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患者:盼2012到來 歸化正常人

學心理學的李軍說，他接觸的很多HIV感染者，聽到「2012」都會異常興奮，覺得如果地球毀滅，他們就和正常人一樣了。

晚上8點整，手機鬧鈴突兀地打破了四周的寂靜。像是下意識的反應，胡澤濤打開藥盒，取出幾顆五顏六色的藥片，服了下去。白色藥盒上，寫著「堅持就是勝利」。每12個小時吃一次藥，這一連串的動作，13歲的胡澤濤已經堅持了6年。

和很多同齡的孩子一樣，胡澤濤愛看動畫片，愛聽鬼故事，愛上QQ聊天，無聊時會給同學打騷擾電話。他最得意的，是在2010年參加了公益記錄片《在一起》的拍攝。該片記錄了電影《魔術外傳》拍攝期間劇組通過網路聊天、全國尋訪、徵集選定艾滋病毒感染者參與拍攝的過程，入圍第61屆柏林電影節。

片中，胡澤濤有這樣的鏡頭：

黃沙漫漫的塬上，一個穿校服、戴紅領巾的男孩背著大大的書包漸行漸遠。突然，孱弱的背影抽搐了一下，踉蹌了幾步，彎腰，倒地，扭曲成一團。十幾分鐘後，仍是這個穿校服的男孩，在導演的安排下，需要演一場哭戲。此刻的空氣凝固下來，男孩的哀嚎聲在山谷裡迴盪。鏡頭挪開了，哭聲仍在繼續，男孩一臉悲慼⋯⋯

「濤濤哪裡是演戲，這分明是他的生活，他的宣泄。」看過片子，瞭解胡澤濤的人嘆息著。

「他們一家人和我分碗筷」

從出生那天起，悲涼注定成了胡澤濤生命的底色。

「我4歲那年，我媽死了。」孩子的臉上，看不出一絲哀傷，他甚至根本記不清母親的樣子。

7歲時，胡澤濤像是中了邪——肚子疼、流鼻血，動不動就打針輸液。幼兒班的老師害怕了，索性讓他回了家。胡澤濤的父親帶著兒子輾轉了長治、太原的幾家醫院，醫生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直到2005年，胡澤濤被確診為感染了艾滋病，渠道為母嬰傳播。死亡像個揮不去的幽靈，籠罩在山西省長治市武鄉縣洪水鎮墨鐙鄉新村的這個農家小院裡。

很快，父親把胡澤濤送進了山西省臨汾市傳染病醫院。

2010年度山西省愛滋病疫情通報會上公布的數字顯示，山西累計對1140例符合治療條件的病人予以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其中成人1080例，兒童60例。臨汾市傳染病醫院院長郭小平對《瞭望東方週刊》介紹說，山西90%的HIV感染者都在該院接受或正在接受治療。「其中不少是孩子。有的家長把娃扔下，就走了，根本聯繫不上。有的娃病情控制住了，但不願意走了。」

為了讓感染了愛滋病的孩子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2006年，傳染病醫院成立了「紅絲帶小學」。目前，有16個孩子在紅絲帶小學治療、就讀，他們的母親皆已去世。胡澤濤就是其中之一。

胡澤濤離家上學時，告訴村裡人，說是去長治上學了。他怕說了實話，連村裡的小賣部都不能去了。

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並蔓延開來。幾乎是一瞬間，曾經玩得好的夥伴再也不來了。

更多更明顯的歧視出現在家裡。「他們一家人和我分碗筷。」鏡頭外，胡澤濤無意中說出這麼一句話。「他們」指的是他的奶奶、父親和繼母。

兩三年前，胡澤濤的父親再婚。新婚妻子進門之後，才知道有這麼個感染了愛滋病的繼子。「新媽媽怕我。」胡澤濤一臉平靜，「她告訴我，手破了的話不能碰任何公用的東西。」

《在一起》的片子裡，劇組在胡澤濤家拍下了這樣的鏡頭：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火鍋，父親和繼母很自然地夾菜給孩子。旁人疑惑，為什麼不是孩子自己夾菜。父親一怔，說，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尷尬的沉默過後，父親允許孩子自己夾菜，但孩子還是怯怯地不敢去夾，再一次鼓勵後，胡澤濤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尖夾起一小根粉條，迅速抽回。

