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動仇恨是製造沙子化社會的重要手段(圖)

土改鬥地主情況（網際網路）

長期以來，對於土改，一般都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認為土改就是為了消滅地主的土地兼併，實現平均地權，保障耕者有其田，進而提高農業生產力。因此，對於土改中發生的暴力行為，基本上也只是當作一種「左」的偏差、錯誤、過火行為來理解，至多認為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緣故導致工作中出現的極端主義傾向。與此相關的就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國民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改使農民獲得了土地，因此贏得廣大農民的衷心支持擁護，翻身農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踴躍參軍或支前，為共產黨戰勝國民黨奠定強大的社會基礎。

這樣的觀點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再經過當局長期的宣傳，早已深入人心，包括筆者也一直對此深信不疑。連許多對共產黨的政治傳統持批判態度的人，也不大懷疑土改本身，除了批評其中存在的「左」的暴烈殘酷之外，最多隻不過認為土改是騙局，因為土改完成不久又立即以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集體化的名義，重新剝奪農民土地收歸「集體」，農民空歡喜一場。也就是從後來共產黨政策的變化來解讀土改，而不是從土改本身來分析。對於土改本身，迄今幾乎沒有人提出根本的質疑。

然而秦暉的研究卻為我們揭示了土改最真實的秘密，徹底顛覆了上述長期被我們深信不疑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不得不佩服秦暉的目光是相當犀利的，通過大量歷史事實的揭露、歷史資料的分析研究，他不僅令人信服地向我們揭開了土改的真實面目，而且點中了共產黨政治運動(包括土改)最深層、也是最真實最隱秘的本質。原來，土改根本就不是為了什麼平均地權，更不是為了什麼發展生產力。因為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土地兼併問題並不嚴重，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並不尖銳。

土改的最真實目的，是為了徹底消滅農村傳統的一切社會紐帶，也就是秦暉所說的「小共同體」，使廣大農民變成孤立無助的一盤散沙，而後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黨對農村的全方位的嚴密控制，也就是極權主義體制，秦暉稱之為「大共同體」。(當然，這種極權主義體制是否稱得上真正意義的「共同體」，我認為是可以商榷的，但本文不擬討論這個問題。)在戰爭年代，僅僅靠分給農民一片土地就指望農民能積極踴躍地為你上前線拋頭顱灑熱血，完全是不現實的。畢竟上前線意味著拿身家性命冒險，沒有人會為了一塊不大的土地而積極主動地去當炮灰。所以，所謂分得土地的農民翻身做主，積極支持革命戰爭，這個長期流行的說法純粹是一種宣傳，而不是事實。

只有在真正民主選舉的社會裏，才會發生人民因為得到好處比如土地而支持某政黨並投其票的事情，(例如臺灣南部農民曾經就因為得到陳水扁政府的政策好處而投陳水扁的票)因而也只有在這樣的民主政治下，才會有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事情發生。而在戰爭狀態中，勝敗並不直接取決於民心，決定勝敗的重要因素乃在於動員力量。土改的直接目的、意義就是戰爭動員。而土改之所以能極其高效地實現戰爭動員，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分土地給農民贏得民心，而在於人為地在農村中製造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有組織有目的地發動農民對農村中的士紳、地主之類傳統鄉土社會精英開展殘酷慘烈的「階級鬥爭」，直至造成一系列人命血案。這樣，廣大農民與士紳、地主甚至相當部分富農、中農之間，就結下了血海深仇。

