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反差:女兒再也不去撿門口垃圾(圖)
回國上小學之後
就像是一個圍城,裡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兩位移民父母下了很大決心,將孩子帶回中國接受基礎教育,但國內的基礎教育讓他們又愛又恨。無論如何,小學一畢業,他們又都要把孩子再帶出去
2011年9月剛開學,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國的陸太太,說起這幾年帶孩子回國讀小學的事,感覺就像打了一場仗。
就像一個圍城,裡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到2011年,Edmond回來讀了五年小學,媛媛讀了三年小學。國內的基礎教育讓老余和陸太太又恨又愛。無論如何,小學一畢業,他們又都要把孩子再帶出去。
美國:不提倡孩子學那麼多東西
2008年夏天,陸太太的女兒媛媛在美國讀完了一年級,但陸太太開始覺得不滿。
陸太太1986年移民美國,住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州。在這個典型的美國小鎮上,亞裔家庭不多,大部分美國父母都對年幼兒女的教育沒什麼計畫,只是放任他們玩兒,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級時才開始接觸學習。
陸太太成長於嚴格的中式家庭教育,就像今年被熱炒的「虎媽」一樣,她理所當然也希望女兒和自己接受大體相同的教育。女兒媛媛很小就開始上一個離家很遠的華人私人幼兒園,媛媛在上小學前已經學了很多,並養成了一些基本的學習習慣,媛媛自己也對這種方式很喜歡,覺得每天都過得「很有意思」。
等媛媛上了一年級,問題來了。老師從26個英語字母開始教起——可是這些媛媛兩歲時就會了,她甚至已經不再看圖畫書而改成讀以字為主的故事書。媛媛已經會兩位數的加減法,在陸太太的訓練下,她可以一分鐘做一百個1位數加減法。而美國小學裡教的數字加法的進位有些「亂七八糟」。「美國的老師真的不會教數學。」陸太太說。
媛媛一下子覺得一年級的課程沒有挑戰性,「這個學校怎麼這麼沒意思?」她常常這樣問媽媽。媛媛漸漸變得情緒低落,上課也坐不住,老師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評她,更傷了她的自尊心。陸太太去找校方,校長回答說:那是你的錯,你為什麼要教她那麼多?
在陸太太的堅持下,校方還是給媛媛做了一個學習能力測試,結果是:依照美國小學教學大綱標準,媛媛的數學程度已達到四年級下到五年級上的水平;英語程度在三年級下的水平。陸太太希望學校能讓媛媛升級,但校方說,媛媛的確屬於Gifted(天分高),但是我們不提倡讓孩子在小時候學那麼多東西,所以我們不同意讓她跳級。
這讓陸太太很氣憤和無奈。陸太太對美國小學的不滿還有很多,比如,國內的小學老師會規範小學生握筆、坐姿,但美國老師明確告訴陸太太:我們不管這個,小孩自由就好。但在陸太太看來,這造成了很多美國孩子的字「難看得要死」。更糟的是,在美國,家長不能問孩子的成績,因為這屬於隱私。陸太太並不是想通過成績來管制女兒,但還是想知道女兒的具體學習情況。
陸太太的美國丈夫有時候也開玩笑說她是「虎媽」。陸太太就回道:「我就是中國媽媽。」還解釋說,虎媽不是個別的,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很多亞洲人的孩子學習比較好,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家長工夫花下去的。
陸太太認為,良好的基礎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終身。因此,夫妻倆商量後決定:陸太太辭掉工作,帶媛媛回到上海老家,邊做志願者,邊帶孩子上小學。
家長:不希望孩子只剩一張華人面孔
陸太太決定讓女兒回國讀小學,還基於一個重要考慮,學中文。
陸太太移民到美國後雖然沒在華人圈裡生活和工作,但一直保持著中國情結:我從哪裡來,語言從哪裡來,「我總覺得我們要有根——我的孩子要有中國根」。
老余和夫人堅持讓Edmond回國上小學,也是這個原因。
老余的大女兒是六年級畢業去的加拿大,中文基本保留了下來。但大多數不到十歲就移民的孩子,中文很快就忘記了。每次在聚會上,老余和夫人發現,從香港、臺灣、東南亞移民去加拿大的華裔,不會中文的各個都想學。「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很想學中文,但是已經很難了。」
Edmond出生在加拿大,六歲了,不會說中文,搞不清楚外婆是誰,他理不清中國的親戚關係。在老余看來,Edmond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做根「黃香蕉」,要麼「全盤西化,把中國忘了」。但老余不願意接受第二種選擇,「總不能一個種族最重要的東西沒有了,掏空了,只剩一張華人的面孔。」
