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家寶背誦普希金的詩說起
在俄羅斯參加上合組織成員國總理會議之前，溫家寶十一月六日先去聖彼得堡郊區參觀了俄國文學家普希金曾就讀的皇村中學。溫家寶在皇村中學的普希金紀念館對著麥克風講話時一臉鄭重地說：「其實我對普希金的認識，不僅是他對自然，對生活的熱愛，他是在沙皇專制時代對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頌》。他說我相信我長久會為人們所尊敬，因為我用我心靈的豎琴撥動了善良的人們的心弦，我歌頌過自由。在我那個嚴酷的時代，我為倒下的人們呼籲要有所慰籍。」
與江澤民心血來潮的當眾梳頭和嘴裡蹦英文單詞等雷人舉動正相反，溫家寶在公開場合明顯沒有隨機的言論，都是經過計畫而且有所指。如果說紀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著前賢的足跡前行，那麼在俄國這番借題表白中所提到的為人們「呼籲」和「慰籍」已顯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來次在不同場合講話時所涉及的政改言論。然而這種聽來悲壯實際是為開脫自己的詩朗誦難免貽笑天下。作為一國的總理，其任期之內的政績應該不只是用空談來給國民一點「慰籍」。倘若民眾需要的只是一些侃侃而談帶來的心理愉悅的話，那還不如去聽相聲。至少現在很多的草根相聲還能直指慘淡的社會現實。如果溫總理真的希望長久為人們所尊敬，不必在俄國千里傳音，可以試一試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誦一段《自由頌》。
儘管一再重複的抒情已讓民眾失去興致，但從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讀出另一個事實，那就是，當中共高層唯一的一個偶爾還提提政改的人已經認定那些言談只不過是「慰籍」時，那些對政治改革還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歸零，可以死心了。實際上那些政改言論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撫平民怨。提政改以長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
於是，無論溫家寶本意如何，中國人所正在經受的政治卻是，一面是全國各地的暴力強拆、佔田奪地，迫害上訪者、維權律師和異見者，一面是省市縣各級的溫家寶們和媒體一起下基層，體民情，吃盒飯，關心五毛蛋；一面揮舞狼牙棒，一面餵胡蘿蔔；一面暴打，一面慰安。於是，當然要擴建精神病院。
但是，無論紅朝控制國民的手段有多變態而有效，卻已日益顯露出種種即將敗亡的跡象。暴政狂妄之頂點，也就是陷落的起點。
一，正如近期一些經濟學者直言，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面臨崩潰，甚至已有學者 預言和論證中國政府即將破產。而「經濟發展」這唯一「合法性」的崩潰必然牽帶紅朝政治的潰塌。二，從國際大環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西亞，又衝垮了埃及專制政權，現已席捲利比亞。僅存的專制國家接連爆發革命，勢如破竹，這無疑是紅朝當前最大的威脅。三，國內各種民怨沸騰，騷亂一觸即發。
近日一些學者已對中國經濟形勢之危作出驚人的分析，此處不重複。最近還有一個佐證。前不久二十國集團第六次峰會召開前，胡錦濤在嘎納稱解決歐洲債務問題主要還是要靠歐洲，相信歐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決債務問題。這一表態讓那些期待中國能出手相救的歐洲人開始有些失望，卻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向來不通經濟的紅朝領導人們也已感到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現狀已自顧不暇。
很難想像，這個在其治下的社會裏連被碾壓的幼童都沒人救助的政權去救助外國，會是出於某一個崇高而不「低俗」的理由。紅朝政權從來就因其無合法性、不被接納而設法利用一切機會製造「合法性」，以讓人接納。對內，利用暴力和「經濟發展」的小利令民俯首，對外，割地，投資，或以經濟和軍事「援助」換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歐洲眾國深陷經濟危機，按說是北京政權大顯身手之時，胡錦濤作如此表態，必然是北京方面百般權衡內憂外患的結果，可見其形勢之危。在一個動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稅就能引起重大群體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投資」歐洲，臨界點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剝一層皮，「胡哥」心裏也沒底。
從國際環境看，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爆發的革命已對紅朝政權造成巨大的震懾，同時為中國民眾帶來了啟示和動力。阿拉伯之春風從突尼西亞開始，吹過了埃及，又吹綠了利比亞。僅存的專制兄弟一個接一個被「顛覆」，甚至被民眾亂槍打死，聯想到自身，紅朝必膽寒心顫，已然高度警惕中國社會任何可能催生茉莉花開的因素。從突尼西亞革命開始紅朝就加緊了對國內的嚴控和打壓，包括維權民眾、民主人士、異見作家或藝術家、媒體、網路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特殊情況」可以隨意讓人失蹤不通知家屬，警察盤查身份證的權力被無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 娛樂消遣的地步，特別是不能拿當局來娛樂，因為對當局的懼怕一減少，反抗的膽量必然增加。以上種種，足見當局的驚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響下，中國民眾已通過各種方式表現出響應的 態度和熱情，此前中國各地多個城市發生的「散步」行動已牛刀初試，而最近各方聲援甚至親自動身去山東探望陳光誠的行動，還有「成為艾未未 債主」的大型行動藝術已經說明現在的中國只要有一個茉莉花開的契機，絕不缺少參與者和領導者，無論是靜開還是怒放。
紅朝不光對一般民眾越來越難以控制，對被其控制最為嚴密的階層和人群同樣在喪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嚴控的媒體領域來說，絕不會只有一個官媒的記者想逃往海外，更不會只有一個官媒或地方媒體的記者想過要去臨沂探望那位盲人好漢。近年各級和地方媒體擦邊球式和明褒暗貶式報導漸增，抗旨現象也漸多，甚至還出現集體抗旨的現象。
現在各個階層，各行各業，各種類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趨向。變化最大的，是中下層民眾的反抗形式。與幾年前的集體靜坐、集體下跪等群體平靜反抗和楊佳殺警案、朱軍殺法官案等個體暴力反抗相比，中國社會近來的民抗官行為越來越開始趨向於集體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執法」，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稅等等，而且頻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計，衝突的劇烈程度也不再僅限於從前的圍堵建築物或推翻警車，現已頻頻發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國現在距離大規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條將各種衝突的點串連在一起的線。應該注意的是，在目前異常的高通貨膨脹、高稅、中小企業倒閉、百業蕭條等直接威脅到基本生活的現實問題促動下，這條線隨時可能生成。
那麼更應該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還要徹底軋死的司機們，那一個個漠視生命的過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講人性的。
對中國的執政者來說，天從無絕人之路，除非人自己執迷死路而不悟。幾個阿拉伯國家的社會驟變已經展示了一個選擇的參照。或者解體共產專制，讓中國能像突埃一樣基本平穩地過渡，或者如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卡扎菲一樣冥頑到底最終命喪於暴怒的亂槍之下。這不禁讓人想起胡錦濤數次出訪國外時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神和人民給你的時間是有限的」。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兩種結局，也許就是上天給黨內高層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最後一個選擇的機會。To be or not to be, is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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