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場尷尬：5月9日，在與中美戰略會談同時召開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討會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共政府對新加坡模式非常有興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政治上一黨長期執政。但新加坡大選後的政治變局卻表明，中共心儀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該國民眾歡迎。新加坡首任總理、國父李光耀與二任總理吳作棟5月14日宣布離開內閣，辭去內閣資政一職。他們作出上述宣布是迫於形勢，因為他們的人民行動黨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來最糟糕的選舉結果。
李光耀退出政壇，使新加坡選舉成為一場沒有輸家的選舉。
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熱議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由於這「四小龍」當中有仨與華人有關，有人很生動地總結了三地華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無民主；新加坡是威權政治，無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臺灣雖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強。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經濟成就讓中國人不便尋找背後的政治原因，但臺灣與新加坡經濟高速成長的政治動因卻是熱門話題。因為兩地都是華人（或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到了臺灣政黨第一次輪替以後，北京對臺灣民主已經不再有任何興趣，學界也不再提「臺灣民主化經驗」。取而代之的是對「新加坡模式」的討論。
北京青睞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華人佔四分之三，其國父時常提及東亞價值觀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說著玩的，我曾去過山東泰安與曲阜，當地官員告知，李光耀先生經常到聖人之鄉參拜孔聖並朝泰山，有段時間每年都去。2003年國際儒學聯合會在北京創立，與會者一致推舉李光耀為首任名譽理事長，這表明國際儒學界對於新加坡成功實踐儒家治國之道的讚賞與肯定。於是國內一些學者尤其是儒學學者認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體現的正是儒家治國之道，是中華文明精華在現代社會的發揚光大——咱們華人與西方文明扦格難入，但與自家祖產儒家文化總能水乳交融吧？
儘管新加坡經驗被解釋得天花亂墜，但北京真正感興趣的卻只有一條，如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繼續保持一黨執政。西方社會成天在嚷嚷「經濟市場化必然會促進政治民主化」，雖然未成為中國的現實，總不免讓北京有點憂患意識，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怎麼辦？於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頭等大事。不斷派遣各種官員代表團前往獅城參觀學習。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中國始終在學習，而且形式上學得很認真，如新加坡經濟起飛依賴轉口貿易，中國則成為「世界工廠」。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政府鼓勵外國投資、提倡出口經濟，高速發展電子金融產業；中國現在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頭號引資大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電子產業暴跌，新加坡經濟受挫，立刻將推動經濟增長的目光轉向了旅遊服務業，併發揮地理優勢，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一個世界首選的會議地點」。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國公司選擇新加坡作為營運中心，其中4000家將管理全球和區域業務的總部設在新加坡。中國也照貓畫虎地大力發展旅遊業，幾乎每個有點歷史來頭的縣市都將旅遊作為支柱產業。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的經驗，以及政府的廉潔，中共政府幾乎未曾學到什麼。新加坡執政者在處理政府與資本及人民的關係上做得很不錯，在親商與重民之間實現了平衡。既重視資本的作用，注重發揮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功能，所謂「工業園區」就是新加坡的經驗。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從獨立以來，政府圍繞著「居者有其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區建設、醫療衛生、公共安全、環保和義務教育等等。而中共政府的腐敗已經成了政治之癌，在資本與人民之間，幾乎一邊倒地選擇了偏向資方，肆意剝奪工人權利，導致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其賴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剝奪。至於社會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黨政事業機關幹部享有的特權，民眾的福利一直處在待建立過程之中。
北京心儀的新加坡模式，其實早已出現一些問題。儘管人民行動黨在掌權的50餘年當中，很好地履行了與人民之間的「麵包契約」，以經濟發展作為確立政治合法性基礎並取得選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嚴厲控制輿論，尤其是不允許任何批評李氏父子的言論出現，人民宛如關在金絲籠裡的小鳥，生活無憂但卻沒有言論自由。此外，李光耀儼然一位穿著西裝的現代皇帝，隔代指定兒子當接班人這種權力世襲現象，很容易產生利益固化。如此種種，早在民間引起不滿。世界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後，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氣都和以往大不相同。這當然不是新加坡獨有的問題，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年輕人對政治的熱情及參與願望、網路社交媒體的作用等因素，幾乎是今年北非、中東諸國發生變革的共同誘因。北京心儀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適應今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從新加坡這次大選過程當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與民生課題的角力，簡單的民生訴求可以轉化為對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峽時報》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這次大選後，該報前總編輯林廷龍終於敢說出：「我們（國家）儘管已經獨立了46年，而今年終於慶祝21歲（投票年齡）生日了。」
北京應該學習的經驗其實不是業已成為昨天黃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時此刻，最明智的做法應該是開始嘗試為權力的和平轉移構建條件，實現執政黨與人民的雙贏。無論如何，李光耀等兩位資政的辭職雖屬情勢所迫，但畢竟不失體面，遠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強人以榮耀始、以恥辱終，家族財產難以保全的結局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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