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千百萬城市青年走入窮途

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8年7月，「文革」初期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隨著毛統區奪權任務的逐步實現和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進入了尾聲。而毛統區一千萬左右「停課鬧革命」或「留校鬧革命」的大、中專學生，和六六、六七、六八屆高中、初中畢業生，卻仍然作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四處衝擊。如何安置這批為毛澤東奪權有功的學生，變成了毛澤東傷腦筋的問題。

1966年「文革」以來，生產受到很大衝擊，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礎上再降4.2%。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的形勢，絕大多數的工礦和基層單位無法招收新工。同時，各類高等學校和專業技術學校也都全面陷於癱瘓，研究生、留學生的培養和選派工作也完全停頓。

兔死狗烹、棄若敝屣是毛澤東處理功臣的慣用伎倆，誤導別人更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

1968年7月，毛澤東發出指示：「我們提倡知識份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是到農村中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於是，在整個毛統區掀起了一陣宣傳「再教育」理論的熱潮。[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吃閑飯》為題，發表關於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導。《人民日報》為之加的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編者按認為，這是一種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風尚。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體力勞動的城鎮居民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隨後，毛統區各地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的運動。[2]

千百萬城市青年走入窮途

到農村去「上山下鄉」，幾乎成了當時青年們的唯一選擇，他們失去了升學成才的機會，他們求職謀生的門路被徹底斷絕，被趕進了荒野（毛澤東語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當然有合適後門的人例外，這是權力主義社會的正常現象。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整個「文革」期間，國家和企事業單位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100億元。在許多地區，由於安置人員過多，超過了農民的負擔能力，出現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口糧、爭工分的情況。這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程度不同地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對於大多數下鄉知青來說，由於生產上不能自給，生活上無法自理，加上有些地區對知青實行同工不同酬的「土政策」，多數知青在生活上還要靠家裡補貼，給家長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和壓力。[3]

福建省莆田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兒子李良模初中畢業以後，1969年走向了毛澤東安排的上山下鄉窮困路，窮得無錢看病，沒有錢理髮，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這就夠痛苦的了，另一個孩子面臨重蹈覆轍的命運。1972年12月22日，不堪生活重壓的李慶霖，冒死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他的孩子在農村所遇到的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困難：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線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勤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澤東：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住房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李慶霖的信中，還提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招乾時任人唯親的不正之風問題。

李慶霖在這封信的末尾說：

毛澤東：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4]

知青家長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件，給我們留下了插隊落戶知青困頓生活絕對真實的、珍貴的歷史資料。

由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本身是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的瞎胡鬧，所以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非不搞上山下鄉。隨著一批批新畢業的學生不斷地湧入農村，漸漸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積重難返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回城風」的強勁衝擊下，只能繼續靠行政命令維持著。而在人們心目中，實際已歸於破產。[5]

註：

（原文以毛主席稱呼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