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你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下）
三、四川，你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這是問罪的邏輯延伸，也是一個看似沒有終端的命題，令人痛苦。即使我憑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開這個蓋子，哪怕只弄到幾個不同地貌單元縣的「非正常下降」資料也好。因為，每當觸及這個題目時，書記和縣長們盡都沉默了，這自然是他們心有餘悸。我猜測，對這樣的「絕密」材料麼，從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時，軍隊奉命在各縣擋案館廢墟上不遺餘力地挖掘、搶救的「保密資料」中，估計也有這類紙屑。原溫江地區「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萬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虧了當代「楚霸王」紅衛兵(謝謝他們幫了毛的倒忙)。之後，我也一直以它為參照模數，加上若干口碑資料，暗自進行過定量分析。人命畢竟不是螻蟻。在四川全省絕非「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的正常年景裡，且在和平條件下，死得不如螻蟻的萬千生命不該是永遠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嚴，這是一個民族活得有價值的基石。
好在一經「改正」了「右派問題」後，我的份內使命尚可名正言順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資料(包括「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大死亡的相應時段)。與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飽飯」的特例相比較，光熱資源相對豐富的廣袤的紅層丘陵地區就不盡相同了，在當地徑流相對貧乏，即水因數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就會由旱情導致農田亁涸，變成災害了。從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壩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賑災並輔以民間施善即可度過。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記載常用「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來描述，「人相食」的慘劇也發生過。趙紫陽曾特稱盆中樂至、安岳、金堂等縣為「毀滅性亁旱區」。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該區有的地方幾乎棵粒無收，還用汽車運水救急，但最終卻無一名餓殍倒斃。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省內各地皆未發生較大面積的連續亁旱，更無特大連續亁旱，其旱情也遠遠不及一九七九年。這是有案可查的。鑒於我當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資料及各縣上報資料未能整理成冊，皆應急性地用在各個專題中了，分散了。為節約篇幅計，現謹以《成都水旱災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主要依據，該書由德高望重的熊達成教授任顧問並作序。我信得過他的人品。他不會撒謊，間或只會繞開敏感問題走。
這冊「災害志書」記述的地域範圍不是特指成都市區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崍、蒲江、大邑、崇慶(崇州市)、新津、雙流、溫江、郫縣、灌縣(都江堰市)、彭縣(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區、龍泉驛區及金堂縣等衛星城，泛稱「大成都」，即西起邛崍山區、東入盆中丘陵區、北嵌龍門山區、南接雅安冰川臺地區，兼有高山、中山、低山、臺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單元，其旱象的發生情勢及程度既具有多樣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鑒此，該書足可進一步證明「大躍進」中的四川有無全省性的「三年連續特大自然災害」等問題。
僅以旱災論，該書在第四章「旱災典型」中舉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
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
三是一九四二年雙流縣東山地區大旱;
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
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書中斷無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連續亁旱」，換言之，這是特大暴君製造的特大謊言。所以，人禍的有無已是一個勿須特別論證的問題了。
在書末附錄的「水旱災害大事記」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紀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領導建成都江堰為止，蜀地皆以洪患為主;之後，成都平原即「水旱從人，不知飢饉」，遂為「萬姓糧倉」，且為「國賦根本」(諸葛亮語)，斷無哀鴻聲起。直至民國時期(即毛時代一貫特指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美如錦繡的川西大壩子仍然如此。即使時逢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四川也出現了該書記述的「水利建設高潮，為支援前線作出了巨大貢獻。」
