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中國的電視臺全世界最髒
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臺;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商業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臺,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
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級女聲》的那些評委一塌糊塗
人物週刊:先求證一下,「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句話確實是你說的嗎?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開一個播音員和主持人的會,去了後看到標題,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這個會我可以參加,我有話要說,我也想聽聽別人的說法。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時統宇說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講這話時,既有前提,又有論據,而不是喊口號。我說不是我說的,沒有推卸責任的意思,我是堅決同意他的這一說法的,我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正式說這話: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沒有問題。
時統宇準確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視率會造成很壞很壞的影響,他說之所以出現電視節目低俗化,是收視率鬧的鬼,所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說這話時,我注意到現場有很多記者,大概20多家媒體,他們在那兒聊天,發簡訊,沒有一個人在認真聽,當時我就想,可能會出問題。
那天兩個人的發言最精彩,一個是時統宇,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尹鴻,他們的發言對我們從業者是最有幫助的,但是後來的報導幾乎沒有他們的聲音,都是我和李詠、朱軍的。這就是媒體的問題了。多萬惡啊你說,一個很好的學術研討活動,那麼多明確的、清晰的、真實的觀點,最後給描述成一個批判會、批鬥會,這不萬惡嗎?非常萬惡。
人物週刊:你覺得《超級女聲》庸俗嗎?
崔永元:那天時統宇也只說了一句:《超級女聲》這樣庸俗的節目,對電視節目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我記得大意如此。為什麼不利,他沒有解釋,因為當時會議快結束了。在我、朱軍、李詠3個人的發言中,好像我跟朱軍提了,李詠沒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視十套《人物》、《探索·發現》這樣的節目,它的收視率是沒法跟《超級女聲》比較的,在那之前我還有很長的鋪墊,講什麼是公共電視,什麼是商業電視。我認為我那天的發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發言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笑),但是都給寫成那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了。大概過了五六天,好幾個朋友問我,你為什麼老攻擊《超級女聲》呀?我就回想我怎麼攻擊《超級女聲》了,可能性很小啊,因為我都沒有看過《超級女聲》,我從來沒有看過《超級女聲》。
人物週刊:你沒說過《超級女聲》庸俗?
崔永元 :我當時就是說,像《人物》、《探索·發現》跟《超級女聲》這樣的娛樂節目做收視率比較是不公平的。《超級女聲》無疑是娛樂節目,嚴肅節目和娛樂節目是沒法比收視率的。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節目收視率的。比如《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對全世界的電視臺而言,晚間7點到9點檔,都是高收視率時間(中央臺的廣告收入絕大部分是7點到9點掙的,而且都是一套節目掙的,其他那麼多頻道,那麼多時間掙不了幾個錢)。如果你把《焦點訪談》安排到凌晨1點半,它再尖銳也沒有現在這個收視率,這是毫無疑問的。離黃金時間越近,你的收視率就越高。
人物週刊:你後來仔細看過《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人家老說我罵《超級女聲》,後來我就看了10分鐘。這個時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說「我沒罵過《超級女聲》,對不起我特別喜歡《超級女聲》」,我才不是那種人呢。我看了10分鐘,確實不好,節目不好,就可以罵,沒有問題。
我覺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別可愛,但那些評委一塌糊塗,我都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資格坐在那兒指手劃腳。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你可以告訴她們應該怎樣;為了活躍氣氛,你也可以開些善意的玩笑,作為娛樂節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們在說什麼呢?我認為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評委說你多看她兩眼就會愛上她。下面觀眾哄聲四起,我認為非常噁心。你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這個話呢!