老余和夫人下決心不讓中國文化在兒子這代丟掉。為了延續家族的中國文化,余太太不久前還考下了對外漢語教師的資格證,「不管兒子以後娶什麼老婆,女兒嫁什麼人,他們的孩子我會教,第三代也沒問題。」余太太說。
當然,中國經濟的增長也使他們更堅定了回國的決心。加拿大幾乎所有銀行都有中文部,如果Edmond能學好中文,未來在職場也會多個選擇。因此,老余把Edmond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區一個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學,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學「純粹的中文」。
在成就感與挫折感之間
為了接受正規的中式基礎教育,陸太太沒有選擇使用西式教育的國際學校,而是選了上海一所實驗小學,學校對傳統的教育方法做了改進,但也保留了傳統教育的一些精華。
學校裡的教育和陸太太想得一樣,從握筆、坐姿等細節開始對孩子的習慣進行規範。媛媛在美國時已經算寫字寫得漂亮的孩子,回國後,老師還是說她寫的「8」字一定要糾正,如果8、6寫不好,數字就會出問題。陸太太覺得這就正是她希望女兒學習的東西。
媛媛的作業不多,一般在學校做一部分,回家做一部分。「老師規定回家作業必須在半個小時內做完,最多四十五分鐘。」而且老師要求如果到了規定的時間作業還做不完,家長也要讓孩子停下來。每次做完功課,媛媛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還源自其他方面。媛媛成了學校的小主持人,學校也利用她流利標準的美式英語,錄英語朗讀帶領同學們跟讀,媛媛也經常幫助同學練習口語。為了適應媛媛的學習進度,校方在媛媛的課程上也主動地做了些調整,她跟一年級上語文,數學跟二年級上,英語則上四年級的課。
Edmond卻沒這麼幸運
進小學的第一天,因為完全聽不懂老師說的中文,Edmond哭個不停。一個心理課老師過來安慰他:「你怎麼哭啊,你是男子漢!」可是沒有用,Edmond也不懂「男子漢」是什麼意思,沒人這樣跟他說過話。
在加拿大,小孩子上課不用規規矩矩地坐著,Edmond也沒見過一排排桌椅的教室,因此,最初回國的時候,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課就走到講台上去溜躂一圈兒。
儘管如此,一年級還算順利地過去了,期末考試,Edmond還拿了全班第一。
「每一個孩子都是九死一生」
但幾年之後,老余承認,他最初低估了國內的應試教育,直到親身經歷後,才明白,這套機制究竟是怎樣的。
最大的問題是抄寫。Edmond的作業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五遍、十遍,不停地寫。Edmond不喜歡枯燥地寫相同的字,他喜歡閱讀,回國時已經能讀《查理和巧克力工廠》這樣的兒童小說,認識漢字後,Edmond開始讀中文書,什麼書都愛看。「把孩子完全禁錮在作業本上,那麼浩如煙海的有趣故事就沒有了。」老余和夫人於是幫兒子「做減法」:老師說抄四個,他們只讓抄兩個。
不僅中文要抄,英文也要抄,而且英文作業是英文單詞和漢字意思都抄。Edmond媽媽嘗試和老師溝通:這些英文孩子都會,能不能不抄?答:不可以。少抄?不可以。那中文可不可以不抄?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讓他用這些時間學點更有意思的,帶書去學校看可以嗎?」得到的回覆還是:「不可以,你可以去跟校長打招呼。」
媽媽後來才明白,因為領導經常要檢查,所以老師必須保證全班作業的一致性,不能因為某一個學生會了就不寫。
從加拿大回國時,Edmond已經看了上百本英文讀物,回國上一年級時,學校還允許他帶自己的閱讀書到學校,但升到二年級就不允許了。老余只好強化Edmond在家裡的英文閱讀,他對孩子設定的目標開始下降:從最初的打好基礎,變成只把中文和數學學好就OK。
到了三年級,老余家開始強烈地感受到,「小升初」的迫近改變了整個學習氣氛:作業越來越多,Edmond每晚要寫到十點、十一點。老余不斷給Edmond減壓,告訴他不必做完所有作業,但Edmond卻不願意,「因為他在那個環境裡。」余太太因為不希望Edmond走進題海戰術,不要求Edmond做學校的模擬題,還把Edmond的數學老師得罪了。
其實,Edmond對數學最感興趣。小時候,他看數學會看得笑出來,學會閱讀後,Edmond經常自己研究書裡的問題,上到二年級時,Edmond已經自學了六年級的分數加減法,現在,Edmond已經開始能看大學生看的概率論了。
老余從兒子身上發現,孩子天生就有學習的能力,老師最要緊的任務,是告訴孩子到哪裡去學習,在哪裡尋找知識。「我們全部的教學都是在扼殺孩子的興趣,每一個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
到了三年級,Edmond的同學們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個模子裡。整個生活的目的就是為了上一所好初中,然後上好高中,最後上所好大學。老余發現活蹦亂跳的孩子送到學校去,出來都是一個樣。每個孩子看的、背的、寫的全是一樣的東西,說什麼都說什麼,不知道什麼就都不知道什麼,「把活生生的孩子裝到模式裡面了,這很可怕」。
