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突發禁令背後的觀察和思考(圖)

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現場

中共中央宣傳部日前要求中國各大媒體對溫州動車事故的報導迅速降溫，而大部分的媒體也都順從地接受指示連夜換版。中宣部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令人側目。各媒體的立場也因此受到質疑。

今年7月29日晚上，注定將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頁。那天晚上七點以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接連向全國各大媒體發出幾條指令，要求對溫州動車事故的報導迅速降溫，原因是「海外輿情日趨複雜」，並要求除了引用權威機構的報導外，對動車事故一律不再報導和評論。

由於第二天就是動車事故死難者的「頭七」紀念，所以那天許多媒體爭先恐後的做「頭七」悼念報導，當天至少有近百家報紙，引用溫家寶「要給群眾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鐵道部要回答」等做頭版大題，形成「千夫指向鐵道部」輿論傾向。但中宣部的指令發出後，各大媒體連夜撤版，通宵加班。當天晚上，中國大陸幾大門戶網站的頭版和頭條都換成了其他新聞。但依然還是有一些媒體，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報紙堅持採用原來的紀念報導。也有一些網站在將紀念報導放到了二級頁面，亦即在首頁上與中宣部指令保持一致，但在二級頁面卻仍堅持原來報導和紀念。

中宣部：依然是政權的重要象徵

這是近年來中宣部為數不多的一夜之間以突髮指令改變全國媒體聲音的例子。在此之前，雖然中宣部幾乎每天都在發放各種禁令，但像這種一夜之間改變風向的情況，則還很少出現，其情形令人想起1989年5月戒嚴之後中國大陸氛圍的突然變化。而這一指令恰好發生在溫家寶前往溫州事故現場，並舉行現場記者會後的第二天。

香港記協30日發表聲明，抗議中宣部下令內地傳媒對溫州事故只能報導官方說法，要求中宣部撤回禁令，讓傳媒自由報導真相。香港記協指出，香港是大陸唯一享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呼籲香港傳媒「履行天職，站穩新聞專業的立場」，報導事故的真相。但香港新聞界的呼聲一如既往地被阻隔在了深圳河的香港一邊，而無法跨越羅湖橋進入大陸境內。

但中宣部此次的突然改變風向，耐人尋味而又讓人嗅出一些不同尋常的風聲。首先，就中宣部的常規思維而言，此次行動沒有超出其原有的意識形態和維穩範疇。這幾年，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增多，政權穩定已經成為北京高層十分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作為政權宣傳工具的中宣部，其功能就是「寧左毋右」，以矯枉過正的方式保證人民無法得到完整、準確的資訊，以便將任何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的思維和行動，都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

在這方面，中宣部既是一個意識形態部門，也是一個特殊利益部門。中共由於意識形態的利益而需要設立這一部門，因此這一部門也就成了一大批官僚的飯碗；為了每年能獲得足夠的經費，這一部門必須展開一系列矯枉過正的做法，來顯示其為了政權的存在而努力工作。而面對中宣部的這些明顯已與時代脫節的做法，北京高層沒有一人有膽量和勇氣出來說不。原因很簡單：在政權的利益共同體面前，即便中宣部的再倒行逆施，也不會有人敢出頭說不。

中宣部權力幾可遮天

問題是：為什麼溫家寶頭一天剛到溫州現場舉行記者會，令人感到新聞氛圍稍有開放，後一天中宣部就突髮指令改變風向？這到底是顯示北京高層意見不一，還是顯示中宣部的權力已幾可遮天？

兩者的因素恐怕都有。最近幾年，不但溫家寶的聲音被經常屏蔽，就是總書記胡錦濤的聲音能否傳達到最下層，某種程度也要看中宣部的眼色行事。這既反映了今天中共高層的相對弱勢，同時也反映了中宣部作為政權的意識形態部門，其權力某種程度上已類似於前蘇聯的克格勃，只不過前者是在宣傳領域，後者則是在秘密警察領域而已。

中國媒體人缺乏集體勇氣

與此同時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全中國恐怕沒有幾個新聞工作者認同中宣部的做法，也沒有幾個老百姓認為這種做法不是倒行逆施，但每次中宣部的指令下達後，大多數媒體卻幾乎一致乖乖收聲，那種順從和服帖的程度和效率讓人嘆為觀止。這不得不讓人思考中國國民（包括新聞工作者）的集體勇氣問題。

當然，有人會以「保飯碗」來解釋中國媒體的集體順從和服帖。確實，中國政權從意識形態到人事的掌控能力，至今仍顯出其異常的高效和殘忍。但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二十年的市場經濟，中國公民已不再依附於某一單位，而相當程度完成了社會化的轉型。換言之，即便是被解雇，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同樣可以找到工作，甚至是更好的工作。《南方都市報》前負責人程益中前些年曆經磨難，但現在已受聘香港亞洲電視擔任高級副總裁，香港《亞洲週刊》也有來自大陸的思想自由的媒體人士。

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什麼時候能對中宣部的倒行逆施集體說不，中國的政治春天才能見到一絲曙光。

作者為香港的中國問題分析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