又回到了我在會上發言的話題:什麼叫公共電視?什麼叫商業電視?我認為目前中國所有的電視都是公共電視。公共電視就是一個公共平臺,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看。電視機前還有很多不接受《超級女聲》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會問為什麼看兩眼就會愛上這個姐姐呢,愛上是什麼意思呢。
國外這種純商業節目,都有個告知的義務,你願不願意參加?如果願意,你可能遇到如下問題,這個節目將給你帶來什麼後果。參與者要有知情權,甚至要簽合同。在做《實話實說》時,我們也沒有規範,不籤文本什麼的,但是我們都會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電視,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國外,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們國內是靠道德。顯而易見,《超級女聲》連這個都沒做,那些評委想說什麼他們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週刊:一定要在區分了商業電視和公共電視之後,才能討論《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一定要這樣,否則《超級女聲》的事兒永遠說不明白。公共電視,它有非常嚴格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教育。我們看到「教育」這兩個字時很刺眼,因為中國觀眾現在最煩的就是「教育」,說你教育誰啊,你就讓我們高興就行了。但是國外的公共電視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傳民族傳統、民族文化,表述各黨派政策,不做評論,他就幹這個事,服務人民。
我們這兒沒人研究商業電視,為什麼?因為商業電視不用研究,商業電視和任何商品的銷售都是一樣的,就算投入產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掙到錢,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業上最大的成功。賣襯衫是這樣,賣襪子是這樣,賣電視節目也是這樣。回過頭來說《超級女聲》,如果它是商業電視臺的一個商業節目,任何人都不要說三道四,管得著嗎?賣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電視平臺播出的一個節目,那就不止罵,必須要封掉。
人物週刊:我們國家現在沒有這樣的區分。
崔永元:對,那天討論會我說的就是這個事:為什麼嚴肅節目收視率低會被攻擊?娛樂節目收視率高會被攻擊?弄得電視人沒法做。我認為我們首要的工作是把電視臺劃分出來,分清楚誰是公共電視臺,誰是商業電視臺。我們有沒有公共電視臺?有沒有商業電視臺?比如中央電視臺,我們都認為它是公共電視臺,但是它的資金來源是廣告收入,這叫什麼公共電視臺呢?你說它是商業電視臺,我們想做很多掙錢的節目,沒人同意我們做,得臺裡立項,上級批准才可以,哪有商業電視臺是這樣運行的呢?在體制不理清的情況下,無論你是做嚴肅節目,還是做娛樂節目,都會面臨種種困惑。我當時希望解決的是這個問題,被媒體描述成我攻擊《超級女聲》。
人物週刊:你不承認《超級女聲》有非常高的收視率?
崔永元:我不承認。如果說它收視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學的數據拿給我。我去過日本,我專門看過它的調查公司,日本人口1億多,它的收視儀有一萬一千個,一萬一千個收視儀!我們也做過測試。而我們的樣本採集少則500個,多則2000個,用這麼少的採集量來推論十幾億人口的收視口味和收視率!既然大家覺得收視率重要,就要花力氣去做,一邊覺得它重要,一邊又不用科學態度,對不起電視製作人,也對不起觀眾啊!
人物週刊:好像有數不清的人在看《超級女聲》,你不怕你這樣的批評是「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嗎?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覺得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件壞事。我清楚地記得,當時黨代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只有這個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我對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評述,將來終有一天會證明我說的是對的,這不是《超級女聲》節目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問題。其實我也為《超級女聲》的操作者鳴不平,因為在本土將一個外來的商業概念實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週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談論《超級女聲》。大眾的喜好有那麼可恨嗎?
崔永元: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超級女聲》很好看,所以街談巷議都是這個話題;第二,是《超級女聲》操作過程中出現的事情多,議題操作得多。
比如說我投資5萬塊錢,就可以讓《電影傳奇》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為什麼?只要崔永元在拍攝《電影傳奇》的過程中,每兩天出一個緋聞,那《電影傳奇》就是街談巷議的議題。這些東西是可以操作的,沒有問題。
人物週刊:現在央視欄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視率決定?
崔永元:如果你問主管領導,他們都說不是,有觀眾評價,領導評價,還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們說很多,但是節目製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視率。收視率低,你就沒有什麼資格說話。
我反對的是公共電視庸俗化
人物週刊:你是否給電視賦予了太多的社會責任?也許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開心和娛樂。
崔永元:我女兒快9歲了,看到我天天這麼難受,她也不是很開心。我不在家時,她在看美國、日本動畫片,我回家了,她說,哎呀爸爸回來了,咱們看爸爸喜歡的節目吧。那天晚上國家地理頻道連續播放了兩個記錄片,其中一個講海洛因,講美國毒品市場的演變過程。這是個非常嚴肅的節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這個節目時,我女兒又說爸爸咱們不看這個行嗎?為什麼呢?因為裡面有很多血腥場面,販毒、殺人、毒癮發作,她受不了。一個嚴肅電視臺的嚴肅節目裡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鏡頭,何況商業電視,那種無節制的所謂娛樂?
人物週刊:前幾年你就開始炮轟中國電視節目的庸俗化了,現在看來,我們的電視節目是更庸俗了,還是相反?