有關餓死人的記載，在「反動統治時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崍、蒲江繼上年冬亁，春夏連旱缺雨，回龍鄉(位於低山、深丘區)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顆粒無收，全鄉餓死九十餘人，有三戶全家餓斃。」另半次仍發生在這兩縣境內，時間已移至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崍縣山丘區水田亁裂……秋成歉收，鄉民糠菜度荒，間(或)有餓斃者。」——我對此次「餓斃」之所以定為半次，是因該書在此處將「間(或)」也作為量化詞使用了，這類似初等數學課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請讀者注意，中共黨文化在偷換概念時，使用的中間轉換環節常常都是用的這個χ，只不過它比死捂蓋子還是稍稍好一些。
在該書中，當然還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豈止「三戶全家餓斃」的絲毫痕跡的，就連χ即「間(或)」也沒有。關於這個「餓斃」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達成教授曾經有過一次單獨對話：
「教授，過糧食關餓死人的事情，您不會不知道吧?」
「哪會不知道!我都水腫吶。」
「從尊重科學和事實的角度講，不該是天災吧?」
「那當然。」
「說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禍，您看，總不為過吧?」
「當然……」
「您曉不曉得川西壩子餓死了多少人?」
他搖搖頭，噓著氣。
「三十六萬!至少是!」
「哦?!……」鶴髮童顏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區都死得這樣慘，別的地方不會更好吧?」
「那是當然……」
「您看、中國人的命，是不是太賤了?一文錢不值!」
「……」他不作答，雙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順便弄清具體真像，憑著良知……」接著，我向他扼要訴說了我在茅亭抬屍隊的經歷，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還有各種直觀印象，以及耳聞慘狀……
他摘下眼鏡拭拭眼角後，沉吟道：「好在這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也太敏感了。咱們向前看吧。你的聰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課題上吧。還有一系列課題咧，花一輩子時間都不夠。其實，這也是對萬千死者，最好的紀念，當然也是我對你的期待……」
隔了十餘年後，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這冊資料性的(也當是史實性的)志書後，儘管我對他當年告誡的「向前看」，對他的仍然繞開敏感問題走，連χ也不敢留一個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過，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還是有的，他終於在序言中陳訴了另一個史實：
「予行年八十，親歷成都大洪災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潰壩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區間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災後，予出任四川省導河委員會(府河、南河)導修工程處處長，以省外賑款修復自北門洞子口至彭山縣江口河段的橋樑、河堤、堰頭、船閘等人毀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處。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所幸工程成後，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連續出現洪水，沿河城鄉均慶安瀾，於心斯慰耳。」
教授「於心斯慰」的年頭正是民國政府面臨全局崩潰的前夕，但，即使大廈將傾吧，這個政府卻仍使成都「沿河城鄉均慶安瀾」。即使出現「陷民於水火」的旱洪災害時，「國民黨反動政權」也是允許新聞單位進行深度報導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須條件，博、愛、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娛樂，前者則不可一日缺，這是我們公認的真理。必須條件可以影響國家安危，社會的平亂。回看明末的飢荒，寇亂傾明廷於滿夷，又看法國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於政治經濟的混亂。成都前幾天的米荒，鬧得滿城飢民搶食，這明明告訴了食的問題，已發展到了社會治安問題，可以縱之而起……這一次的水災是數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於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開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兩門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無家可歸嗷嗷待哺的災民……政府的先生們，望你們滴一點同情淚，從速實現救濟工作，那麼他們感戴你們的恩德，真是萬古長流，山高海深。」(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聞》第十版《災區巡禮》)。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於心斯慰」也者，乃正是這位年輕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復完善的系列水毀工程。當局者不僅沒有去抓「惡毒攻擊」者，而且對該報進一步披露的系列慘像和災情也是沒有計較的。例如：
「這一次(僅)成都市區受災居民就在十萬以上，房屋傢俱衣物財產價值五十億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貧民都是傾家蕩產，顆粒無存，他們那種內心的恐懼和求濟的希望，比任何時候都濃厚，你們如果去問他們受災的情形，他們總是會帶著哀情的語調向你吐訴，甚至還有跪著之禮……」
可憐的中國百姓。
但是，當時間僅僅相隔十年後，也是在同一空間裡，毛澤東諦造的「新中國」又給天下百姓帶來了什麼樣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獄還地獄的日子，我就會發冷發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覆詢問於天下生者：
一、萬千死者為何死得那麼規矩?為何從未發生「滿城飢民搶食」的景象?竟連求生本能也給喪失殆盡了?
