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語境下，老百姓一般從三種人處獲得「真相」：一種是官方媒體，也即《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一種是新聞發言人，就是王勇平、王旭明之類的；一種是體制內的所謂「專家學者」，比如司馬南、方舟子、孫東東之流。在當下，這三種特殊的群體無論是正面和負面的社會意見，無論宏大或細微的新聞事件，無論甜酸苦辣的生活話題，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第一種官方媒體，也即中央電視臺、人民網和新華社等所謂的權威媒體，權威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播放的都是字正腔圓的「八股文」，無論紅事白事，幾乎從未怎麼改動過稿子，毫不誇張地說，唯一變化的就是人名和數字而已。
我曾在《媒體請歸還我們真實的領導人》一文質疑過，領導人並不是不親民，也不是普通話不准，更不是表達能力不好，為什麼新聞鏡頭每次都是很固定的由播音員進行口頭播報，然後播放幾個截圖，簡單了事便罷？搞得電視機前的觀眾連國家領導人的聲音是怎樣的，領導人在電視裡高興地笑起來是因為什麼都不知道，即使領導人一句玩笑話媒體都千方百計遮遮掩掩的例子有很多。
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奧運會前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被記者假設性地問他如果有可能，希望能參加哪些奧運體育比賽。胡錦濤聽完翻譯後笑著透露了自己的運動喜好：「我比較喜歡乒乓球、游泳」，接著表示「如果讓我選擇比賽項目的話，我會選擇乒乓球」。不料他緊接著又笑著補了一段說：「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中國乒乓球隊的隊員名單啊，已經對外公布了，因此我這個願望看起來是難以實現了！」又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江蘇調研。當聽說在當前國際經濟不太景氣情況下，某企業一季度出口仍然增長了五點六成，溫家寶幽默地說：「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飯了！」前陣子拜登在四川大學演講，也有很多演講內容被遮掩了。不讓老百姓說話也就算了，連領導人公開說的話都不能讓老百姓知道，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第二種是新聞發言人。溫州動車事故讓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一夜爆紅，其經典妙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只能說這是個奇蹟」等等，最終因輿論壓力王勇平被調任。事實上，作為新聞發言人，他是完全不合格的。新聞發言人，最起碼具備兩點素質，一是信息掌握得要全面和確切，二是要有面對和應付媒體的經驗和風度。溝通的前提，就是要將新聞發言人還原成一個普通的人：面對常識他承認，看到離別他悲傷，遇見苦難他流淚。
2003年「非典」事件中，政府在公眾中喪失公信力，部分國家機關和省市開始任命新聞發言人。這年晚些時候，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市順義區舉辦了兩期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來自66個中央、國家機關和各省市單位的177位學員參加了培訓，揭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縱觀各個國家部委和省份的新聞發言人，多由新聞司司長(新聞辦主任)或辦公室(廳)主任兼任，由於不是核心業務部門，發言人在回應記者提問前需要與各個業務部門多次溝通，或者獲得高層領導的授權。
然而，在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政府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允許列席最高級別的決策會議，對相關信息和決策過程有著清晰和準確的把握。他們一般都具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瞭解如何與媒體和公眾進行有效溝通。但在我國，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定為某個特定的官階或職位，他不一定能夠瞭解全面的信息。與網民比起來，新聞發言人反而成為‘信息弱勢群體’，這是很荒誕的事情。
第三種是體制內的所謂「專家學者」。最近，央視軍事「磚家」張召忠豪言：卡扎菲抵抗到明年絕對沒有問題。話音未落，卡扎菲就遭到全城搜捕。有專家豪言，三峽工程能夠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結果連幾十年一次的洪水都差點Hold不住。這些專家，叫毒舌專家，擁護誰誰倒霉。另一類專家，是看似體制外然而卻很大可能是體制內的，像方舟子、司馬南之流。
比如，方舟子號稱「打假鬥士」，打假直指中國國家研究部門和高校的著名教授、高級領導，使很多顯赫人物落馬，有些是真實的，但有些完全是不靠譜亂咬人的。方舟子特別喜歡使用扣帽子、貼條子，把人斗死鬥臭，把人罵到精神崩潰的手段，流氓是不講道理的，他不怕挨罵，但是怕講道理，誰跟他講道理就被莫名其妙地瘋咬，真是光腳不怕穿鞋的。
在信息閉塞的時代，老百姓活在「謊話重複100遍，便像是真理」的環境下，對話語權而言，他們缺乏機會和手段，缺乏條件和能力，只能被動地、無條件地接近大眾傳媒，他們幾乎無法得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各種信息，也無法發出自已的聲音。並且，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在近些年來的市場化運作中，逐漸喪失了本身己經「很微弱的社會批判功能」，除了幾家有良心的媒體在堅守底線外，其他的幾乎成了官媒信息的複印紙，已然失去了獨立性。然而，微博時代的興起，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新聞發言人，老百姓可以通過更多的渠道瞭解各方信息，公共意識空前提高，只要沒有體制的一再干預，也許這樣的情況會越來越好。當權者應明白，壟斷話語權是相當危險的行徑，堵住更多的聲音，也就意味著失去更多的民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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