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監獄當「特情」

「特情」這個詞,現在的人們也許不會知道,其實就是「臥底」或「線人」。不過,在那個時代,「特情」頗有些革命色彩:是負有特殊使命、隱身於特殊環境、頗具些神秘感的特殊人物。曾風靡一時的長篇小說《紅岩》裡,鄭克昌就是這樣的人物,不過他的身份叫「紅旗特務。」

中國大陸的監獄裡,常有這類角色——當然,充當者不是別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的履歷中,也曾有這樣的灰色一頁。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靜悄悄的監舍已經熄燈了。我所在的大隊的蘇教導員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帶我到了監獄禁閉室的一間屋子裡。

進屋以後,我見到監獄獄偵科李科長表情十分嚴肅地端坐在屋裡。蘇教導員掩好門,對著我友善地笑了笑說:「今天叫你來,是政府對你的信任,給你一次立功減刑的機會。具體事情由獄偵科李科長向你佈置。」

服刑犯人誰不巴望著減刑呢?減刑即意味著離自由的距離越來越近,減刑對犯人來說是最大的誘惑。

當李科長向我詳詳細細地佈置了工作任務後,我的腦門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沒有拒絕的權利,只有聽從的義務。

就這樣,我被戴上重鐐關進了監獄的禁閉室。監獄的禁閉室又叫小號。我入獄幾年了,但這是我第一次進小號。小號真是小,寬二米,長不過三米,地中間有一個固定的鐵環,四圍全是堅固的水泥牆壁。小號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間的人每日只能蜷臥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於吃喝拉撒全是在這狹小的空間裡,所以小號裡充滿著廁所的氣味。

根據事先佈置,我先進了小號。我的監測對象還沒有來,我就獨自一人躺臥在水泥地面上,回味著李科長向我佈置的幾條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不要急功近利,半個月內不要多講話、多打聽,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盡一切辦法,運用一切手段與你的目標溝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適當地表現出對政府的牴觸情緒。當然,這可能要使你吃苦頭了,但不這樣,你就無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時刻牢記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務,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蘇教導員,對其他政府幹部都要保密……」

監獄的禁閉室,負責監管看押的人員雖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掃衛生、送飯送水的也有兩名雜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鐘的犯人還是我的同鄉。我未關進小號之前,老鐘曾去過我們大隊與我攀鄉親,而今見到我戴重鐐被送進小號來,早將鄉親的情面扔在腦後,見了我,他像不認識似的,板著面孔,一臉階級鬥爭相。

我心裏暗暗地發笑:人啊人,終究是重利益的動物。老鐘撈到這個雜役的差缺不容易,況且六親不認本來就是監規的律條;我所充任的這種角色,不也是如此嗎?

在我進了小號的第二天上午,隨著一陣重鐐拖地的嘩啦、嘩啦聲,一位黑鐵塔似的大塊頭犯人被送進了我住的監號。他有一米八九的個頭,健壯得像頭牛,滿臉絡腮鬍子,樣子很凶。進得號子裡來,他先對我抱拳作個揖,說道:「幸會,幸會,真是天涯何處不相逢。在此人間禁地,還有人與我同道,看來,黃泉路上我也不會寂寞了。」

我漠然地點了點頭,挪身在狹小的空間裡為他騰出了一塊地方,他便和我鄰席而臥了。

起初幾天,我從不主動和他說話,他這個人卻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戶口一樣地把我問了個清楚。他問:「你是什麼罪?」「反革命。」「判多少年?」「無期。」「為什麼將你關到小號?」「不服判,申訴喊冤。」「就為這個?」他語氣裡明顯帶著驚奇。「就這個還不夠嗎?」我反問。

「那你可是個大傻帽兒了。」他語氣中明顯帶著教訓的口氣說,「你們這類人,我所在的新肇監獄也有。說你們有鋼、有骨氣,我也承認,但你們太傻、太蠢了。國家、民族的大事是咱們草民管得著的嗎?你們寫寫反標,發泄不滿,頂個屁用!自己坐牢受罪,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為謀,你不會理解我們這類人,正像我永遠不會理解你一樣。」我按事先設計好了的話回答他,不冷不熱的,使他心不設防。不到幾天,我已經清楚地瞭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況。

他叫譚貴,是一名江洋大盜,原被判死緩。一年前,他神秘地從離我所在的革志監獄僅30公里的新肇監獄裡脫逃。他在外流竄了一年多,賊跡遍佈南方十幾個省,作案幾十次,罪孽深重。這次他在浙江落網,依照罪行,他是萬劫不復,十惡不赦了。