崔永元:越來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頭了,要復甦了,很可能向嚴肅這個方向復甦,如果復甦不了,就會往荒誕這個方向走了,已經到頭了。我沒反對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確表述一下,我是反對公共電視庸俗化。現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爭,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業電視,我只會考慮市場效應,不會考慮其他事情的。如果這個前提不解釋清楚,我覺得大家永遠是亂打一氣,一點意義都沒有,對誰都不公平。
人物週刊:你覺得電視節目的庸俗到頭了,你能舉個例子嗎?《超級女聲》可以作為例子嗎?
崔永元:說實在的,我就看了10分鐘,我還不敢說它是最庸俗的。我們臺一個主持人在做談話節目,採訪一個藝術家,這個藝術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現場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出來後他跟我說,這傻B真配合今天。我說過,有些人根本不配當主持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格。但是觀眾看不到這些,比如,策劃會上有人會說,這丫呢,挺聰明的,咱們得找點招,弄弄丫,設點圈套,這叫策劃會。討論會上又有人說,這種傻B以後不要讓他來了,找他又費勁又不討好,還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麼的呢。做流行歌星時,會跟他的經紀人談,經紀人說你能不能這樣,能不能那樣,他說行,那你能不能給我們點錢,如果你給我們節目組5萬塊錢,我們還可以在現場推銷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亂說時,我就給你揭行業黑幕:一個電視節目是怎麼做出來的!一部電影的票房是怎麼統計出來的!我都有數據和證據。我在看這個節目時,他(那個主持人)在哭,我就嘔吐。真噁心,太噁心了!觀眾不知道,全蒙在鼓裡,大家所說的人民,被他們像傻B一樣對待,你知道嗎?我們心裏怎麼能踏實呢?
人物週刊:這是你絕對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尤其是談話節目主持人,他的節目的人格,節目組的人格和這個主持人的人格應該是統一的。尤其是節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壞的人格,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週刊:可以用你的這個標準衡量央視嗎?
崔永元:在央視就不要提這樣的要求,奢望。
人物週刊:在哪兒能用這樣的標準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這樣的要求。BBC,NHK,也許可以,但他們也有問題,只是比我們好得多。科學家販賣人口,博士剽竊別人的論文……我確實是悲觀的,我已經無數次重複我的悲觀了。
人物週刊:節目是否低俗,標準是什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個標準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電視,這個標準是可以制定的,我給你準備了些資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麼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確。商業電視的標準無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臺,我們怎麼能評價哪個節目好呢?做愛時間長,姿勢多,就是好節目嗎?《超級女聲》該用哪個標準呢?不知道,我們根本不知道湖南衛視是商業電視臺,還是公共電視臺。
人物週刊: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邏輯,說一個孩子因為看了電視,開始學做壞事了,這是電視人的某種自大嗎?
崔永元:絕對不是。以低級趣味博取收視率,絕對不是公共電視的發展方向,勢必會造成惡果,如果我們假定國內所有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的話。因為已經有一些案例出現了。即便在公共場合討論這個問題,也有人反駁我,說那只是極個別的現象,整個社會還是平穩的,沒有因為電視受那麼大的影響。我非常反對這種說法。我知道對社會來說,它只是極個別現象,但對這個家庭這個人來說卻是滅頂之災。中國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說,不就是一個孩子自殺嗎,那又怎樣?你想沒想過,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會覺得問題非常大嗎?所以對公共電視應該有極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
人物週刊:《手機》「事件」後,你一直沒有接受媒體採訪?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機什麼的全換了,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媒體知道我的手機號,大概只有三個記者知道吧,即使這樣,還是經常看到對我的「採訪」:情況可能分兩種,一是他(她)從別人的採訪裡編一些,這個還說得過去,起碼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編,根本沒這事兒,也沒給我打過電話,沒提過這問題,我也沒有回答過,就編出一整篇「報導」來。
人物週刊:你說的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區分,是不是有點像電影的分級制?
