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鬼子‧憤青

2011年8月11日，中國城管繼貴州安順打死殘疾人小販後又創新聞記錄：同樣是中國西部貧困地區貴州省的黔西縣，城管暴力執法引發民憤，近萬民眾聚集街頭，掀翻、焚燬多輛當局執法車輛，繼又往公安局、縣政府抗議，釀成貴州繼震驚全國的甕安事件後的又一重大公共事件。城管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的焦點。

當今中國知名度最高的職業群體，當屬「城管」。成群集隊，魚龍混雜，拆房毀屋，毆打民眾，欺凌小販，無處不見它們的身影。尤其是近年來的無數血腥暴力拆遷，無不是其傑作。「城管」惡行之昭著，臭名之遠颺，其它無出其右。

「城管」何許群體也，人性如此之惡？在「中國特色」中，「城管」算是一個典型。誕生於「改革開放」後80年代的幾個省會城市，後來下擴到所有縣市。最初的級別叫城管隊，職能是收取小商小販沿街佔道經營的「佔道經營費」，驅趕、取締主要交通要道佔道經營的小商小販。人員工資自收自支。有政府給職權、定職能，自己找飯吃的味道。後來城市拆遷成為地方政府與民眾的突出矛盾，城管又成為政府進行強拆的別動隊。多年來，城管的法律地位一直很模糊。制服幾易，時穿時脫，不官不民。至於人員構成，早期幾乎都是來自街道無業青年，與今天「協警」、「協勤」的地位相似，屬於合同工性質。後來城管與市民的衝突日多，為了增強城管行動的權威性，各地將城管隊升格為城管局，人員也過渡成了吃財政飯的基層行政人員。從城管機構的演變可見，各地城管的基本人員構成，大多是受教育不多，家境處於下層的主。因為本身資源有限，進不了其他更好的領域，只好進城管吃街頭飯。關於城管普遍的暴力行為，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在《城管、保安為什麼會打人》一文中認為，「要從中國的社會結構來找問題。中國是一個分層的社會，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在學校裡沒教過，到了社會上受到的生活經驗更加深了人與人不平等的觀念。他們平時處於社會低層，經常受特權人士欺負，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接受。可是一旦他們有了一點特權，就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夠耀武揚威，平時受的氣現在有了出氣的機會。所以他們憑著自身這套制服自以為了不起，動不動就會打人。」

讀了茅先生的文章，不覺想起另一位先生描寫當年侵華日軍的一篇文章。說的是，當年的侵華日軍中，迫害中國人最殘酷的，是出自九洲、四國的部隊。九洲、四國是當時日本最貧困的地區，士兵幾乎都是來自最下層的人民。而恰恰就是這些在國內最無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從軍後表現得最「愛國」和效忠「天皇」，對中國軍隊作戰最「勇敢」，蹂躪、屠殺中國老百姓最殘忍。原來，這些鬼子平時處於社會低層，經常受特權人士的欺侮，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接受。可是一旦他們自己有了一點特權，就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以利用。」平時的礦工、農民一穿上「皇軍」制服，面對弱勢的中國老百姓，就找到了發洩的機會。通過對中國百姓的施暴，平衡在國內的卑微地位和心理。

其實，九州四國的日本士兵心理形成還有另外一個因素，這就是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人，在國內他們一無所以，他們與其它高層人士共有的、以及能夠帶給他們平等感的，只有「日本國民」這一稱謂，他們只有在穿上軍服，蹂躪更弱小的民族時，才找到一種虛幻的榮耀。因此他們特別「愛國」。因為這個「國」，是他們唯一的榮耀。而迄今為止，很多時候，在有數的幾個國家，對同胞、對他國民眾的施暴，都是在維護國家利益或「愛國」的口號下堂而皇之地進行。當然，城管對普通民眾的暴力傾向也好，日本鬼子對中國民眾的殘害也好，其中除了有顯示個人地位提升的情緒衝動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對其職能定位的驅動。也就是說有當差衙門，身不由己的因素。這才是個人行為受職場操控遠大於受人性影響的根本原因。正本清源，消除基層政府部門行政、執法暴力行為，當然不能忽視對人性惰性的改造，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解決國家行政理念和體制做起。