譚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最終的結局,所以想從他的嘴裡掏出口供來是太難了,這也正是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麼手段從戒備森嚴的監獄裡逃出去的,這始終是個謎。那時,譚貴就是獄內重點監控對象。監獄裡規定的犯人三人小組制度執行得很嚴格,三個犯人每天都形影不離。譚貴脫離三人小組不到十分鐘便神秘地從監獄裡消失了。犯人們傳說,他會飛檐走壁,是從大牆上飛出去的。

我的偵察目標,就是這樣一個死到臨頭的要犯。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絞盡腦汁。他的飯量特大,為了與譚貴溝通感情,我忍著飢餓,從嘴裡省出食物給他吃。譚貴對此從不拒絕,也不說感激。每頓開飯,他三口兩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睜著眼睛望著你。只要你稍有相讓的表示,他便捧過碗來,風捲殘雲般地把一切可吞嚥的食物,填到肚子裡。

又挨過半個月。我和譚貴在窘迫的環境裡,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謀求活的樂趣。譚貴用破布條搓成根細繩,把毛巾綁在繩頭上。夜間監獄走廊悄靜無人的時候,他把毛巾從號門拋出去,再牽著繩頭一寸寸地拖回,這樣就可以將走廊裡看守吸過丟在地上的煙頭拖到號門旁。我們管這煙頭叫蜢蚱子。有時拾到大半截煙頭,即大蜢蚱子,譚貴就歡喜得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線頭搓成個芯,再把被子裡的棉絮掏出來,裹在線芯上繞成個拇指粗細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壓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幾下,把棉花棒拉斷,用氣一吹,便可點燃煙。這叫搓火,還有電烤火、蹦星兒蹦火等各種原始的取火方法。點燃煙頭,我和譚貴輪換著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這種情態下交融。譚貴對我逐漸放鬆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竄一年多來的種種軼聞艷事。我每日細細地聆聽,用強健的記憶力,將有價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記憶裡。但是,他究竟是用什麼手段脫逃的,他一直沒有提起。我不好發問,只能等候時機。

一次偶發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機。有一天,我們拖回一截蠟筆。我突生靈感,在監號的水泥牆上,用蠟筆寫了四句詩:「生死何須挂心間,早將斷頭視等閑,甘舍此身任殺剮,留得忠魂壯河山。」詩是挺有氣魄的,譚貴讀後連聲叫好。

豈料,有一天放風回來,看守員杜班長把我和譚貴截在了走廊裡問:「號裡牆壁上的詩是誰寫的?」譚貴當然沒有才氣寫出這樣的詩來,我只好承認是我寫的。杜班長大聲訓斥道:「你這個頑固的反革命,賊心不死,還想翻天啊!」

一根扁擔捆綁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開,我便趴在地上動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三股電線擰成的鞭子扔在了兩個雜役犯人的面前,執行懲罰的竟是兩個犯人。這次,我感覺到老鐘還算有點同鄉的情誼,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輕點。我趴在地上,緊咬牙關竟然一聲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塊牛皮上。事後,譚貴向我豎起了大拇指說:「行!哥們兒,夠鋼!」譚貴終於把我視為貼心的知己了。

他說:「人生一世,難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鋼、有骨氣的血性漢子,也算是有了緣分。今後,你如果有幸還活著,請幫我捎個口信,行嗎?」我知道,快到了我完成使命的關鍵時刻了,便不動聲色地說:「你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只要我不死,就能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話就只好爛在我肚子裡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書吧。」譚貴把一件白襯衣的後襟扯下來,然後咬破中指,用殷紅的血寫下了幾個字:「建軍、興國,來世再見吧。」「這是什麼意思?」我問。「將來你真有機會的話,請將這血書捎給我的兩個哥們兒,就告訴他們,我譚貴雖死,但死得有骨氣,我沒有出賣朋友。」

「這怎麼講?」我問。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說:「小老弟,你真是短練。想聽故事嗎?好吧,我講給你聽。」「我在新肇監獄有兩個‘最鐵’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幹部。犯人和幹部交上朋友,你覺得怪吧?其實不怪,這就是智慧的功力……」