崔永元 :當時我批評馮小剛的《手機》,也是類似的討論,我認為是一次非常平心靜氣的討論,最後就被媒體渲染成人身攻擊,當時我真是焦頭爛額,非常難受,因為我的意思被無限曲解了,完全變成一個小心眼的人,特別沒有意思。我以前也說過這個看法,作為3級片來看,《手機》太差了,該脫不脫,該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麼玩意?作為無限制級播放的電影,它也有問題,裡面已經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現在電影局在醞釀電影分級制,這就是進步。到那時候,我會大搖大擺地到電影院去看我該死了,你誰也說不著我什麼,社會允許。
人物週刊:即使過去這麼久,我還是很想知道,你當時那麼憤怒是因為「嚴守一」影射了你嗎?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針對的是電影的分級制度。我當時說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這個更糜爛,可以比這個更齷齪,但是藝術家沒有權利把它搬上銀幕,這是我的原話。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墮落的,但是影視作品、公共作品,要對受眾負責,尤其是電影還沒有分級,男女老少都買票去看的時候,不能這樣做。我覺得那部電影是在美化婚外戀。
人物週刊:你還是認為《手機》對你來說是個凶險的圈套?
崔永元:起碼讓我看到馮小剛的為人。我後來就跟他沒有接觸,我對他的評價還停留在《手機》之前跟他的接觸上。比如他請我到他家,給我包餃子,說想拍一個主持人題材的電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希望我給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問他拍的是什麼電影,他說是喜劇片。後來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惱啊什麼的都講給他了,他當時咬著手指頭聽,上映前一週我們倆還坐一塊吃飯,他說你看吧,你肯定喜歡這個電影。他給我講了這個電影的故事,把髒的部分去掉了。為什麼?他心虛,沒說。等到電影出來我才看到,連那個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和晶是個弱女子,我好歹還是個男子漢啊,我不拍案而起,誰拍案而起呢?既然說了,就說個明白,所以馮小剛的為人,電影分級制度,影視文化的價值取向全談了,但是後來媒體描述出來的是一場人身攻擊。
人物週刊:之後你沒有和馮小剛再聊過?
崔永元:沒有,他在報紙上說過一段話,但是我不記恨他,因為我不相信報紙。我說文藝作品起碼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裡的人吧。然後馮小剛說,崔永元說,一個作品要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孩子,這不是我對作品的要求。我說,MD,這人禽獸不如,連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顧忌,哪還能顧忌別人!真是禽獸不如!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對此發表言論?我不敢相信這是他說的,有可能是記者杜撰的,對吧。
人物週刊:當時大家都很明顯地感覺到你的憤怒。
崔永元:憤怒,非常憤怒。後來我還看了一些影片,比這個還要髒,還要噁心,特別特別噁心。社會在進步,為什麼影視卻不斷墮落呢?社會往前走,他們往後走,我當然憤怒了。可以說,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公共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臺;如果我們的電視臺都是商業電視臺的話,那我們的電視臺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臺,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手機》也吃了沒有分級的虧,如果有分級制,就敢拍露骨的鏡頭了,對票房大有好處。
人物週刊:國外影視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評名人甚至總統的,比如《9?11》,你怎麼看?
崔永元:要看有沒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還打過一個官司,維護自己的名譽權和肖像權,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塗,讓我體驗到了司法的腐敗。
人物週刊:名譽權的案子你贏了嗎?
崔永元:贏了。但是他們掙了3000萬,賠了我10萬,你覺得我贏了嗎?這個案子一個禮拜就可以結案,用了3年,你認為我贏了嗎?
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裡說假話
人物週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和失眠抑鬱有關,更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節目話題面臨瓶頸,越來越脫離現實、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對,非常對。這說明我們當時多麼淺薄,認為我們已經引領了時代話語的風潮。我做的時候已經發現了,要不然我也不會自己退下來。
人物週刊: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對,根本不是實話實說,這裡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個人能力微不足道,無法逆轉,我們可以容忍《實話實說》說得不是那麼精彩,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裡說假話。
人物週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後,收視率一路下跌,僅僅是因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沒有人能證明它的收視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時用的是日曆卡調查方式,現在是收視儀,兩種不同的統計方式,無法比較。
人物週刊:但總體的印象是,《實話實說》不怎麼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這樣評價和晶、阿憶非常不公平。現在的《實話實說》是在近200個同類型的節目裡競爭,而我主持時,只有一兩個;另一方面,我也認為他們做得確實不如我。昨天我還跟和晶討論這個問題,她說有一個觀點認為崔永元做的《實話實說》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則過分強調意義,所以就不好看了,沒意思了。她問我,「你是這麼做的嗎?」我說,「不對,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達‘意義’,當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們只能選擇一個,應該把意義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後面。」她說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節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義」方面肯定沒有什麼減弱。
人物週刊:能具體評價一下和晶的表現嗎?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矯揉造作,遼寧的黑龍江的,都說香港話,和晶沒有,不濃妝艷抹,得體,值得讚賞。還有一點,她的心理素質特別好,跟我不一樣,我那時像驚弓之鳥,聽到非議會緊張,她應對自如,她根本不在乎這些聲音,她才不管別人怎麼說呢,這是她的優點,是我不具備的。
人物週刊:缺點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個比較中規中矩的、嚴肅的人,不愛開玩笑,可能大家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大家習慣了在《實話實說》中有意思地探討話題,如果不叫《實話實說》,改個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週刊:你給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裡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週刊:在《實話實說》裡呢?