記錄片拍完後，導演特意找胡澤濤的家人和劇組的人一起吃飯。飯桌上，沒有人計較和胡澤濤在一個盤子裡夾菜。胡澤濤的父親當場哭了，他覺得對不起兒子。

那些被污染的血液

「濤濤家裡的情況，我是拍這個片子的時候才知道。那麼小的孩子，怎麼受得了這些？」胡澤濤在紅絲帶小學的生活老師劉麗萍也是一位HIV感染者。但和胡澤濤相比，她覺得自己挺幸運，至少不會被家人嫌棄。

拍記錄片的時候，劉麗萍和胡澤濤一樣，拒絕遮擋，不打馬賽克。

「我是1996年宮外孕手術時，輸血感染的。」劉麗萍的臉上少有笑意，但說不出的坦然。

她回憶說，手術時由於大出血，當時就休克過去。後來聽人說，來輸血的好像是個老頭。老頭到醫院問，有沒有人要輸血，剛好劉麗萍在搶救，醫生就拉了老頭去輸。

劉麗萍說，自己的身體一直很壯實，連頭疼腦熱都很少有過。可到了2005年，她突然生病了，低燒、嘔吐，嘴裡起滿皰疹。在當地醫院的口腔科沒查出什麼原因，劉麗萍直奔山西省運城市疾控中心。「我當時已經懷疑是愛滋病了。因為我們鎮上有人得了這個病，說是輸血得的。我問過他，輸血時間跟我差不多。」

幾天後，家人把劉麗萍送進了臨汾市傳染病醫院。「我在醫院門口大哭大鬧了兩個多小時，死活不肯進去。」劉麗萍現在想起，自己都覺得好笑，「我想過死，想過報復社會。命運太不公平了，我做錯了什麼，我花了一萬塊錢輸血，結果得了一個終生治不了的病。」

直到發現感染者中還有兩個孩子後，劉麗萍平靜下來。「我當時特別驚訝，怎麼連孩子也會得這種病？後來知道愛滋病除了性傳播和血液傳播之外，還有母嬰傳播，這些孩子是最無辜的。」

臨汾市傳染病醫院院長郭小平介紹說，1996年前後，用血極不規範。「有病人要用血了，隨便叫個人過來抽一下就行了，不做什麼檢查。在2004年左右，我們收治的感染者中，80%是血液傳播。」

有公開的資料稱，我國於1993年開始整頓血站，規定血站獻血必須進行HIV抗體檢測。但是，血液（血漿）一度被「血頭」、「血霸」作為商品經營。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環境影響下，在「救死扶傷，獻血光榮」的號召下，偏遠貧困的農村，成了便宜乾淨的血漿的理想採集地，其中大部分為衛生部門所開血站。

死了都沒有尊嚴

早熟些的孩子已經不再關注村裡人的目光了。家住運城市新絳縣陽王鎮辛安村韓紅翠偷偷暗戀起班裡的某個男生，她直截了當地跑去問劉麗萍，「我們得了這個病，能不能結婚？能不能生孩子？」劉麗萍一怔，一本正經地告訴她，可以結婚，可以生孩子。接著，她又補充，「如果對方和我們不是一樣的人，就要提前告訴他們，我們得的這種病。」孩子有些懵懂地點點頭，記住了。

另一個被臨汾市傳染病醫院收治過的男孩也時常跟劉麗萍聊天，他說自己喜歡上了一個女孩，是網戀。「她和咱們一樣嗎？」劉麗萍問。男孩說，不一樣，接著又問，「是不是不能和不一樣的女孩談戀愛？」劉麗萍告訴他，可以的，但要對人家說明情況。「好痛苦。」男孩敲過來幾個字。

「得這病，唯一的好處就是，犯了點兒什麼罪，連看守所都不收。」郭小平想起一件至今都覺得好笑的事，「有一回，我們醫院接到一個電話，讓我們去抓小偷，說小偷是個愛滋病感染者。一群警察把小偷圍在中間，沒人敢動。找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說他們管不了，警方就通過關係找到我們醫院。」

「活著沒有尊嚴，死了也沒有尊嚴。」劉麗萍感嘆，「雲南的很多感染者告訴我，在他們那兒，因為愛滋病死了的人，火葬後連骨灰盒都沒地方放，太可怕了。」

劉麗萍不像大多數HIV感染者那樣躲躲閃閃，她承認，自己之所以坦然，和傳播途徑有關。「感染者這個圈子裡，輸血的歧視賣血的，賣血的歧視性傳播的，異性傳播的歧視同性傳播的。最可憐的其實是男同性戀感染者，他們受到的是雙重歧視，有來自圈子外的，也有圈內的。」

