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你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是问罪的逻辑延伸，也是一个看似没有终端的命题，令人痛苦。即使我凭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开这个盖子，哪怕只弄到几个不同地貌单元县的“非正常下降”资料也好。因为，每当触及这个题目时，书记和县长们尽都沉默了，这自然是他们心有余悸。我猜测，对这样的“绝密”材料么，从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时，军队奉命在各县挡案馆废墟上不遗余力地挖掘、抢救的“保密资料”中，估计也有这类纸屑。原温江地区“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万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亏了当代“楚霸王”红卫兵(谢谢他们帮了毛的倒忙)。之后，我也一直以它为参照模数，加上若干口碑资料，暗自进行过定量分析。人命毕竟不是蝼蚁。在四川全省绝非“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正常年景里，且在和平条件下，死得不如蝼蚁的万千生命不该是永远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严，这是一个民族活得有价值的基石。
好在一经“改正”了“右派问题”后，我的份内使命尚可名正言顺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资料(包括“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大死亡的相应时段)。与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特例相比较，光热资源相对丰富的广袤的红层丘陵地区就不尽相同了，在当地径流相对贫乏，即水因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会由旱情导致农田亁涸，变成灾害了。从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坝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赈灾并辅以民间施善即可度过。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记载常用“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来描述，“人相食”的惨剧也发生过。赵紫阳曾特称盆中乐至、安岳、金堂等县为“毁灭性亁旱区”。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该区有的地方几乎棵粒无收，还用汽车运水救急，但最终却无一名饿殍倒毙。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省内各地皆未发生较大面积的连续亁旱，更无特大连续亁旱，其旱情也远远不及一九七九年。这是有案可查的。鉴于我当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资料及各县上报资料未能整理成册，皆应急性地用在各个专题中了，分散了。为节约篇幅计，现谨以《成都水旱灾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主要依据，该书由德高望重的熊达成教授任顾问并作序。我信得过他的人品。他不会撒谎，间或只会绕开敏感问题走。
这册“灾害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不是特指成都市区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崃、蒲江、大邑、崇庆(崇州市)、新津、双流、温江、郫县、灌县(都江堰市)、彭县(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区、龙泉驿区及金堂县等卫星城，泛称“大成都”，即西起邛崃山区、东入盆中丘陵区、北嵌龙门山区、南接雅安冰川台地区，兼有高山、中山、低山、台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单元，其旱象的发生情势及程度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鉴此，该书足可进一步证明“大跃进”中的四川有无全省性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等问题。
仅以旱灾论，该书在第四章“旱灾典型”中举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
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
三是一九四二年双流县东山地区大旱;
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
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书中断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连续亁旱”，换言之，这是特大暴君制造的特大谎言。所以，人祸的有无已是一个勿须特别论证的问题了。
在书末附录的“水旱灾害大事记”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纪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领导建成都江堰为止，蜀地皆以洪患为主;之后，成都平原即“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且为“国赋根本”(诸葛亮语)，断无哀鸿声起。直至民国时期(即毛时代一贯特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美如锦绣的川西大坝子仍然如此。即使时逢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四川也出现了该书记述的“水利建设高潮，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饿死人的记载，在“反动统治时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崃、蒲江继上年冬亁，春夏连旱缺雨，回龙乡(位于低山、深丘区)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颗粒无收，全乡饿死九十余人，有三户全家饿毙。”另半次仍发生在这两县境内，时间已移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崃县山丘区水田亁裂……秋成歉收，乡民糠菜度荒，间(或)有饿毙者。”——我对此次“饿毙”之所以定为半次，是因该书在此处将“间(或)”也作为量化词使用了，这类似初等数学课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请读者注意，中共党文化在偷换概念时，使用的中间转换环节常常都是用的这个χ，只不过它比死捂盖子还是稍稍好一些。
在该书中，当然还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岂止“三户全家饿毙”的丝毫痕迹的，就连χ即“间(或)”也没有。关于这个“饿毙”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达成教授曾经有过一次单独对话：
“教授，过粮食关饿死人的事情，您不会不知道吧?”
“哪会不知道!我都水肿呐。”
“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角度讲，不该是天灾吧?”
“那当然。”
“说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您看，总不为过吧?”
“当然……”
“您晓不晓得川西坝子饿死了多少人?”
他摇摇头，嘘着气。
“三十六万!至少是!”
“哦?!……”鹤发童颜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区都死得这样惨，别的地方不会更好吧?”