崔永元:勉強及格。
人物週刊:你怎麼評價阿憶?
崔永元:阿憶不及格。阿憶是個特別好的人,我們很熟悉,他的文筆非常好,學識比我高,我很喜歡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阿憶的學識在主持節目時顯露不了呢?阿憶可能不適合做主持人,他就適合做學者,寫文章,做學問,給學生講課,當他面對鏡頭,還要化妝吹頭髮,這些可能徹底摧毀他的自信心。我覺得生活中的阿憶是100分,鏡頭前30分都不到,差異很大。
我跟阿憶開玩笑說,你看這本書我看3頁,我能發揮出5頁的內容,你看100頁,但你連個前言都說不上來。人和人有區別,他在口頭表達能力上可能有點欠缺。還有一點不好,就是他極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個特別愛開玩笑的人,很嚴謹,電視機前非要開玩笑,可能節奏就很難掌握。
人物週刊:你現在做的《電影傳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嗎?
崔永元:《電影傳奇》特別近,它離我的理想特別近,只是不被市場認可,大家不覺得它是個好節目,這是個問題。《實話實說》人民認為它是個好節目,但是我覺得它離人民越來越遠,我每做一期就覺得離我的理想又遠了一步,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電影傳奇》就是幹事,因為沒有人願意幹這個,費力不討好。中國電影100年,我們有多少關於100年的資料呢?我們採訪了1000多位電影人,其中幾十位現在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再也沒有他們自己的影像資料了,等到中國電影150年、200年時,只能到我們這兒來找到他們的資料了。我跟我的夥伴們說,咱們不功利,咱們做一個資料收集,採訪每個人都是從他記事開始談起的,說的跟電影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把它完整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對整個中國電影史是有意義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掙不了錢,不盈利,也沒人說這個節目受歡迎。我也可以做《超級女聲》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們主持棒多了,我有這份自信。
現在這個節目已經被中國電影博物館收為館藏作品了。據我所知,這是電影博物館惟一的電視作品,這就說明瞭它的史料價值。現在,起碼電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勵我,每次我見到他們,都像摸自己兒子似的摸我的腦袋,說小崔,你幹了一件好事,你幫我們幹了一件好事,這應該是我們電影人自己幹的,讓你給做了,我們得感謝你。他們對我特別好,還給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藥,我特別感動。
人物週刊:你覺得自己在《電影傳奇》裡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業,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麼演技呀?
人物週刊:《實話實說》、《小崔說事》、《電影傳奇》,你怎樣評價自己在3個節目中的表現?
崔永元 :《小崔說事》就不評價了,不值一提,挺隨手的,好像少年時候練過武,老年了再比劃兩下,這麼回事。《電影傳奇》非常偉大,將來總會有人寫它一筆的,它為百年電影做出了貢獻,真的可以這麼說,一點都不覺得臉紅,也不愧疚。
《實話實說》了不起,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談話節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實際上學的是美國《脫口秀》。《電影傳奇》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實話實說》頂峰時,我特別有成就感,覺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國第一號男主持人,後來才發現這個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們通往理想的過程中非常艱難地邁了一步,就誤以為自己成功了,現在想來真幼稚,還沒到青春期呢。實話說,《電影傳奇》真是讓我有成就感。
人物週刊:你說過希望自己心態調整好了後,再殺回去做個嚴肅節目,是什麼類型的節目?
崔永元:讀書節目。《電影傳奇》很嚴肅,準備做4年,現在已經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們還打算做《歌曲傳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續下去,因為這是個商業項目,臺裡不投資的,很有可能沒有人願意投資,或者沒有人願意購買,就夭折了。
人物週刊:這個讀書節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嗎?
