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背上出身的魔咒

在我的案頭，擺著一套厚厚的書，上下兩冊。這本書是由一群已經被遺忘的人寫的回憶，名字叫《無聲的群落》。寫書的人，是一群文革前就上山下鄉的老知青。提到這些人，人們能夠想起的，頂多是幾個被譽為上山下鄉運動前驅的人物，比如邢燕子、侯雋，即使這些曾經有過光環的人物，也已經在歷史上被人忘卻。但實際上，當年下鄉的這群老知青，跟這幾位先進典型，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邢燕子和侯雋不是他們的代表。他們是一群城市裡的賤民，不下鄉，是沒有活路的。正如書中的一位作者寫的，三面架上機槍，只有一面好走。

這些只有一面的小路可走的人，是一些生活在城市裡的政治賤民。每個人的背上，都跟當年美洲販奴市場上的奴隸一樣，烙著階級出身的烙印，無非是地、富、反、壞、右，還要加上資本家或者其他的什麼分子。寫這本書的作者，在寫回憶的時候，身份和地位已經改觀了，有的成了教授、作家、會計師，有些人已經成為一定級別的官員，但是，在字裡行間，你依然能夠感覺到，昔日出身的魔咒，已然留在了他們的血液裡，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跟其他的知青回憶不同的是，他們無論寫什麼，「階級出身」四個字的陰影，都貫穿始終。

階級鬥爭是革命的利器。中國人的階級論歷史，實際上起於1926年毛澤東的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篇是《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頭一篇被毛選收了，但刪改較多，達到80%左右。第二篇一直不大出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這兩篇文章，卻構成了中國革命階級分析理論的基本框架。把農村的人，按貧富分成雇農、貧農、中農和地主、富農。中國共產黨人的階級分析，當然來自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在馬克思那裡，構成階級的尺度，一是對生產資料的支配，一是跟先進生產力的聯繫，最次才是財產的佔有程度。所以，他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對立意義上來談階級的。但是，到了中國的語境下，由於即使按最樂觀的估計，1920年代的中國產業工人，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才有200 萬。相對於四萬萬的人口而言，實在是過於少了。而且以毛的敏銳，很早就意識到中國的革命，只能在農村有用武之地，所以，毛的階級分析，實際上既沒有了先進生產力的尺度，也沒了生產資料的支配，只剩下貧富一個指標，一個中國古已有之的標尺。按照這個標尺，毛將雇農視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貧農為半無產階級，都是革命的動力。反過來，地主和富農，就是農村中的反動階級，革命的對象。處於中間狀態的中農，則是爭取的對象。儘管毛的階級分析，判斷往往跟實際情況大相逕庭，比如對學生估計過於灰暗，認為學生基本上屬於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往往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而農村中的雇農，往往並非革命先鋒，投身地主民團反抗革命的也不少。而且農村中的階級，劃分往往界限不清，在一個村莊劃為地主的，在另一個村莊可能僅僅是中農。所以，農村中的階級，不僅中間這塊游動性非常大，一個中農，一不留神就變成了富農，就是窮人，也很可能因為其他的因素被劃成反動階級。但是，奇怪的是，這樣一種並不符合實際的階級分析方式，卻一直主宰了中國革命整個過程。道理很簡單，所謂階級分析，無非是用一種方式把社會切割開，便於革命動員。切割的尺度含糊一點，對於動員無疑是有利的。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按道理革命已經結束，這樣的動員也就不需要了。然而，中共的建設，是革命式的建設，治理，是運動式的治理。動員始終是黨的生命。所以，在奪取政權之後，階級不但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化，而且等級分明，界限清楚。即使在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完成之後，農村的人沒有了土地，城市人沒有了生產資料，除了少數資本家還拿點定息之外，所有人在理論上都變成了「無產階級」，但是階級分野反而更講究了。比如農村裡的中農，現在分成三部分，下中農、中中農和上中農，又稱富裕中農，在合作化和大躍進運動中，富裕中農成了重點整肅對象。更重要的是，這種階級出身固定化了。不僅被評為某個成分的人，一輩子頂著這個身份過日子，哪怕身無分文，整天掏廁所，如果當初是地主，那一輩子都是地主。階級出身不僅固定化，而且跟封建社會一樣，身份傳宗接代。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在政府對社會的實際控制運作中，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是被嚴格定義為出身不好的人，在各種需要填寫的戶口、檔案、表格中，打上恥辱的印記，在專政機構和群眾專政的監視下，伴隨一生。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等級高度細分的社會。作為賤民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其實還可以分成若乾等。出身地富加上歷史反革命（做過國民黨或者其他「偽職」），再加海外關係（海外有親戚），位列地獄最底層，其次是地富加反革命，再次地富加海外關係，然後是單獨的反革命家庭出身，接下來是單純的地富和右派，資本家位列這個系列的最上層。在賤民上面，還有單純的海外關係，歷史上有污點的人，比如做過國民黨兵，當過偽軍，參加過會道門，這樣的人，即使出身貧下中農，也算有污點，除非上面特別看顧，若要重用，也有麻煩。當然，位於社會金字塔頂尖的，就是革軍革乾和他們的子女。嚴格來講，這種森嚴的社會等級，不大象秦漢以來的帝制國家，倒有點類似於西周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存在著公、大夫、士、皂、輿、隸、僚、僕、臺這樣等級的等級，每個等級，都不能逾越，這種等級，比西周還要森嚴，而且身份固化，賤民之子恆為賤民，子子孫孫不得翻身。還伴隨著專制的高壓，屬於一種專制高壓下的封建制。平時的社會管理，就按等下藥，每個等級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運動到來的時候，就連打倒走資派的文革，最終還是賤民受到的打擊最大。文革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小運動，是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小運動中，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傳統的地富反壞右。所謂走資派和他們的子女，雖然受了點苦，但被整死的人，並不多。