如果將來共產黨被國民黨打敗了，農村重新落入國民黨手裡，那麼，這些雙手沾滿地主士紳鮮血、犯下命案的農民，就難免面臨同樣殘酷慘烈的報復清算。正是對遭受這種報復清算的極端恐懼，才驅使著千千萬萬「解放區」農民積極主動地支援共產黨的革命戰爭，踴躍參軍、支前等等。由此可見，土改表面上是分地，實際上不過是借分地的機會，人為地在農村社會內部製造相互仇恨、仇殺，一方面徹底毀滅傳統鄉土社會紐帶，使廣大農民喪失傳統的社會組織資源而變成孤獨無助的一盤散沙，再也無力抵抗共產黨這樣的強大組織力量對農村社會的全方位統制;另一方面使農民在這樣殘酷慘烈的相互仇殺中不得不向黨交出一份「投名狀」，從此以後只有死心塌地跟黨走、死心塌地支援黨的戰爭，才能免於遭受地主士紳的報復清算而保全身家性命。這兩個方面的狀況，就為黨在農村建立起強大牢固的極權主義體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條件。在共產黨建政後，雖然大規模戰爭基本結束了，不再需要實施戰爭動員，但是新區的土改依然充滿暴力和血腥，依然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挑動農村社會內部相互仇恨仇殺，大規模殺人，其目的一樣是為了毀滅鄉土社會紐帶，消滅農民的傳統組織資源，使農村變成一盤散沙，便於共產黨在農村建立強大嚴密的極權主義統制體制。

這樣，在不久之後的一系列運動中，就絲毫不會遭遇農民的有組織反抗。例如，土改完成不幾年，馬上就實施統購統銷，剝奪農民;接著又馬不停蹄地實行合作化，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實際就是建立當代農奴制;然後很快又開展大躍進、放衛星，造成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大飢荒，等等。所有這一系列運動，基本都沒有遇到農民的強大反抗，更沒有有組織的反抗，堪稱「奇蹟」。也正因此，所以今天有些人尤其年輕一代人根本不相信大飢荒之類災難的發生，在這些人看來，如果有那樣的事情，為什麼農民不會起來反抗啊?反正橫豎都是死，反抗死也比活活餓死強吧!說這樣話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麼就是完全不瞭解當時農村社會的實際狀況。因為在共產黨嚴密的極權主義控制體制下，農民其實都是孤立的沙子，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有組織的反抗，而孤立的個人的反抗是完全無力的，很容易被扑滅。而且在那樣的體制下，別說反抗，哪怕有一點點不滿的表示都會招來災難甚至性命不保。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統購統銷之類的坑農政策、大飢荒之類的災難，根源都與土改有直接關係!或者說，從土改到後來的人民公社、大飢荒等等，其實是一脈相承、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

通過這些事實與分析，不難看出，土改中普遍存在的以「階級鬥爭」的名義開展的暴力血腥相互仇殺現象，根本不是什麼「左」的問題，更不是什麼工作偏差、甚至也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正常現象，是建立東方模式的極權體制的基本途徑，更進一步說，甚至也是維持東方極權體制的基本手段之一。

極權主義是一種極端化的絕對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源遠流長，類型繁多，不同類型的專制政治，其專製程度也有很大差別。專制政治的共同特點是權力不受制約。其實，在憲政產生以前的人類各種政治體制，無論中西方社會，對權力的制約並非完全空白，這種制約一般多是以傳統習俗、宗教力量、多頭政治等方式來體現。中國秦漢以來的君權雖然是絕對的，但也受到所謂天命觀的軟約束，同時在多數情況下，宗法社會習俗傳統也會對君權的行使構成一定的制約;歐洲中世紀的君權就同時受到貴族和教會的雙重制約，直到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後才逐漸擺脫這雙重束縛，但隨著公民社會的逐漸發育，又開始形成立憲的新傳統，以現代立憲體制的形式制約統治權。所以古代多數的政治體制，其專製程度都有一定限度，尤其對民間社會傳統秩序、宗教等等，不同程度地持有一定的寬容態度。當然，在古代也有主張絕對專制的，如中國的法家、秦皇，就是典型代表，企圖建立全方位的專制體制，徹底消滅一切民間社會自發秩序，以軍國主義的手段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座超大監獄。這其實就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但他們的嘗試失敗了，後來那些君主雖然在內心深處也想效仿法家，但多數情況下還是不敢全盤照搬，所謂「外儒內法」、所謂「百代皆行秦制」，講的是專制君權的內在本質，但是在實際的運作中，完全照搬秦制一般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簡單，代價太大，成本過高，相比於溫和的君主專制(即以儒家為代表的君主專制)而言，完全搞秦制其實得不償失，不划算。從成本的角度看，實行法家那種法西斯主義的全方位社會控制體制，需要建立龐大的官僚體制，尤其因為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山川地勢複雜，在交通通訊技術極其落後的古代，真的要想建立全國範圍的無所不在的法西斯主義極權體制，在技術上是很難行得通的。同時，豢養如此龐大的官僚隊伍也是一筆巨大的財政負擔。如何保證這支龐大的官僚隊伍對皇帝的絕對忠誠，更是一個無法解決的要命問題。從代價的角度看，法家的做法勢必激起強烈的反抗，激化社會矛盾，導致其極權政治的快速滅亡。而像儒家那樣，適當尊重和保持民間社會宗法秩序的自治性，藉助民間宗法傳統力量參與社會治理，而不是完全由專制皇權嚴密統制一切，不但成本低很多，而且社會矛盾也可以緩和很多，當然有利於皇權本身的長久維持。