感染者老夏

上海人老夏拒絕透露感染途徑，「不是輸血得的，別問了。」電話裡，老夏的聲音頓了頓，「性傳播是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容不下的。這個病，如果單有性傳播一種途徑，國家是一定不會管的。」

拍完記錄片《在一起》後，老夏認為自己已經「被導演剝得體無完膚了」。「我答應拍這個片子，是想著能掙點錢。最初說是要打馬賽克的，後來導演勸我，說如果感染者都打馬賽克，宣傳力度不夠。劇組裡的人都對我那麼好，最後，我答應無遮擋了。」

老夏被確診感染愛滋病是在2008年。彼時，正值上海做著一系列愛滋病宣傳活動，免費檢測HIV，甚至還給50元錢的路費。「說老實話，如果不給那50塊錢，我是不會去檢測的。」老夏回憶說，測出來的結果是陽性，「那一刻，腦子一片空白，覺得死神明天就要來了，徹底絕望了。」

回到家，老夏跟老婆如實交代，並提醒她也去查查。很快，「上門女婿」老夏被丈母娘趕出家門，老婆自然也跟他離了婚。

丈母娘把老夏被感染的消息傳遍了全村，老夏像個見不得光的老鼠，整日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不久，朋友告訴他，有寺廟需要人打掃衛生，老夏動心了。管他去哪兒，只要能離開這個地方就行。

老夏把病情告訴了住持，住持叮囑他，這事不要說出去，說是怕香客們知道後不來上香。寺廟裡的生活乏味而平靜，老夏每天工作就是拂塵禮佛。每過一段時間，他會偷偷去市疾控中心拿藥，定期檢測CD4（人體免疫系統中的重要免疫細胞）。「那段時間很平靜，沒什麼雜念。」

出了清淨的寺廟，老夏敏感的神經仍然能嗅到那些不經意的歧視。拍記錄片時，劇組的一個老外劇照師要喝水，司機說，一桶水是豬喝的，一桶是人喝的。老外問，哪桶是豬喝的。司機說，你還是喝豬喝的吧，起碼豬不會得愛滋病。老夏在一旁，剛好聽到了，「他說的是實話，可我當時就想，原來我連豬都不如，很傷感。」

記錄片拍到一半，老夏離開了劇組。由於之前服的抗病毒藥產生了耐藥性，老夏的CD4將至50，這意味著他此時的情況已經非常危險了。回到上海，老夏換服了二線藥。三個月前再測，CD4總算漲到了200。

但寺廟的工作因此丟了。住持擔心老夏露了臉，香客們不敢再來上香，勸他離開。老夏去找市疾控中心，主任答應他，幫他在疾控中心找份工作。「最晚到下個月吧，我就會有工作了。」老夏的聲音興奮起來，很快又歸於平靜，「得了我們這個病，還是聽天由命吧。」

「到了2012，我們就都一樣了」

《在一起》的片子裡，濤濤、老夏和劉麗萍曾經坐在樹下閒聊。「你想著我們還能活多少年呢？」劉麗萍隨口問了一句。「一年！」濤濤搶先說。「五年。」老夏回答。「不是2012（世界）就沒了嗎？」濤濤反應很快。劉麗萍大笑，「對，對，2012我們就都一樣了，什麼HIV不HIV，通通都一樣，包餃子了都。」

學心理學的李軍說，他接觸的很多HIV感染者，聽到「2012」都會異常興奮，覺得如果地球毀滅，他們就和正常人一樣了。

「這些娃以後怎麼樣，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郭小平心裏沒譜，就連紅絲帶小學未來的命運如何，在他看來，都是未知數。這所學校的前身，是臨汾市傳染病醫院專門為艾滋患兒們開的小課堂，到後來，患兒越來越多，「小課堂」升格成了「學校」。

「5年了，學校一直是黑戶，沒有畢業證就自己發，沒有公章就自己蓋。」郭小平挺無奈，「到教育局去了好幾次，人家說，你這學校夠不上聾啞學校，也不是智障學校，國家沒有愛滋病學校這個審批標準啊。」

「黑戶」意味著沒有穩定的經費，沒有編製，孩子們不能參加國家統一的考試。幾年前，有省領導到紅絲帶小學參觀，正值學校鍋爐壞了，孩子們在寒冷的空氣中瑟瑟發抖。領導當即要求郭小平，把樓重新建一下，省裡給出200萬。結果，樓建起來了，200萬遲遲沒有撥下來。

「眼看著娃們長大了，飯量也越來越大，有的娃一頓能吃5個饃。光吃，就能把人吃窮了。」郭小平笑得有些尷尬，「但這種事總得有人做吧，別人不做，只能我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