“那是当然……”
“您看、中国人的命，是不是太贱了?一文钱不值!”
“……”他不作答，双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顺便弄清具体真象，凭着良知……”接着，我向他扼要诉说了我在茅亭抬尸队的经历，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还有各种直观印象，以及耳闻惨状……
他摘下眼镜拭拭眼角后，沉吟道：“好在这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也太敏感了。咱们向前看吧。你的聪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课题上吧。还有一系列课题咧，花一辈子时间都不够。其实，这也是对万千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隔了十余年后，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这册资料性的(也当是史实性的)志书后，尽管我对他当年告诫的“向前看”，对他的仍然绕开敏感问题走，连χ也不敢留一个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还是有的，他终于在序言中陈诉了另一个史实：
“予行年八十，亲历成都大洪灾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溃坝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区间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灾后，予出任四川省导河委员会(府河、南河)导修工程处处长，以省外赈款修复自北门洞子口至彭山县江口河段的桥梁、河堤、堰头、船闸等人毁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处。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所幸工程成后，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连续出现洪水，沿河城乡均庆安澜，于心斯慰耳。”
教授“于心斯慰”的年头正是民国政府面临全局崩溃的前夕，但，即使大厦将倾吧，这个政府却仍使成都“沿河城乡均庆安澜”。即使出现“陷民于水火”的旱洪灾害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是允许新闻单位进行深度报导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须条件，博、爱、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娱乐，前者则不可一日缺，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必须条件可以影响国家安危，社会的平乱。回看明末的饥荒，寇乱倾明廷于满夷，又看法国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于政治经济的混乱。成都前几天的米荒，闹得满城饥民抢食，这明明告诉了食的问题，已发展到了社会治安问题，可以纵之而起……这一次的水灾是数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于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开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两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无家可归嗷嗷待哺的灾民……政府的先生们，望你们滴一点同情泪，从速实现救济工作，那么他们感戴你们的恩德，真是万古长流，山高海深。”(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闻》第十版《灾区巡礼》)。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于心斯慰”也者，乃正是这位年轻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复完善的系列水毁工程。当局者不仅没有去抓“恶毒攻击”者，而且对该报进一步披露的系列惨象和灾情也是没有计较的。例如：
“这一次(仅)成都市区受灾居民就在十万以上，房屋家俱衣物财产价值五十亿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贫民都是倾家荡产，颗粒无存，他们那种内心的恐惧和求济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浓厚，你们如果去问他们受灾的情形，他们总是会带着哀情的语调向你吐诉，甚至还有跪着之礼……”
可怜的中国百姓。
但是，当时间仅仅相隔十年后，也是在同一空间里，毛泽东谛造的“新中国”又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狱还地狱的日子，我就会发冷发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复询问于天下生者：
一、万千死者为何死得那么规矩?为何从未发生“满城饥民抢食”的景象?竟连求生本能也给丧失殆尽了?
二、中共各级党报“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尸陈天府，为何还写得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还将愈来愈好”?——这种死不要脸的厚脸皮是如何炼就的?这个谎言机器是如何制造的?
上列两个问题中的问号皆已涵盖在本书主题中。如果当年“喉舌”中的笔杆子稍有《新新新闻》的自由度和责任感，兴许“非正常下降”的人数资料就不致被尘封至今了!而仅仅以此点相比较，就值得人们好好咀嚼毛的“共和”与“民主”是否优于“国民党反动派”了。但，最为可怕的还是后毛时代对此事的暧昧态度——类似掩耳盗铃。