二、中共各級黨報「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明明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屍陳天府，為何還寫得出「當前形勢一片大好，而且還將愈來愈好」?——這種死不要臉的厚臉皮是如何煉就的?這個謊言機器是如何製造的?
上列兩個問題中的問號皆已涵蓋在本書主題中。如果當年「喉舌」中的筆桿子稍有《新新新聞》的自由度和責任感，興許「非正常下降」的人數資料就不致被塵封至今了!而僅僅以此點相比較，就值得人們好好咀嚼毛的「共和」與「民主」是否優於「國民黨反動派」了。但，最為可怕的還是後毛時代對此事的曖昧態度——類似掩耳盜鈴。
請讀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躍進」五十年。除了口徑一致地謳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對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該有個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斷言，全國至少餓死了四千萬——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數高出四百倍還要多——而且皆屬人禍!即使不作清算，也總不至於總拿「輿論導向」來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筆者對此事的定量分析從未中止。只要黨國敢於打開地下室的保險櫃就可了結這樁懸案了，如果是我誇大了，願受黨國之法，懲而辦之;反之，即可證明黨國高官之心乃是虛而懸之的，因為他們清楚，僅國中一省的四川就足可震驚天下了。如果生者與未生者對之永遠保持沉默，那將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
尊敬的讀者，請你原諒我在這幾個章節中對有關人禍問題的非文學處理吧，因為，只有數據推導才可定量托出當年人禍的慘烈程度，只要你能聯想到暴君的鐵蹄下的鋪路白骨，尤其是四千多萬雙無目的眼睛，你就不會覺得這些數字枯燥乏味了。
在足可斷定絕非天災而是絕對人禍的前提條件下，我對「死亡揭秘」的執著勁頭，毫不亞於我在蜀王墓穴的淤泥中尋找「蠶叢碑」。我總覺得我至少會看見如同墓中小草爬向天光的那一絲希望。自結識樂至王縣長後，我的這個感覺更加強烈了。
由於我的份內工作之一還有負責指導全省地、縣兩級水利區劃的任務，而位於涪、沱二江分水嶺上的樂至縣是我選擇的重點縣之一，這片亁涸而高傲的紅層丘陵哺育了陳毅元帥。當地百姓也很有脾氣。這是曾經的一幕：凡貼有「打倒陳毅」標語的汽車入城後，就會很快變成廢鐵的。而對於有德有才的貼心人，他們也會一致擁戴，包括昔日落難的人下人。剛剛獲得「改正」的「老右王眼鏡」，就是在全縣百姓、尤其是全縣農民的呼聲中當上縣長的。他是解凍初期的一個特例，是真正的民選縣長;他是袁隆平的同學，本來也當很有成就;他也很有性格，我們一見如故。當我向他單獨透露了我的一些「份外」想法後，他斷然表示，就是「偷」，我也要幫你「偷」一份。當他最終還是沒有「偷」成的時候，除了歉疚之外，就向我詳細講述了他曾經所在的那個生產大隊的死人景象，但仍屬慘狀描述，說不出具體數據，因為當年絕對不准說餓死人，誰也不敢說，何況還是右派，除非你不想活命了。看來，那時身陷農村與留在本系統的右派相比，處境更遭，在第一時間的見聞還沒有我的多。時隔多年後，即使擁有自由身的袁隆平教授在央視專訪中，談到他決心研究水稻新品種的初衷時，也只能(自然也是忍不住)流露了他揮之不去的記憶而已：