現代極權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法家的復活。當然，之所以能復活，是有多種複雜因素的，但有兩點現代性因素至關重要，一是現代國家職能的空前擴張，二是現代技術條件的發達。古代國家的職能非常簡單，自然經濟客觀上不需要國家做更多的事情，而現代國家的職能就複雜多了，國家主義，或者說對國家的崇拜，成為近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現象。尤其以國家的力量集中資源推進工業化，被許多後發國家視為趕超先進的捷徑，這種發展思路客觀上為極權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巨大的誘惑。而現代科學技術、管理技術的發達，完全可以克服由於地域遼闊、地理形勢複雜、人口眾多等自然因素帶來的統治困難，也為極權主義提供極大便利。由於有了這兩個便利條件，所以當現代社會遭遇嚴重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社會動盪、信仰危機，等等疊加在一起)的時刻，極權主義的幽靈就很容易復活。

現代極權主義本質上是要構建一種置於國家權力全方位控制下的高度封閉的社會秩序，其間不容許任何擺脫了權力體制控制的自發性存在，因而個人就完全只是國家這架龐大無比的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齒輪、螺絲釘而已。這種封閉社會其性質完全不同於古代的封閉社會，因為後者是自然地理條件和落後的自然經濟農業社會造成的，而前者則完全是人為強製造成的。所以在古代，專制統治的維持雖然也需要暴力國家機器，但在此之外還可以容許社會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汪洋大海一般的自然經濟下的鄉村世界，本身就是高度封閉的社會，不必利用國家的暴力機器也能夠保持其自然的封閉狀態，從而構成專制政治天然的基礎。可是現代工業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交往的發展和發達，這種天然封閉的狀態已經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了，隨著社會封閉狀態的逐步打破，專制統治的天然基礎也在一步步地消失。所以在現代社會，要維持專制統治就必須藉助於強制力量，尤其是藉助於國家暴力機器，不能讓民間社會有任何自主性，否則只要給社會留下哪怕一點點的自主性，那麼這點最不起眼的自主性也會自發地滋長壯大，最後一定會成為侵蝕、瓦解專制統治社會基礎的星星之火，就像今天後極權時代的某些國家那樣。因此，消滅社會的一切自主性、自治性，是現代專制政治的「合理」選擇，這樣就必然要選擇極權主義。

與法家那樣的古典法西斯主義相比，現代極權主義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支撐。最典型的如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以德國納粹為典型例子;另一種就是某種烏托邦色彩的意識形態，以共產主義世界的極權主義為典型。現代極權主義是以這些意識形態作為其道義合法性基礎，為其國家暴力塗抹上某種神聖的光彩。沒有這樣的基礎，它就無法獲得廣泛的追隨者狂熱的支持。相比之下，古代的法家之所以失敗，除了前面說的成本代價因素外，還有一點就是它缺乏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作為其道義合法性基礎，所以它很難吸引來千千萬萬的忠實信徒和追隨者，很難激起人們的狂熱支持。現代極權主義，就是由於具有意識形態的強大道義支持，所以才能激發許多狂熱分子為其衝鋒陷陣。在這點上，現代極權主義其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邪教。