请读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跃进”五十年。除了口径一致地讴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对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该有个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断言，全国至少饿死了四千万——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数高出四百倍还要多——而且皆属人祸!即使不作清算，也总不至于总拿“舆论导向”来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笔者对此事的定量分析从未中止。只要党国敢于打开地下室的保险柜就可了结这桩悬案了，如果是我夸大了，愿受党国之法，惩而办之;反之，即可证明党国高官之心乃是虚而悬之的，因为他们清楚，仅国中一省的四川就足可震惊天下了。如果生者与未生者对之永远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读者，请你原谅我在这几个章节中对有关人祸问题的非文学处理吧，因为，只有数据推导才可定量托出当年人祸的惨烈程度，只要你能联想到暴君的铁蹄下的铺路白骨，尤其是四千多万双无目的眼睛，你就不会觉得这些数字枯燥乏味了。
在足可断定绝非天灾而是绝对人祸的前提条件下，我对“死亡揭秘”的执着劲头，毫不亚于我在蜀王墓穴的淤泥中寻找“蚕丛碑”。我总觉得我至少会看见如同墓中小草爬向天光的那一丝希望。自结识乐至王县长后，我的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由于我的份内工作之一还有负责指导全省地、县两级水利区划的任务，而位于涪、沱二江分水岭上的乐至县是我选择的重点县之一，这片亁涸而高傲的红层丘陵哺育了陈毅元帅。当地百姓也很有脾气。这是曾经的一幕：凡贴有“打倒陈毅”标语的汽车入城后，就会很快变成废铁的。而对于有德有才的贴心人，他们也会一致拥戴，包括昔日落难的人下人。刚刚获得“改正”的“老右王眼镜”，就是在全县百姓、尤其是全县农民的呼声中当上县长的。他是解冻初期的一个特例，是真正的民选县长;他是袁隆平的同学，本来也当很有成就;他也很有性格，我们一见如故。当我向他单独透露了我的一些“份外”想法后，他断然表示，就是“偷”，我也要帮你“偷”一份。当他最终还是没有“偷”成的时候，除了歉疚之外，就向我详细讲述了他曾经所在的那个生产大队的死人景象，但仍属惨状描述，说不出具体数据，因为当年绝对不准说饿死人，谁也不敢说，何况还是右派，除非你不想活命了。看来，那时身陷农村与留在本系统的右派相比，处境更遭，在第一时间的见闻还没有我的多。时隔多年后，即使拥有自由身的袁隆平教授在央视专访中，谈到他决心研究水稻新品种的初衷时，也只能(自然也是忍不住)流露了他挥之不去的记忆而已：
“惨哇，到处有人挨饿，有的倒在路上，有的倒在沟边，有的趴在地上……”
我估计袁教授也是说不出某个行政单元的具体死亡人数的。中共的保密水准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或许正是党国炫耀“人民江山万年长”的依据之一。
类似袁教授所言之惨象，我后来在全省各地听得很多很多，包括人吃人和人肉包子等。于是，我就着手以全省二十个地(市、州)为板块单元，取各地农业人口为权重参数，以耳闻的惨烈程度为修正系数，再分别乘以死亡系数(如温江地区三十六万死者所占该区一九五七年人口的百分比)，取其乘积集之和即为四川全省在“天堂路”上倒毙的死魂灵。最初，对于费神求得的演算结果，我本人也不敢相信，竟达九百万左右，约占一九五七年全川总人口七千万的百分之十三，占农业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万的百分之十五有余，即平均每百个农民中就饿死了十五人!这令我不禁毛骨悚然了，只敢藏在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还原历史，必须慎重对待。
好了，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一九八六四川经济年鉴》(四川科技出版社)终于在“四川人口概况”一章的“人口发展迅速”一节中漏馅了，兹摘引于下(恳请读者切莫嫌它枯燥，为了死者，无妨认真读读)：
“四川总人口(含重庆市)，一九四九年为五千七三十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点六……一九五七年突破七千万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八。此后，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总人口(降)为六千八百九十八万人，一九六九年突破八千万人，一九七四年达九千二百七十万人，从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千分之三十。”(见十八页)。
这部装帧精美的《年鉴》编委会是由省委副书记顾金池任主任，副主任有副省长蒲海清等六人，另有省委书记杨汝岱作序，还有省长蒋民宽和张爱萍上将等人的题辞，可见重视程度及其权威性，供死亡解秘乃是比较可靠的，只可惜他们还是用牛皮纸糊住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这一时段极其关键的和敏感的U型曲线，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漏出了一个黑洞一九六四年，而且也只好拿此年来搪塞“大跃进”的“影响”。请注意，即使如此，一九六四年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虽然它是处在“刘邓路线”给人间注入生机的人口回升曲线的一个高位上，但仍比人口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七千万人)减少了一百零二万人，而从这个点位反推至该时段的低谷点位，即可呈现被糊住的U型曲线了。我揣测，书记、省长们也同样被这个死亡高峰期的千万死魂灵吓坏了，以致才提前找话稀释，并讴歌般地写道：“由于劳动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生活安定，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人口死亡率才从建国前的千分之四十下降到千分之八左右……”(仍见十八页)。
啊，天啦，天!苍天之下可真有这码子通行证?该叫卑鄙或叫无耻呢?
