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層全面「左轉」已成定局？

到目前為止先後有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重慶肯定「唱紅打黑」。香港一些分析認為，這不但預示著明年中共「十八大」上薄熙來的個人前途將看好，而且也預示著未來幾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將繼續全面「左轉」。

吳邦國到重慶：一錘定音？

作為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雖然在中國政治體制內實權不大，但卻是個極有象徵意義的人物。從中國體制內部的排位來說，吳邦國在中共黨內排位名列第二，僅次於總書記胡錦濤；從人脈和政治團體資源來說，吳邦國來自上海，雖然不像以前的黃菊、陳良宇那樣被公認為是「上海幫」的人馬，但他在北京上層各個派別之間游刃有餘，善於左右週旋，據說人緣不錯，因此才能穩坐委員長這把交椅。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吳邦國視察重慶並對「重慶模式」予以高度肯定，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北京高層對「重慶模式」的集體肯定，因此也能讓人嗅出未來幾年中國全面「左轉」的氣息。

與重慶和薄熙來受到追捧形成皆然反差的是，廣東及其省委書記汪洋最近一段時間卻十分低調，而且似乎完全被人冷落。當重慶門庭若市，北京高層頻頻有人前往重慶打氣的同時，毗鄰香港的廣東卻似乎門可羅雀，顯得十分的寂寞。其實，重慶和廣東之間的競爭，表面上是薄熙來和汪洋兩人在「十八大」的權位之爭，抑或是兩人的某種個人色彩的恩怨（汪洋到廣東任職前恰好擔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打掉的勢力在汪洋主政重慶時代，曾是汪洋倚靠的重要力量），但實際上更為根本的是中國發展到今天的「兩條路線」之爭。

廣東與重慶：兩條路線之爭？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將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與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產生了嚴重衝突。然而，面對由市場經濟引發的這一病症，卻可以有不同的藥方：一是根據市場經濟的病理，開出法治、公民社會和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的藥方；二則是返回革命時代的做法，用大規模革命的手法，鏟除市場經濟改革產生的問題。

嚴格說來，兩種藥方，各有千秋，都有其優點和缺點，但關鍵是看針對什麼病症。革命時代的許多做法雖然鼓舞人心，甚至大快人心，而且對提升今天已經失去靈魂的中國執政黨的士氣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內在邏輯卻與市場經濟完全不符，因此若長期實施會將中國的市場經濟引入一個更為迷茫的歧途；法治、公民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在今天的中國推進行起來很難，但卻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

更何況，中國自從開始市場經濟的進程，實際上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過去二十年主要是開啟市場經濟的經濟運作方式，取得不少成功，但由於社會和政治配套措施沒有跟上，因而如今陷入了一定的困境；面對這一困境，究竟是選擇繼續使用市場經濟的「藥方」，還是返回革命路線，確實將決定中國未來的方向，以及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未來能否持續成功。

全面「左轉」：北京高層已趨一致？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東和重慶的做法正好反映了這兩種不同的「藥方」：廣東堅持探索公民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而重慶則探索「唱紅打黑」。兩種模式都有其正面和負面成分，如黑社會盛行也確實是市場經濟下的一大弊端，但問題的關鍵要看兩種模式哪一種更符合市場經濟本身的運作規律，而且到底是用法治還是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治理諸如黑社會盛行等問題。

但一段時間來的經驗證明，北京高層顯然是肯定了重慶的做法，否定了廣東。深圳原本計畫在今年推行公民社會試驗，被高層全盤否定，以致今天在廣東的媒體上，公民社會一詞也成了禁忌。而在吳邦國之前到訪重慶的幾個大員，背景和動機各不相同：分別主管政法和宣傳的周永康和李長春，自然從其分管的範圍出發，傾向於相對保守的政治取向；關鍵是習近平和吳邦國對重慶的支持透露出許多信息。

習近平若能如期接替胡錦濤的位置，那就意味著習近平從理念和情感上認同薄熙來的做法；而吳邦國作為第二號人物的出場，則更是反映出北京高層內部已基本就此達成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幾年中國的全面「左轉」已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