現代極權主義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就是不斷地製造敵人。人為地製造敵人，是極權主義得以維繼的基本要件之一。通過人為地將社會中的某些成員、群體劃為邪惡的敵人並號召全社會消滅這部分「敵人」，既可以強化其意識形態宣傳效果，又可以製造持續的社會緊張狀態，為極權統治提供依據，同時更重要的是通過製造敵人來徹底破壞正常的社會紐帶，摧毀社會自發的共同體基礎，從而將全體社會成員都變成沙子一樣的孤獨無助的個體，相互之間完全缺乏任何有機關聯。這就為極權體制實現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提供方便條件。否則極權政治必將遭到社會的強烈反抗和抵制而無法實現其對社會的絕對控制。

因此，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地煽動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仇恨，人為地製造社會群體之間相互殘酷激烈的鬥爭，撕裂社會，毀滅社會自身的有機紐帶，是現代極權主義製造沙子化社會(又稱原子化社會，筆者覺得還是稱沙子化比較恰當)的重要手段。這種製造社會仇恨的工具，來自於意識形態的提供，比如納粹使用的是民族、種族的旗號來製造社會仇恨，共產黨國家使用的則是階級的旗號來製造相互仇恨、撕裂社會。相比較而言，後者比前者對社會的毀滅力量更加強大。因為畢竟民族、種族身份還是具有客觀確定性的，以民族、種族身份來製造社會相互仇恨，至少對於同一個民族、種族內部的社會紐帶的毀滅還是間接的;而階級身份就不同了。本來在經典的馬列主義者那裡，階級劃分基本還是按照經濟標準進行，可是隨著極權主義政治的日趨膨脹，極權政治邏輯的惡性延伸，這些共產黨國家對階級標準的認定也愈發隨意，早已不限於以單純的經濟內涵來界定階級身份，政治立場、態度、觀點，甚至個人愛好、私人生活方式等等，都成為劃分階級身份的標準。到後來，乾脆完全以統治者個人的主觀意圖、主觀好惡、權力鬥爭需要，來隨意給人認定階級身份。這個現像在共產黨這樣的東方極權主義勢力身上表現的尤其明顯。最初是將原初意義上的階級即以經濟關係為依據的社會群體作為身份界定標準，將經濟關係意義上的「階級敵人」作為鬥爭目標，接著以政治態度、立場為判斷階級身份的依據，將一切與自己政見不合的群體和個人都作為「階級敵人」來鬥爭，繼而發展到以思想觀點、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為依據，將一切看不順眼的群體都打成「階級敵人」，最後，就毫無標準，只要掌權者不喜歡，或存在利益矛盾者，都可以隨意打成「階級敵人」。於是，在共產黨的「敵人」陣營裡，就幾乎囊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甚至包括大量共產黨自己的「革命同志」。如此隨意劃分「敵我」並製造相互的仇恨與殘酷鬥爭，其後果就是整個社會人人自危，沒有人能夠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有安全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徹底被毀滅，正常的社會交往也被異化，自發的社會紐帶也被徹底斬斷，社會的有機聯繫被消滅，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變成了孤立無助的散沙。到了這一步，嚴格說起來，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它已經不復是一個共同體了。極權主義走向最極端的結果就是社會本身被毀滅。所以有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毀滅社會的主義。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不是個人的簡單相加，不是彼此之間相互孤立毫無聯繫的沙子式個人的簡單堆積，那不能叫社會。真正的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是個人之間通過種種有機的紐帶聯結起來形成的一個共同體。但是這種聯結必須是自發的，是個人之間自由交往的產物，而絕對不可是外力強制、強迫形成的。因為只有通過個人之間自由交往自發形成的社會紐帶，才能在人與人之間培育出相互信任感，才能體現社會的公共意志。信任是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的最重要的基礎，是社會有機聯繫的內核所在，是公共意志得以形成的基礎，是構建社會紐帶的基本元素。以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的積累為基礎自發形成的社會紐帶才是有生命力的。而外力強迫形成的關係就不可能體現真正的公共意志，因為強制、暴力聯結起來的人之間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信任感，缺乏基本的相互信任的人群之間也不可能達成真正的公共意志，有的只能是冒充的偽公共意志，這樣的人群內部當然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社會紐帶。極權主義就是通過蓄意地挑動人與人之間的無止盡的相互敵對、相互鬥爭，播下相互仇恨的種子，社會信任感因此被徹底摧毀，正常的社會交往無法進行，社會紐帶的自發形成和擴展機制被徹底阻斷，真正的公共意志也無法形成。這樣的社會不是有機社會，不是有生命力的機體，而是一堆散沙的捏合體。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們之間所有的交往、一切社會關係，就完全只能靠極權體制以強制力量來維繫，這種純粹依靠外部強制力量維繫起來的社會紐帶是極其脆弱不堪的，不可能長期正常維持下去，而一旦維持這種不自然的社會關係的極權體製出現危機或瓦解，那麼這個社會就會立即陷入嚴重的人各為戰狀態，也就是霍布斯意義上的「自然狀態」(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