直到三年級,Edmond的成績都是班裡前三名,他很努力地去適應這個模子,「但是這個文化實在太殘酷了。」老余說。
最讓老余一家無法接受的,是老師對待孩子的方式。有一天,Edmond怒氣沖沖地回到家,原來一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把一個同學的作業撕了,只因為那個同學寫錯了一個答案。在老余和余太太看來,老師還經常對孩子頤指氣使,成績不好,就會受到歧視,老余深切地感覺這些孩子「很可憐」,而他認為教育是平等教育,孩子能夠得到歡樂。余太太說,她甚至想寫篇文章:《加拿大的校長是什麼樣的》。
讀完三年級,Edmond 「一秒都不耽誤」地轉學到了一所國際學校。說到這裡,老余攥了一下拳頭,彷彿打了一場勝仗地說,「我挽救了Edmond。」
在國際小學,沒有全國統考,沒有小升初,作業一下子就減輕了,Edmond多了很多閱讀的時間。老余也開始帶孩子出外遊玩,增加更多的體育鍛練。
國際學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英語、數學、語文水平參差不齊,所以學校鼓勵孩子,可以單科跳級。今年9月份開學,Edmond應該上五年級,但他自己報名參加跳級考試,獲得了直接讀六年級的機會。
但老余也發現了國際學校的問題。國內的國際學校變成了貴族學校,但又與西方的貴族學校完全不同。「西方的貴族學校是培養貴族,要求嚴格,甚至苛刻;國內的貴族學校是伺候貴族,老師幾乎不敢管孩子。
最終還是要出國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老余和陸太太也都發現孩子氣質行為上的變化。
「剛回來時更有禮貌一點。」老余說,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誰都會說「對不起」,現在經常想不起來說。Edmond四歲時回北京的第一天,還沒有進家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撿門口的垃圾,但「現在再也不這樣了」。
回國一年後,媛媛中文進步很大,不僅能聊天,還能用中文寫日記。她希望爸爸來中國時,可以去機場接爸爸,並當翻譯,因為「路標上的中文我全都認識」。
從這個角度說,陸太太很欣慰。她很慶幸能在女兒像海綿一樣最能吸水的年齡,把基礎打好。
但在另一方面,媛媛開始變得嘰嘰喳喳,說話調門很高,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樣子。陸太太覺得她「有些好習慣都沒了」。比如,原來打噴嚏一定是用胳膊擋住嘴巴——不能用手,會因為摸東西造成細菌傳染。但現在打噴嚏,媛媛不再這麼做了。「請」「謝謝」也很少說,跟別人說話總是「給我拿這個」「給我拿那個」。走進電梯,也不再用「早」「你好」和鄰居打招呼。陸太太開始有些擔心了。
媛媛現在中文讀二年級,英語讀五年級,陸太太覺得最晚四年級後必須要回美國。陸太太也已經看出,越向上讀,孩子的壓力會越大,因為被逼著讀書、考試、升學,孩子的知識面會慢慢變狹窄。「美國教育的好處是,四年級以後,學校就開始真正地教了:會教你學習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提倡有樂趣地學習。」
除此之外,環境和食品安全是陸太太最為擔心的問題。她平時很少帶女兒出去玩,女兒吃的早餐、水果、肉類等也是她從美國大包小包帶回來的,以至於她常常覺得自己有些誇張。
老余也決定,Edmond上完小學六年級就回加拿大。在他們看來,國外的教育特點是,「年級越高,學得東西越多,主要是學東西的方法不同,他們學習很多調查研究的方法。」讓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女兒一個四年級同學的一份歷史作業,為了講述一段歷史,做了大量的調查,作業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樣,有文字、圖片,還裝訂成冊。
上六年級的Edmond看上去像個二年級的孩子,他會擺弄著客廳裡的像棋和客人大聲交流,說他喜歡中文多於英文。漂亮的混血兒媛媛,也表達著對中國和中文學校的喜愛。
對於老余和陸太太來說,他們也漸漸擺脫了在兩種教育制度中的搖擺,開始認識到,沒有一種兩全其美的教育,重要的是讓孩子自己在成長中能夠區分和識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未來的很多孩子都會是沒有國界的人,」陸太太說,「他們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各種文化,各種模式,沒有哪一種絕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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