但是，且慢，被后毛们“省略”了的U型曲线仍然客观存着。在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咱中华民族在“大跃进”中的整体阳萎，同世间生命的急剧消失乃是基本同步发生的，集中在一九五九年芦山会议打倒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并立即掀起全国性的“反右倾”恶浪之后，与之相应的死亡高峰是一九六一与一九六一年际之间，以公共食堂只可供应大锅清水汤和老虎灶完全不冒青烟为标志;同样，整体阳萎的复苏与世间生命死亡减缓的速度也是基本同步的，与之相应的生命回升曲线的拐点是一九六一年夏季至年底，是当年党中央(即毛魔封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文鼓励“生产自救”的时候，也就是安丽帮助我在野山中重新变成男人之时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男人脸上开始不肿了，女人开始挺起大肚子了。这期间的生育反弹则是爆发性的。被饥饿剥夺多年的全民性的性冲动犹如下山猛虎，尤其是男人，重点是文化娱乐奇缺的全国农村。在西岭雪山下，林玉芳向我讲的句句属实，“饿过了，吃饱了，农村没耍事，只要天一黑，他就扭到我不放，弄得我害了一身妇科病，”——这个足令人性蒙羞的本底原因，恰是始自一九六一年底未入《年鉴》的畸态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动力，所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只需首先求出一九六一年年末全省总人口，然后与一九五八年年末全省总人口相减，即为全省死亡人数的近似值。
根据以上官方数据分析及推导(演算过程暂略)，求得一九六一年底全省总人口为六千一百八十六点四万人、一九五八年底人口为七千零七十万人，二者相减为八百八十四万人——这就是四川死人总数推算结果之一。此值同前次推算的四川全省饿死九百万人基本吻合。
后来见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先生写的《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时，我的眼眶立刻充泪了。作为这场人祸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我首先代表长眠巴蜀大地数十载的万千冥魂感谢曹树基教授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了以曹教授为代表的并不佝偻的学者身影了。教授卓有成效的研究是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算的，其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九百四十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
看来，我第一次分析计算求得的九百万与曹教授得出的九百四十万是基本吻合的，第二次稍有出入是我更加偏于保守，着重针对的是“连续三年”，故在U型死亡曲线上对前后两年渐变段(即一九五八及一九六二年)作了省略，若补上，就基本相当了。显然，这三个数据已逼近“大跃进”的真实死亡人数了，但我更认可曹教授的九百四十万。我认为这三个数据都是刻在同一块无言石碑上的无声控诉。无论时间如何远去，巴蜀“千水”都不可能洗去这桩空前绝后的滔天罪行。
如果将四川的九百四十万作为模数推算全国死亡人数，又岂止四千万!当然，各省情况不尽相同，宜按曹树基教授的思路和方法各各进行，其最终的汇总结果，我敢断言不会少于四千万，因当年的河南、安嶶、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省(区)也是撑不住了，已向亡族绝种极限逼近了……如果真能熬到“绝密”公开的那一天，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事情肯定多多，岂止人肉包子!岂止人吃人!岂止四千万!
也许读者会问，四川的人祸何以如此惨烈呢?饿殍们又何以死得如此平静呢?
前一个问题好回答，一是四川历有“天府”美名，农业大省，承担了更多的高指标，尤其被“高产卫星”等谎言注水之后，圣上向“注水猪肉”挥来的屠刀就愈发厉害了;二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共产主义风格”夺了全国之冠，这位封疆大吏把粮种和种猪也一并收括运往北京、上海等地去了，其间，他则由政治局后补委员被毛擢升为政治局委员，而脚下却踩着白骨九百四十万!
后一个问题——饿殍们何以死得如此平静乃非三言两语可道明——鉴于现代谎言机器加现代热兵器足可蒙骗并震慑天下苍生，令人难以确切回答，但，它正是本书探索求解的主、客体对象，可视之为疏离普遍规律和普世值价的混合体，很像一团肉浆，它是任人宰杀的结果，腥味仍在，但却可叫每个生者首先扪心问问自已：我还盲从吗?我还怯懦吗?
嗨，九百四十万，四千万中的九百四十万，历史曾用“革命浪漫主义”替代裹尸布裹住的蜀水巴山哟，历史又悄悄从你们身上踩过去的九百四十万呀，你们已然瞑目了吗?你们还是那么平静吗?作为幸存而苟存至今的生者，我没有忘记你们，尤其是王家冲的那一坡野冢，还有七里香丛中的那个母子坟，小妇人出穴的精灵仿佛还在向我说：请不要忘了我们唷，死得最可怜的要算我的牛娃哦——这是四千万以上饿死鬼没有尽头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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