令賤民們最感痛苦的，是他們的子女在升學、參軍、提乾等方面，都給設置了嚴格的限制。以考大學為例，對出身不好的人的限制，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而日益增加，到了1960年代，基本上除了極少數單純的資本家的子女，可以在高分狀況下報考少數師範院校外，賤民子女統統被拒於大學的門外。地富反壞右的子女，無論成績考得多麼好，根本就不可能進入大學。像遇羅克那樣的遭遇，在中國有千千萬萬。嚴格來講，遇羅克在北京，境遇還要好一點，如果他生活在本書作者所在的四川，那麼，連一個街道工廠的工作都不可能有。

由於存在著嚴格的城鄉二元結構。所以，城鄉的賤民待遇也因此有了不同。鄉居的賤民，處在十八層地獄最下一層。生產隊裡最苦、最重的活兒是他們的，但工分卻拿的最少。如果攤上不厚道的鄉鄰，還要經常性地受欺負，養的雞鴨要被人偷，自己種的菜被人摘。孩子動輒挨打，還不能還手。地富的子女，不僅不能出去工作，連對象都找不到，如果是男孩子，基本上就只要打光棍的份。如果趕上運動，不僅地富本人，就連他們的子女，即使什麼錯都沒有，也時常會被拖去挨鬥。即使被打死，也沒有地方告去。在大飢荒的年月，賤民的死亡率要比正常人也要高。文革期間很多地方發生的針對地富及子女的大屠殺，從根本上說，只是這種長期的歧視的延續和突變。一般來說，相對於鄉村的同類，城裡的賤民，日子過的稍微好一點。這是因為當年中國城鄉本身存在著差異，城市戶口本身具有很大的含金量所致。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們告訴我們，城裡賤民們這樣可憐的「優勢」，也很快就被盯上了，被處心積慮地消除。當政者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特別賣力地「消除城鄉差別」。消除的辦法就是，既不讓他們升學，也不給他們任何城裡的工作，採取種種方式，把他們逼下鄉。因此，文革前的知青，除了像邢燕子那樣的少數人，多數都是這樣的賤民。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他們，是心甘情願選擇去農村插隊的，因為經過多年的宣傳，這些賤民當然地認為自己身上帶著原罪，去 「廣闊天地」，可以用自己的汗水和鮮血，加以洗刷，終有一日，變成正常人。這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城市青年，成群結隊來到農村，卻很少有人敢戀愛的。對他們來說，如果要結婚的話，也得找一個成分好的，沖淡一下自己血緣的原罪。

對於賤民最嚴酷的迫害，還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每一個賤民的子女，都時刻面臨著要求跟家庭、跟養育自己的父母劃清界限的壓力，這種壓力，幾乎在子女剛一懂事時就開始了，隨著年齡的增加，壓力越來越大。正如書中有的作者寫的那樣，當大批中學畢業沒有工作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飯碗，沒有出路之際，壓力達到了頂點。組織上會因勢利導，給他們辦學習班，引導他們大罵並檢舉揭發自己的父母親。讓他們自覺地用最惡毒的話，最絕然的行為，去傷害他們的父母。事實上，這種戕害，是深入骨髓的，實現了賤民的非人化。據我所知，很多賤民家庭，即使到了今天，當年的傷痕依然存在，難以癒合。本書作者之一的盧曉蓉女士，告訴我說，當年實行的政策，有一條是讓地富資本家子女斷子絕孫，這政策公開的提出不是指肉體消滅，而是在精神層面實現之。從毀滅賤民家庭親情這個角度，這個政策的確部分地實現了。

在今天看來，這樣一種高度專制加封建式的等級制，很是不可思議。這樣的社會制度，怎麼可能出現在20世紀？但是我們知道，改革前的中國，實行的是革命式的建設，運動式的治國。所以，為了動員的需要，人群必須切割，社會必須分等級，尤其必須有賤民的存在。在農村長期吃不飽的情況下，正因為有賤民的存在，其他人即使挨餓，也會感到滿足。再窮再苦再低賤的農民，因為有人還在他們的腳下，就會感到踏實和滿足。而運動式的治國，也需要不斷地有人挨整，不斷地需要廉價而聽話的苦力，所以，老的賤民不會解放，新的賤民還會不斷地加進來。不斷保持整個社會的火藥味濃度，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革命和運動，才能有生命力。賤民的隊伍，客觀地說，一直在膨脹，膨脹到文革時，有人統計，已經有上億人挨整了。

《無聲的群落》的作者，用最樸實，最真實的文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過去的中國出身魔咒的樣本。也提醒我們，魔咒其實並沒有完全消失，如果我們忘記過去，也許有一天，它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