在這方面，現代極權主義做的比古代的法家更加極端。法家雖然也主張法西斯主義的治國模式，但是它基本傾向於「秩序主義」，強調國家秩序有條不紊，當然，這是強權嚴控下的穩定有序，而不是現代法治基礎上的穩定秩序。所以法家和儒家其實有很多共同語言，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都強調以至高無上的絕對皇權來統治一個等級森嚴、尊卑有序的社會。法家固然主張強權統治，把人民當作統治者的工具、炮灰來使，剝奪人民一切自由、尊嚴，不過它實行這種奴役制度完全是靠自上而下的一整套完整的專制國家機器，這樣它的統治成本就勢必相當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奴役制度必然遭到自下而上的民眾反抗，從而加劇了法家統治體制的危機。而現代極權主義則比法家「高明」，它不是單純依靠自上而下的國家機器來控馭社會，而是有意識有組織地挑動社會內部的相互仇恨、相互鬥爭甚至殘殺，以此徹底斬斷一切社會信任、社會紐帶，將全民變成一堆相互孤立的沙子，這樣人們即使深受極權之害想反抗，相互孤立的沙子式個體也根本沒有力量來反抗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和維持極權體制，就容易得多。因此，相比於法家那種純粹依賴國家機器的高成本專制，現代極權主義的這種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專製成本，並且成效還遠比法家大。秦始皇焚書坑儒，修個長城，就鬧得民怨沸騰，不堪忍受勞役之苦的民眾就揭竿而起。而東方極權主義統治者大躍進大折騰，餓死數千萬民眾，居然沒有發生民變。這就是現代極權主義比古代法家的「先進性」之反映。法家似乎從來沒有設想主動地、大規模地在全社會內部挑動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敵對相互殘殺相互鬥爭，可以說，「秩序主義」的專制者一般都不會那麼做，因為擔心一旦社會內部這樣相互鬥爭起來，很可能失控，並且將會危及統治者自己。這樣的擔心絕非多餘，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一般的專制統治者都本能地選擇「秩序主義」，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現代極權主義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麼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相當成功地利用了現代政治中的民粹主義資源，從而具有巨大的欺騙性、煽動性和強大的政治動員力。法家那套專制體制基本上就是專制統治者操控一個龐大的官僚機器在單方唱獨角戲，缺乏民眾的積極配合和主動參與。而現代極權主義則相反，它們能夠做到充分調動民眾的參與熱情，在廣大民眾的自覺參與和積極配合下共同完成極權主義體制的構建和鞏固、維護。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無不標榜自己的「人民性」，無不把自己宣布為億萬「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的救主，進而將自己的意志說成是人民的意志。但僅有這一套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歷代專制統治者基本都是如此標榜，這個屬於專制政治的常規套路，甚至是俗套，雖然也是極權主義必需的，但很不夠，而且也不是現代極權主義最獨特最「高明」之處。

