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動車特大交通事故原因究竟是什麼？有種答覆說，主要原因是天氣、是動車系統運行失靈的技術，也有說法，是中國鐵路管理體制沒有走上現代化的問題，中國高鐵存在巨大的安全隱患等。不過，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中國高鐵的硬體問題還是軟體問題，無論是天氣原因還是技術及人為原因，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與片面追求經濟「超高速」增長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
2008年下半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為了避免中國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動用多種資源讓高鐵出現了「大躍進式」的發展。短短3年，中國高速鐵路營運裡數、在建裡數全球第一，旅客的運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暴髮式增長，日均旅客發送量增加2.6倍。不過，中國高速鐵路這種「超高速」增長，是政府以過度使用種種資源的基礎上來完成的。比如說，信貸資金的過度使用，政府讓最廉價的銀行信貸資金湧入高速鐵路各項目，從而使得鐵路部門的資產負債率奇高。比如，目前國內運營較好的北京-天津高速鐵路，要實現盈利需有很長時間。還有，高速鐵路各種技術過度使用，尤其是安全保障技術，遠遠跟不上高速鐵路這樣超高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沒有把其技術的系統性、穩定性及運營安全性放在首位。
為了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許多部門的經濟政策就是大力鼓勵過度使用各種資源，比如說過度使用信貸體系及金融體系(2009年至2010年銀行信貸增長速度是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長的6倍多)、過度開發土地、過度開發礦產資源、過度使用現有的技術等發展模式等等。
在這種過度使用種種資源的經濟增長模式下，GDP是上去了，各地城市基礎設施增加了，地方政府業績亮麗了，但結果不僅嚴重透支了未來經濟發展，損害未來經濟發展之環境，使得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更為嚴重的是，過度使用各種資源的經濟增長模式，還可能加劇社會的矛盾與衝突，從而使得絕大多數人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風險更高。從這個角度看，「7•23」甬溫線特別重大交通事故，給當前中國經濟片面求快、過度消耗資源的增長模式敲響了警鐘。
還有，「7•23」動車事件還與當前的「新國企」制度有關。可以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鐵路是國有企業最為堅固的堡壘，也被認為當前「新國企」的典範。在不少人看來，當前的「新國企」完全走出了傳統國有企業的困境，成為當前國內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因為，這種「新國企」不僅能夠在市場經濟中主導整個國家經濟走勢，而且「新國企」也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這幾年國有企業確實有所發展與進步，但是， 「新國企」的發展並非建立在新機制的基礎上，而仍是建立在政府向企業注入更多的實質性資產及政策性資源的基礎上。比如說，國內大型國有銀行，就是建立在政府注資、向市場融資政策性注入、政府對利率及信貸嚴格管制的政策性獲益這樣的基礎上的，從而使得這些大型的國有商業銀行其運作收益可歸自己，其成本及風險則讓整個社會來承擔。高鐵的建設與運行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於高鐵的建設與運行可以從政府那裡獲得大量的實質性及政策性資源，由於其運行的收益可歸本部門，其成本及風險則可轉移到整個社會來承擔，那麼其管理體制倚輕倚重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毫無疑問，如果不改變這種完全由國有企業或政府相關部門壟斷主導的高速鐵路運作模式，高速鐵路運作安全性及效果始終是難以讓人放心的。
再往深層推，政府願意向以新國企為主導的高速鐵路注入更多實質性資源及政策性資源，或與政府總是希望掌控經濟活動思路有關。近十年，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滲透越來越普遍。政府的功能被無限放大，政府管控的範圍在擴大，政府調控經濟的力度在加大。可以說，如果這種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生活的思維模式不改變，客觀上積集了多種形式的越來越高的風險。
但願「7•23」動車特大事故，能促使各方對當下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深度反思。要管住政府這隻閑不住的手，抑制政府功能擴大之勢，政府工程擴張之勢，尊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經濟增長並不僅僅意味著數量的增加，並不僅僅意味器物與工具的現代化，而是要讓這種經濟增長可持續。至於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最為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讓每個人生活在更低的風險之中，生活得更有尊嚴與自由。
如果不是這樣，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意義又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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