂爾多斯也在年末出現房價跳水。限購令不寬反嚴，房地產業的緊縮讓地產商日子也變得難過。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從未動搖過，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經濟動盪不知是因還是果，讓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溫。體制內的人要走，是搶一張轉移財富的船票。體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為他們不在官僚裙帶的庇護下，沒有人敢保證自己笑到最後。
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徵並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穩定。穩定來源於安全感，對自身生活和財富的安全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無法產生真正的中產階級，因為人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安全感。《紐約時報》頭版以《中國之富拆遷之痛》的文章報導了作家閻連科所在小區被強拆的事情，難以想像連知名作家也會無助無告。
沒有安全感的社會，孕育不出穩定的社會階層，而只有穩定的社會階層才能滋生穩定的心理狀態。有恆產者有恆心。所謂恆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溫家寶總理在感嘆「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時用的詞。佛山兩歲女童悅悅連遭兩車碾過，18個冷漠走過的路人則讓時評家們紛紛呼籲道德建設。
奇怪的是，歷史上所有極權政府都熱衷於強調道德的力量。蘇聯政府曾經塑造一個告發親生父親是「人民的敵人」的小學生為少年英雄，奉為全體蘇維埃人的楷模，緊跟著的就是大清洗運動。國民黨政府也曾發動浩浩湯湯的「新生活運動」，要恢復儒家倫理，一方面企圖「改造國人之國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執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個被忽略的小細節很有意思。彷彿已經預料到社會潰敗的徵兆似的，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眾生，這顛倒了中國自古以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士大夫道德裸奔，卻要求庶人穿上褲子。
道德敗壞，是因為時局太壞。時局太壞，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會走入死循環。唯一的出路在於：制度決定人，而不是相反。機會平等的制度，減少了挖牆腳搭便車的投機行為；公平可靠的制度，讓人們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為的動機。與其杜鵑啼血般聲聲呼喚道德回歸，還不如要求還民恆產。
中國人來了
中國到底有多有錢？《經濟學人》統計，中國可以購買全部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國債，這樣就可以一瞬間解決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而且即使這樣做，中國還剩下一半的外匯儲備。
或者，中國可以購買股票，用不到1萬億美元吞併蘋果、微軟、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價值的50個體育機構加起來的價格不到中國外匯儲備的百分之二。
如果買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匯儲備就可以買下曼哈頓和華盛頓；如果買能源，可以買下今年88%的石油供應；如果買食品，可以花外匯儲備的一半就買下美國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買安全，那麼理論上中國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國防部。
一個月前，我去倫敦。在地球上最貴的公寓「海德公園一號」樓下。已經在英國待了十五年的導遊小孟，仰頭看著高層，表情說不清是羨慕、自豪還是憤懣，說：「這座樓最高層的三間公寓，也就是最貴的三間據說分別是被一個卡達人、一個俄羅斯人、一個中國人購買。」
中國人來了，勤勞能幹得讓全世界汗顏與驚恐。兩個義大利記者穿越亞平寧半島去尋訪中國移民，寫下《中國人不死》的書，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只工作、不生活、機智努力、封閉樂觀、死而後生、永生不死。
中國人來了，湧入世界各處富庶之地與不毛之地。
中國人來了，身披金甲聖衣，腳踏七色雲彩，更讓他顯得像個蓋世英雄的是滿懷鈔票。
中國人被許多非洲國家視為救世主，因為帶去了貿易、投資、工作和技術。而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作者則把中美關係形容成一場婚姻：一方負責存錢和投資，另一方則負責花錢，誰也離不開誰。
外交是利益場，中國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錢買來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際」在今年卻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斥資36億美元在緬甸修建的大壩，被緬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計畫斥資約880萬美元買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島土地，也被冰島拒絕。
美國對中國的評價不再遮掩和謹慎，希拉里在接受採訪時直接批評中國的人權記錄「糟糕透了」。
國內媒體當然反彈式的回擊，認為印證了他們「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貫判斷。《環球時報》發社論領導範兒永遠那麼正：《警惕境外影響，但別被它擾亂》。中國又不高興了，沉浸在境外反動勢力論的中國不曾自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成為了國際社會的異類？
如果說內政上的傲慢毫無道理，那麼外交上的軟弱簡直莫名其妙。俄羅斯用推土機驅趕從事耕作的中國農民，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上遇難，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節節敗退，政府的反應永遠只有一個：嚴正抗議。
如何以大國心態，去適應大國體型是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就導致中國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卻永遠神情倨傲，姿勢扭捏。
看中國編輯註：
蔣方舟：2008年入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出生於一九八九十月，游離在八零後和九零後的交界地帶，少年早慧，九歲出書，十一歲出長篇小說。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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