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將千千萬萬民眾直接捲進來陷入其所設定好了的相互鬥爭的狀態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將民粹主義資源充分發揮到極致。所謂民粹主義資源，其實就是對民主的歪曲毒化運用，鼓吹地位卑微的勞苦大眾應該翻身做主，打倒原有社會的精英，這套說辭極具欺騙性和煽動性。但是勞苦大眾其實不過是極權主義者手裡的牌而已，不過是他們利用來打倒和消滅傳統社會精英的炮灰而已。消滅了傳統社會的精英之後，真正取而代之的，其實根本不是勞苦大眾，而是以勞苦大眾代言人和救主自居的極權主義者自己!勞苦大眾依然是被奴役者，但卻得到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身份。這是現代極權主義與一般的專制統治最大的區別所在：被壓迫者卻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崇高地位!被壓迫者一邊被剝奪了一起自由和權利，一邊卻被稱頌!這就是民粹主義的「奇妙」之處。當然，勞苦大眾的這種所謂的崇高地位實際上是虛幻的，其真實含義是，極權意識形態將勞苦大眾身上某些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品質加以提煉，加工成為這種意識形態所鼓吹和推崇的「偉大精神」，予以大力褒揚鼓吹，並冠以勞苦大眾的標籤，服務於極權政治需要。這些被極權意識形態加以提煉、提純的品質，大體上包括兩類：一類是老實聽話、吃苦耐勞、無私奉獻之類的奴隸品質(愚)，一類是粗俗、野蠻、殘忍的流氓品質(暴)。

極權主義需要前者為自己無私奉獻，更需要後者為自己衝鋒陷陣。於是它所推崇的「人民性」其實就是愚昧和殘忍的品質。民眾一邊被奴役、被當槍使，直至相互仇殺，一邊卻沾沾自喜，為獲得極權統治者的精神嘉獎而欣喜陶醉。專制統治者推崇民眾的愚昧，這倒很正常，好理解。而推崇民眾的殘忍，就比較獨特了，這也是極權主義與一般專制主義的區別。推崇民眾的殘忍品質，目的在於挑動民眾之間的相互敵對、相互仇恨，即人為地製造社會內部的不斷撕裂，極權政治就是在社會內部這樣不斷的相互鬥爭、撕裂的過程中，才得以維持和鞏固。一旦社會內部停止了相互的敵對仇視和相殘，一旦社會不再撕裂，那麼，極權主義的末日也就來臨了。毛太祖所謂群眾運動，就是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內部互殘互鬥運動。有人說，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從運動的發生上追問，這話自然正確，因為若沒有極權主義勢力的洗腦、挑動、暴力脅迫，是絕對不可能發生這種運動的;並且這種運動的基本過程、方向、目標、力度、形式等等，自始至終完全都掌握在極權主義勢力手裡，絕對不可能超出後者嚴格設定的界限，否則就可能引火燒身。這是「可控式核裂變」。

不過，一旦這種運動被發動起來之後，民眾很難完全只是消極被動的應付，相反，極權主義將每一個人身上的獸性最大程度地挑撥、激發起來之後，個人就由消極被動而一步步地積極主動起來，直至成為運動的自覺的主角。於是極權主義者就可以坐觀虎鬥，讓民眾自己互鬥互殘去，這就叫做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主動性，「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眾在鬥爭中達到「自我教育」、「自己進步」的目標，黨只是「領導」群眾運動而絕不包辦。於是就完成了從運動群眾到群眾運動的「積極轉變」，甚至很難將兩者完全分開，何為運動群眾何為群眾運動，難以截然分開。