寫到這裡，我想起一個城管、鬼子之外的群體——憤青。這是一個近年來引自國外的名詞，意指「憤怒的青年」。按百度釋義，狹義上指對社會、政府、國家的明天徹底失去希望，具有激進情緒的人。在國外，典型的憤青表現有兩類：其一是跑到別的國家與自己國家的政府作對，有國際主義味道；其二是以自己的理念與所有國家的政府作對，有自由主義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巴的切.格瓦拉算是一個典型。中國的憤青總體上說與此不完全同，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愛國」——其實就是愛政府，多民粹主義情緒。對此，自己的一次見聞頗能說明問題：那是乘出租車，那30左右的司機一直在罵：罵物價暴漲、罵官員腐敗、罵苛捐雜稅亂收費、罵跑車辛苦收入少、罵政府強拆民房、截持訪民......一路憤憤不平。這時，車上收音機報導美國對臺軍售，，中國政府官員發表抗議性談話。這位老兄立馬話題一轉，興高采烈大談中國政府應該如何用導彈打擊美國航母，如何武力拿下臺灣，並表示有機會自己要投軍參戰。彷彿他此前所罵的一切都是臺灣美國帶來的一樣。這種現象，在中國網路上也特別突出。不少網民反對強拆，反對截訪，反對腐敗，反對社會不公、官商勾結、魚肉百姓。我們可以見到，類似言論幾乎都是「一邊倒」。然而一談到台海衝突、中美矛盾，一群人頓時群情激憤、喊打喊殺，大有奮不顧身、捐軀愛國之態。全都忘了一切的社會弊端，都是這黨之國、官之國、權貴之國所致;與臺灣、美國絕無關係。此無他，蓋我們本身一無所有，我們與權貴們所共同擁有的，只有「中國人」這一個稱謂。只有「中國人」這一點能給我們平等的感覺。這是一根牽掛著我們的虛幻榮耀的稻草，我們必須死死抓住它。這類人，坊間稱為「憤青」。當然，這裡的「青」，並非單純年齡概念，而是指一種缺乏理性的、扭曲的、內自卑外自大的群體性格。毫無疑問，這樣的人，一旦穿上城管、保安的制服，同樣會拿更弱勢的對象出氣。一旦穿上「皇軍」軍服，同樣會成為殘害他國民眾的凶手。

針對中國的這一國民性，魯迅先生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說過，被婆婆虐待的媳婦做了婆婆，往往更虐待自己的媳婦。被老闆盤剝的工人當了老闆，往往對工人更盤剝。當然，魯迅先生這裡批判的不僅僅是一種國民的劣根性，更是批判孵化這種劣根性的社會形態。中國當今的城管、保安的種種惡行證明，時間進入21世紀，人性之惡以及這種惡依附生長的社會形態並沒有成為歷史。所謂新中國的屁股上舊社會的胎記並沒有褪去。或者說所謂「新」，只是舊酒換裝新瓶。用宜黃官員的視點，用強拆建起來的當今中國外表固然「煥然一新」；但這樣的「新中國」要在文化、制度等國際價值認同上進入現代文明國家行列，明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茅先生把中國城管現象歸結於社會結構，進而厘出特權思想，主張以反對特權改造城管之類的人性之惡。這當然有理。不過茅先生主張反對特權不直接訴諸民主，不免讓人一頭霧水。須知，城管之所以敢打人、能打人，乃是政府有關部門默許、縱容之故。如果背後沒有整個國家機器的支持，區區城管焉敢胡作非為！如果說城管有打人的特權，這種特權也是從上到下授予的。特權的產生，正是專制政治下的官本位等級制所致。而能夠從根本上改造專制官本位等級制土壤的，只有民主。民主社會沒有特權的容身之地。也絕不會有城管、鬼子和憤青。特權集團之所以視民主為大敵，就是因為深知民主是特權的剋星。撇開民主而談反特權，無異於緣木求魚。

當然，城管，鬼子，憤青本質上不是一回事。我這裡說的，只是他們共有的一種行為心理狀態。也就是扭曲心理的扭曲釋放。就具體行為來說，城管施暴的對象是國內更底層的百姓，是奴僕欺負奴隸，因此顯得可鄙可恥。鬼子殘害的對象是他國民眾，是強國的奴隸殘害弱國的奴隸，可憐可恨。憤青則不過是想與它國一戰，藉以與權貴同胞分享「中國人」的平等和榮耀，至多可笑可悲。當然，在一定的條件下，憤青也可能成為鬼子，那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好在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過去的世界，我們完全用不著為此擔心。而城管也好，鬼子也好，憤青也罷，折射出的，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制度的痼疾頑症。這才是應該引起重視的。

所以，透過現象看本質，中國城管保安們的人性之惡，根源是社會結構之惡，更是政治制度之惡。要除惡，必須民主，只有民主！在當今政治生態下，這當然很難。但不論多難，只要去做，總是有希望的。這裡套用魯迅先生的一段話，民主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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