「慘哇，到處有人挨餓，有的倒在路上，有的倒在溝邊，有的趴在地上……」
我估計袁教授也是說不出某個行政單元的具體死亡人數的。中共的保密水準實在太高太高了——這或許正是黨國炫耀「人民江山萬年長」的依據之一。
類似袁教授所言之慘像，我後來在全省各地聽得很多很多，包括人吃人和人肉包子等。於是，我就著手以全省二十個地(市、州)為板塊單元，取各地農業人口為權重參數，以耳聞的慘烈程度為修正係數，再分別乘以死亡係數(如溫江地區三十六萬死者所佔該區一九五七年人口的百分比)，取其乘積集之和即為四川全省在「天堂路」上倒斃的死魂靈。最初，對於費神求得的演算結果，我本人也不敢相信，竟達九百萬左右，約佔一九五七年全川總人口七千萬的百分之十三，佔農業人口五千九百五十萬的百分之十五有餘，即平均每百個農民中就餓死了十五人!這令我不禁毛骨悚然了，只敢藏在心中。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學術問題。還原歷史，必須慎重對待。
好了，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一九八六四川經濟年鑑》(四川科技出版社)終於在「四川人口概況」一章的「人口發展迅速」一節中漏餡了，茲摘引於下(懇請讀者切莫嫌它枯燥，為了死者，無妨認真讀讀)：
「四川總人口(含重慶市)，一九四九年為五千七三十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點六……一九五七年突破七千萬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八。此後，由於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一九六四年總人口(降)為六千八百九十八萬人，一九六九年突破八千萬人，一九七四年達九千二百七十萬人，從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千分之三十。」(見十八頁)。
這部裝幀精美的《年鑑》編委會是由省委副書記顧金池任主任，副主任有副省長蒲海清等六人，另有省委書記楊汝岱作序，還有省長蔣民寬和張愛萍上將等人的題辭，可見重視程度及其權威性，供死亡解秘乃是比較可靠的，只可惜他們還是用牛皮紙糊住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這一時段極其關鍵的和敏感的U型曲線，最終只得無可奈何地漏出了一個黑洞一九六四年，而且也只好拿此年來搪塞「大躍進」的「影響」。請注意，即使如此，一九六四年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雖然它是處在「劉鄧路線」給人間注入生機的人口回升曲線的一個高位上，但仍比人口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七千萬人)減少了一百零二萬人，而從這個點位反推至該時段的低谷點位，即可呈現被糊住的U型曲線了。我揣測，書記、省長們也同樣被這個死亡高峰期的千萬死魂靈嚇壞了，以致才提前找話稀釋，並謳歌般地寫道：「由於勞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生活安定，醫療衛生事業普及，人口死亡率才從建國前的千分之四十下降到千分之八左右……」(仍見十八頁)。
啊，天啦，天!蒼天之下可真有這碼子通行證?該叫卑鄙或叫無恥呢?