崔永元:現在幾乎都沒有可能了,因為那時候嚴肅節目還有生存空間,有人喜歡看娛樂的,有人喜歡看嚴肅的,尤其是40歲以上的受眾群。現在是娛樂節目通吃,上到99,下到剛會走,大家都喜歡了,全民娛樂。
人物週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麼時候?你會以什麼方式告別這個舞臺?
崔永元:隨時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遠是高品位、高格調的節目。但是如果電視臺不需要,那我掉頭便走。
人物週刊:人民可能不答應啊?
崔永元:做《實話實說》時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沒樂暈了頭,對吧,現在又有人說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所以我就從來沒在意「人民」這個概念,哪有人民呀,沒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張三、李四這些具體個體,我希望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週刊:你聽到過的對你最惡毒的評價是什麼?
崔永元:罵我的很多,最惡毒的評價是,這小子會玩,既炒作自己,還不露痕跡,顯得很有學問,很有修養,很寬容,這是對我最大的傷害。真的,罵別的,比如他長得難看,沒有一個女人會喜歡;他早點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麼還不死,他老說自己要自殺,怎麼還不自殺啊,快點啊——這些我經常聽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剛才那個評論,我認為是最狠的,也可能說到了我的痛處吧。(笑)
人物週刊:你覺得你是一個優秀主持人嗎?
崔永元: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週刊:不為自己擔憂嗎?
崔永元 :我不擔憂。我不說我難受,所以我就說,更多的時候是媒體曲解了我的意思,他們為了製造轟動效應,故意把我的語言妖魔化了。
人物週刊:有沒有拍錯的時候?
崔永元:我沒有拍錯過,都是媒體給我拍錯的。我最近見到一些大畫家、大作家,他們都勸我不要這樣,他們說,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來說話。我理解的意思,是他們覺得我根本沒有那種學識,話說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著尾巴多難受啊。
也可能是他們也墮落成那樣的人了,覺得潔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時間我對網路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負面效應,覺得它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後來我看了《南方週末》對鄢烈山的採訪,茅塞頓開。他沒有說BBS一句壞話,這是我沒有料到的。他說這是個公開的論壇,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記者接著問他,那你的雜文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他說我們的社會還是需要有邏輯思維的、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我看完後特別高興,我覺得他說得太好了,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排斥BBS這種新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難受,特別孤獨,寂寞。我都無法跟你形容我的難受,經常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點還沒有入睡。我老在想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麼多拍案而起的人,現在他們都上哪兒去了?我知道崔永元無法跟他們比,這個時代有可以跟他們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無可挑剔,但是他們都在潔身自好,我見過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對這個社會負責任。
人物週刊:一個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別人也是正人君子嗎?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說是有病了。我其實只是希望從業人員要有職業道德,知識份子要有責任感,其他的真的沒要求了。
人物週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別人,希望中的外界社會,有沒有點烏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認為那個是烏托邦世界呢,我認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這樣的地方。比如我帶我女兒去朗布拉邦(音),寮國一個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讓人特別感動。回來我就想,什麼叫文明?什麼叫發達?是不是紐約就叫文明?華盛頓就叫發達?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週刊:你認為自己已經做到了你對別人的那些要求了嗎?
崔永元:對,我就能做到綁票不撕票,收了紅包不塞紗布。主持人請人家來做節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別背地裏罵人家,我就這個要求,這個要求高嗎?
人物週刊:你老站出來說話,你的家人怎麼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覺得我像個瘋子,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講像個瘋狗,見什麼都要咬一口。看電視時在罵,看報紙也在罵。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個對中國電影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人,報紙上連個豆腐塊都不願意給她,把那麼大的篇幅給王菲、李亞鵬、《七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起碼是個文化不高的社會。
人物週刊:醫生建議你換個輕鬆的、不需要太多責任的職業,你覺得自己可以離開嗎?
崔永元:當然可以,這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這個行業?
人物週刊:但現在你還是在幹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麼呢?我沒有別的手藝啊。比如我想過做房地產,那樣可以掙很多很多錢,那時候崔永元是個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掙錢,你管得著嗎?但是偷稅漏稅、偷工減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沒法去;也有一些企業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薦這個藥那個保健品,幹那麼三五檔就夠這輩子花了。但這東西行嗎?真是虎骨做的,螞蟻泡的嗎?我會跟人較真,一較真就會露餡,然後心裏又不平衡,所以簡直是沒法選擇,非得壞了良心。我要壞了良心,我就不要換職業,我就可以在這個圈子裡如魚得水,我水平比他們高,這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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