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家宝背诵普希金的诗说起

在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之前，温家宝十一月六日先去圣彼得堡郊区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温家宝在皇村中学的普希金纪念馆对着麦克风讲话时一脸郑重地说：“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籍。”

与江泽民心血来潮的当众梳头和嘴里蹦英文单词等雷人举动正相反，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明显没有随机的言论，都是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如果说纪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着前贤的足迹前行，那么在俄国这番借题表白中所提到的为人们“呼吁”和“慰籍”已显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来次在不同场合讲话时所涉及的政改言论。然而这种听来悲壮实际是为开脱自己的诗朗诵难免贻笑天下。作为一国的总理，其任期之内的政绩应该不只是用空谈来给国民一点“慰籍”。倘若民众需要的只是一些侃侃而谈带来的心理愉悦的话，那还不如去听相声。至少现在很多的草根相声还能直指惨淡的社会现实。如果温总理真的希望长久为人们所尊敬，不必在俄国千里传音，可以试一试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诵一段《自由颂》。

尽管一再重复的抒情已让民众失去兴致，但从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中共高层唯一的一个偶尔还提提政改的人已经认定那些言谈只不过是“慰籍”时，那些对政治改革还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归零，可以死心了。实际上那些政改言论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抚平民怨。提政改以长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

于是，无论温家宝本意如何，中国人所正在经受的政治却是，一面是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占田夺地，迫害上访者、维权律师和异见者，一面是省市县各级的温家宝们和媒体一起下基层，体民情，吃盒饭，关心五毛蛋；一面挥舞狼牙棒，一面喂胡萝卜；一面暴打，一面慰安。于是，当然要扩建精神病院。

但是，无论红朝控制国民的手段有多变态而有效，却已日益显露出种种即将败亡的迹象。暴政狂妄之顶点，也就是陷落的起点。

一，正如近期一些经济学者直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面临崩溃，甚至已有学者 预言和论证中国政府即将破产。而“经济发展”这唯一“合法性”的崩溃必然牵带红朝政治的溃塌。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斯，又冲垮了埃及专制政权，现已席卷利比亚。仅存的专制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势如破竹，这无疑是红朝当前最大的威胁。三，国内各种民怨沸腾，骚乱一触即发。

近日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经济形势之危作出惊人的分析，此处不重复。最近还有一个佐证。前不久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召开前，胡锦涛在嘎纳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这一表态让那些期待中国能出手相救的欧洲人开始有些失望，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向来不通经济的红朝领导人们也已感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已自顾不暇。

很难想像，这个在其治下的社会里连被碾压的幼童都没人救助的政权去救助外国，会是出于某一个崇高而不“低俗”的理由。红朝政权从来就因其无合法性、不被接纳而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合法性”，以让人接纳。对内，利用暴力和“经济发展”的小利令民俯首，对外，割地，投资，或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换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欧洲众国深陷经济危机，按说是北京政权大显身手之时，胡锦涛作如此表态，必然是北京方面百般权衡内忧外患的结果，可见其形势之危。在一个动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税就能引起重大群体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投资”欧洲，临界点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剥一层皮，“胡哥”心里也没底。

从国际环境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对红朝政权造成巨大的震慑，同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阿拉伯之春风从突尼斯开始，吹过了埃及，又吹绿了利比亚。仅存的专制兄弟一个接一个被“颠覆”，甚至被民众乱枪打死，联想到自身，红朝必胆寒心颤，已然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任何可能催生茉莉花开的因素。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红朝就加紧了对国内的严控和打压，包括维权民众、民主人士、异见作家或艺术家、媒体、网络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特殊情况”可以随意让人失踪不通知家属，警察盘查身份证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 娱乐消遣的地步，特别是不能拿当局来娱乐，因为对当局的惧怕一减少，反抗的胆量必然增加。以上种种，足见当局的惊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众已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响应的 态度和热情，此前中国各地多个城市发生的“散步”行动已牛刀初试，而最近各方声援甚至亲自动身去山东探望陈光诚的行动，还有“成为艾未未 债主”的大型行动艺术已经说明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一个茉莉花开的契机，绝不缺少参与者和领导者，无论是静开还是怒放。

红朝不光对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对被其控制最为严密的阶层和人群同样在丧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严控的媒体领域来说，绝不会只有一个官媒的记者想逃往海外，更不会只有一个官媒或地方媒体的记者想过要去临沂探望那位盲人好汉。近年各级和地方媒体擦边球式和明褒暗贬式报导渐增，抗旨现象也渐多，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旨的现象。

现在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趋向。变化最大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形式。与几年前的集体静坐、集体下跪等群体平静反抗和杨佳杀警案、朱军杀法官案等个体暴力反抗相比，中国社会近来的民抗官行为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集体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执法”，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税等等，而且频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计，冲突的剧烈程度也不再仅限于从前的围堵建筑物或推翻警车，现已频频发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国现在距离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条将各种冲突的点串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异常的高通货膨胀、高税、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等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促动下，这条线随时可能生成。

那么更应该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还要彻底轧死的司机们，那一个个漠视生命的过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讲人性的。

对中国的执政者来说，天从无绝人之路，除非人自己执迷死路而不悟。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骤变已经展示了一个选择的参照。或者解体共产专制，让中国能像突埃一样基本平稳地过渡，或者如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卡扎菲一样冥顽到底最终命丧于暴怒的乱枪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锦涛数次出访国外时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两种结局，也许就是上天给党内高层所有良知尚存者的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To be or not to be, is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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