但是，且慢，被後毛們「省略」了的U型曲線仍然客觀存著。在我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咱中華民族在「大躍進」中的整體陽萎，同世間生命的急劇消失乃是基本同步發生的，集中在一九五九年蘆山會議打倒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並立即掀起全國性的「反右傾」惡浪之後，與之相應的死亡高峰是一九六一與一九六一年際之間，以公共食堂只可供應大鍋清水湯和老虎灶完全不冒青煙為標誌;同樣，整體陽萎的復甦與世間生命死亡減緩的速度也是基本同步的，與之相應的生命回升曲線的拐點是一九六一年夏季至年底，是當年黨中央(即毛魔封稱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發文鼓勵「生產自救」的時候，也就是安麗幫助我在野山中重新變成男人之時開始的，其主要標誌是男人臉上開始不腫了，女人開始挺起大肚子了。這期間的生育反彈則是爆發性的。被飢餓剝奪多年的全民性的性衝動猶如下山猛虎，尤其是男人，重點是文化娛樂奇缺的全國農村。在西嶺雪山下，林玉芳向我講的句句屬實，「餓過了，吃飽了，農村沒耍事，只要天一黑，他就扭到我不放，弄得我害了一身婦科病，」——這個足令人性蒙羞的本底原因，恰是始自一九六一年底未入《年鑑》的畸態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動力，所以，問題就變得簡單了，只需首先求出一九六一年年末全省總人口，然後與一九五八年年末全省總人口相減，即為全省死亡人數的近似值。
根據以上官方數據分析及推導(演算過程暫略)，求得一九六一年底全省總人口為六千一百八十六點四萬人、一九五八年底人口為七千零七十萬人，二者相減為八百八十四萬人——這就是四川死人總數推算結果之一。此值同前次推算的四川全省餓死九百萬人基本吻合。
後來見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先生寫的《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時，我的眼眶立刻充淚了。作為這場人禍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我首先代表長眠巴蜀大地數十載的萬千冥魂感謝曹樹基教授了。我特別高興的是我終於看到了以曹教授為代表的並不佝僂的學者身影了。教授卓有成效的研究是通過人口普查資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載數據，對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年間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進行估算的，其結果表明，五年大飢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達九百四十萬，佔災前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
看來，我第一次分析計算求得的九百萬與曹教授得出的九百四十萬是基本吻合的，第二次稍有出入是我更加偏於保守，著重針對的是「連續三年」，故在U型死亡曲線上對前後兩年漸變段(即一九五八及一九六二年)作了省略，若補上，就基本相當了。顯然，這三個數據已逼近「大躍進」的真實死亡人數了，但我更認可曹教授的九百四十萬。我認為這三個數據都是刻在同一塊無言石碑上的無聲控訴。無論時間如何遠去，巴蜀「千水」都不可能洗去這樁空前絕後的滔天罪行。
如果將四川的九百四十萬作為模數推算全國死亡人數，又豈止四千萬!當然，各省情況不盡相同，宜按曹樹基教授的思路和方法各各進行，其最終的匯總結果，我敢斷言不會少於四千萬，因當年的河南、安嶶、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等省(區)也是撐不住了，已向亡族絕種極限逼近了……如果真能熬到「絕密」公開的那一天，讓人們大吃一驚的事情肯定多多，豈止人肉包子!豈止人吃人!豈止四千萬!
也許讀者會問，四川的人禍何以如此慘烈呢?餓殍們又何以死得如此平靜呢?
前一個問題好回答，一是四川歷有「天府」美名，農業大省，承擔了更多的高指標，尤其被「高產衛星」等謊言注水之後，聖上向「注水豬肉」揮來的屠刀就愈發厲害了;二是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共產主義風格」奪了全國之冠，這位封疆大吏把糧種和種豬也一併收括運往北京、上海等地去了，其間，他則由政治局後補委員被毛擢升為政治局委員，而腳下卻踩著白骨九百四十萬!
後一個問題——餓殍們何以死得如此平靜乃非三言兩語可道明——鑒於現代謊言機器加現代熱兵器足可矇騙並震懾天下蒼生，令人難以確切回答，但，它正是本書探索求解的主、客體對象，可視之為疏離普遍規律和普世值價的混合體，很像一團肉漿，它是任人宰殺的結果，腥味仍在，但卻可叫每個生者首先捫心問問自已：我還盲從嗎?我還怯懦嗎?
嗨，九百四十萬，四千萬中的九百四十萬，歷史曾用「革命浪漫主義」替代裹屍布裹住的蜀水巴山喲，歷史又悄悄從你們身上踩過去的九百四十萬呀，你們已然瞑目了嗎?你們還是那麼平靜嗎?作為倖存而苟存至今的生者，我沒有忘記你們，尤其是王家沖的那一坡野塚，還有七里香叢中的那個母子墳，小婦人出穴的精靈彷彿還在向我說：請不要忘了我們唷，死得最可憐的要算我的牛娃哦——這是四千萬以上餓死鬼沒有盡頭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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