應該說，在高度封閉的環境下，歷經強大的意識形態洗腦、思想催眠，伴以嚴酷血腥的政治運動，這種民粹主義的策略確實可以發生作用。尤其是當人性中殘忍的一面被激發起來之後，被洗腦了的無理性的民眾或主動或被動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挾進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鬥爭中去。在這樣的互殘運動中，幾乎人人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這樣互為因果、連環糾結的暴行鏈條中，確實很難具體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正是這種人人有份的狀態能夠極大地沖淡個人的負罪感，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所參與和實施的暴行找到客觀的理由;同時也能夠有效地稀釋個人的痛苦感，因為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個人可以從別人尤其自己身邊人所遭遇的痛苦中獲得某種心理平衡、求得某種心理安慰(有道是「和別人分享幸福，幸福就會增加一倍;和別人分享痛苦，痛苦就會減少一半」。此說雖有點文學誇張，但也說明瞭某種心理學現象，並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證);而更重要的是，人人有份的狀態客觀上容易使人們心照不宣地對這種集體暴行採取迴避、掩飾的態度，誰也不願去認真追究罪責，相反，更願意對過去的暴行採取集體迴避甚至掩蓋的鴕鳥態度。恰恰就是在這種集體沉默、迴避的背後，真正的元凶也就被有意遺忘甚至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辯護。如此，極權主義一方面成功地挑動起人與人之間的互鬥互殘，徹底毀滅社會的有機紐帶，將社會粉碎成一盤散沙，以建立其嚴密的極權統治體制;另一方面卻又極其巧妙地讓千千萬萬社會個體成員來替極權統治者承擔罪責，讓極權體制的廣大受害者自己來集體地、自覺地為統治者的暴行做掩蓋掩飾、遺忘甚至辯護!何等「高超」絕倫的統治術啊!商鞅韓非秦皇之流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自愧弗如，甘拜下風!

說到沙子化狀態，人們一定會想起馬克思對農民的一番經典評價，稱自然經濟下的小農是一袋馬鈴薯，類似地，孫中山也曾經抱怨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長期以來這樣的論調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似乎中國農民真就是散沙一樣，不團結，不合作，缺乏國家觀念、公共意識，等等。其實傳統農業社會裏，人們絕對不是完全缺乏公共意識和相互合作，只不過這種公共意識及社會合作主要侷限在狹小范圍裡，比如家族、教會之類「小共同體」內部。簡單地指責農民一盤散沙是不符合事實的，沒有道理的。至少在家族、鄉村社會內部，農民絕對不是什麼一盤散沙，很多認真的研究者早就對鄉村社會的一系列禮俗、傳統、信仰等等生活方式有過詳盡的敘述，表明在這樣的「小共同體」內部，農民的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有機的社會紐帶強有力地將他們聯結起來，鄉村社會有著自己的公共秩序、公共生活倫理和精神。

當然，傳統的鄉村社會生活是封閉的，對外交往很少，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農業時代落後的經濟狀況和交通通訊技術所限制的。而國家觀念的缺乏或淡漠也不難理解，因為經濟社會發展落後，人們的交往不發達，交往的範圍很狹隘，國家的公共職能對於鄉村社會很多人而言是可有可無的，鄉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共同體，不需要國家過多介入，國家對於農業社會的人們而言，更多隻是一種政治文化象徵或符號，只有遭遇外敵入侵或大型工程、賑災等特殊時候，才會真切體現國家的管理職能。所以，傳統鄉村社會的封閉性，鄉民國家觀念的淡漠，完全都是經濟社會發展落後的產物，是交往不發達的產物，而不是我們某些知識精英自以為是的所謂「國民性」，更不能說明鄉民「愚昧」。既然如此，那麼，只要經濟社會發展了，隨著人們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就自然會被打破，尤其市場經濟、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勢必會極大地拓展人們的生活世界和交往範圍，將交往所形成的社會紐帶從鄉村小共同體擴展到整個國家的範圍內，逐步形成以國家為單元的大共同體。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公共職能就日益重要起來，國家就不僅僅是政治和文化的象徵，而且是大共同體的載體，國家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為這樣的大共同體的形成創造條件，尤其是要為人們的自由交往創造公平公正的法律和制度環境，掃除妨礙國民自由交往的一切障礙，目的就是確保全體國民能夠通過自由、公平的交往，聯結成大共同體。只有這種全民充分自由的交往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發達，有機的社會紐帶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進而國家才能真正成為全體國民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意識才能在國民中牢牢樹立。可是，極權主義卻恰恰相反，不是通過促進自由交往來打破鄉村社會封閉狀態，擴展社會有機紐帶，而是人為地在鄉村社會內部挑動相互仇恨相互廝殺來徹底毀滅鄉村社會原有的社會紐帶，將鄉民變成孤立無助的真正的沙子化個體，然後再將這些沙子化的個人強行納入一個高度極權的專制體制之中。這樣做，徹底毀滅自由交往的一切社會基礎，割斷一切有機的社會紐帶，其結果，不是打破鄉村社會的封閉狀態使之走向開放，而是將封閉狀態從鄉村小共同體擴展到全國範圍，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超級龐大的封閉體，或者超大監獄。在這個超大的封閉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完全不是自由的，而是處在極權體制的強制和嚴密操控之下的;社會紐帶完全不是有機的，而是極權體制強加的;社會有機體的基本元素信任蕩然無存，真正的公共理性、公共意志因此就無法生長起來，人與人之間完全就是一種相互隔離相互敵視提防的孤立狀態，其實也就是真正的沙子狀態。極權主義就是通過將全體社會成員都變成這樣的孤立的沙子，才能維持其統治。可見，真正造成中國人一盤散沙狀態、不能合作、相互猜忌等等的，恰恰是極權主義!而極權主義以及它的支持者卻又反過來藉口中國人一盤散沙狀態來為其實行專制體制做理由，這真是完全顛倒了因果關係!魯迅這樣的文人就是典型例子。

後極權時代，專制統治者已經沒有足夠的能力、膽量和客觀條件來製造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內殘運動，而是重新回到法家的秩序主義傳統上。不過這種撕裂社會的伎倆並沒有徹底淡出，只不過不那麼殘酷而已，由過去主要以政治手段公然製造敵人為主，改變(「進化」)為主要以經濟手段為主、借「改革」的名義玩弄「二桃殺三士」的花招，人為製造社會內部的利益分化、階層階級利益矛盾，讓民眾為謀取基本的生存資料而相互爭奪，以此轉移民眾的視線。例如通過醫改教改，製造醫患矛盾、公眾與教師的矛盾等等。社會內部各階層之間、各群體之間，乃至個人之間，因利益矛盾而出現分化分裂，無法形成共同體，這樣民眾就不會形成團結一致的局面，專制統治者就不會面臨類似80年代那種萬眾一心要求政治改革的嚴峻挑戰局面。後極權時代統治者的這種招數是可以取得一時之效的，當民眾內部處於競相爭利的狂熱狀態時，他們確實不會一致對付統治者，從而專制統治暫時可以保持穩定。然而好景不長，民眾很快就覺醒，意識到造成他們利益嚴重受損的罪魁禍首正是專制統治者。

因為專制統治集團在這種利益爭奪戰中絕不可能保持中立，更不會不介入，坐觀社會內部的利益競爭而置身於外。恰恰相反，從市場化改革的那一刻開始，權力集團就深深地插手利益分配，並以改革的名義先是化公為私，將過去計畫經濟年代億萬民眾勒緊褲腰帶積累下來的公共資產暗中私分，繼而又利用權力壟斷大部分政治資源、社會文化教育資源和經濟資源，壟斷成功的機會。如此，則依附在這個專制體制上的官僚權貴集團就成為後極權時代社會財富的最大掠奪者、各階層各群體共同的最大的剝削者剝奪者和壓迫者。隨著專制權力的對社會的剝奪日甚一日，以及其在履行公共職能方面日益嚴重的失職，相互之間進行著利益競爭的民眾也逐漸意識到真正剝削壓迫他們的，就是這個專制體制及其官僚權貴集團，這是他們的公敵。當專制統治集團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變為全民的共同剝削者、全社會的公敵的時候，其人為製造社會內部矛盾的策略就走向了反面，其被全民共同唾棄的命運也就是注定了的。

2011年3月1日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