譚貴洋洋得意地開始了他的講述。原來,譚貴之所以能得以脫離樊籠,是得助於兩位干警的貪心。譚貴所在的中隊有兩名年輕的隊長,一位叫建軍,一位叫興國。譚貴久在江湖,會幾路拳腳,而這兩位干警年輕好動,和譚貴混熟了,很想學點拳術。譚貴便用心良苦地開始在獄中授技了。起初,這兩位年輕干警也許並沒有別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譚貴動了心計。

有一天,他對建軍說:「你我雖然身份有別,但根據這段相處,我覺得你很夠朋友,所以我將我的一樁秘密告訴你。在入獄前,我曾將一筆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個秘密所在。我判了死緩,這筆錢恐怕這輩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夠義氣,便把這事告訴你吧。我畫一張圖,你按圖去哈市把這筆錢取回來,你這輩子夠花了。我在獄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濟,好過一些。」說著,譚貴便將一張草圖交給了建軍。建軍按圖索驥,去了趟哈市,但無功而返,因為譚貴所畫圖中指明的所在已經被拆遷得面目皆非了。

建軍回來後,對譚貴說:「那地方已經拆遷了。按圖我沒法找準位置了。這樣吧,找個機會,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夠義氣,忘不了我,我擔點風險也認了。」譚貴竊喜:終於在森嚴的羅網中覓到了一條可衝撞出去的縫隙。

在一個週末的傍晚,干警建軍又約上他「最鐵」的哥們兒興國,兩個人各騎一輛自行車,暗藏一身警裝,到監舍裡找譚貴。他們把警裝悄悄地塞給譚貴,譚貴到廁所裡不到5分鐘便換好了警裝。建軍和興國兩人騎著自行車帶上了換了警裝的譚貴,建軍在前,興國在後,譚貴背著臉坐在興國的車架上。過二門和大門時,建軍憑著臉熟與值班的干警一招手便騎車而過,值班的干警做夢也想不到坐在後車架上身著警裝的人會是囚犯。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兩個干警把一個囚犯帶出了監獄的大門。

譚貴津津樂道地向我講述這一過程。我知道,這正是我所要的東西,但我一點兒也不露聲色。我問:「那你所說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嗎?」「傻瓜,是真的,我還用這樣絞盡腦汁?但我絕對夠義氣的。我後來在浙江有了錢,分別給興國、建軍各匯了5000元,我是知恩必報的。」「噢,原來是這樣的。」我恍然大悟。

我心裏暗暗慶幸:總算沒有白費心機,到底是把這隻狡猾的狐狸的底細給透出來了。我等待著時機,只待獄偵科的李科長來提審我,我便大功告成了。

可是,當我如實向李科長匯報了這一情報後,李科長竟噤若寒蟬,許久沒有出聲,末了,他指示我再等幾天,等他向領導請示一下再說,並告誡我說:「記住!這件事除了我,對別人先不要提。」

又過了整整三天,李科長再次提審我想出來的辦法更是我始料不及的。當晚,在監獄小號的預審室裡我被換上了一身警裝,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預審室裡除了獄偵科的李科長之外還有監獄的劉典獄長、肖政委和兩位穿檢察院服裝的人。

隨著一陣重鐐拖地的響聲,譚貴被帶進了預審室。李科長把譚貴的那塊白襯衣血書抖落出來,厲聲喝道:「譚貴,你抬起頭來,看一看椅子上坐著的是誰?」 譚貴抬頭望見了我,「啊」的一聲,嘴張開竟閉不上了。「怎麼樣?譚貴,想不到吧!」李科長說,「你的一舉一動,我們瞭如指掌,你還有什麼話說。」

譚貴用非常歹毒的目光望著我,頹然地嘆了一口氣說:「唉!我這回算是走了眼,真想不到和我同住一個號子的原來是個‘老警’,這不是我沒有鋼,是我腦子太空了。」我當時心裏有股子說不出來的滋味。雖然我身著警裝,頭戴鑲著國徽的警帽,但我卻沒敢正視譚貴那凶狠歹毒目光的坦然,那歹毒的目光簡直就像是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在這柄利劍的逼視下,我這顆卑微的靈魂又焉能不如坐針氈?

這次當「特情」,我得到了監獄給予的減刑一年的獎勵。後來,譚貴被執行了死刑,私放罪犯的兩名干警建軍和興國也分別被判處了7年和5年徒刑。

開宣判大會那天,全監犯人都去了會場。我向蘇教導員請了假,蘇教導員沒問理由,便批准了。我心裏似乎有了一份愧疚,我總覺得我獲得的這一年減刑獎勵太沈重了。

更令我尷尬的是,建軍判刑後竟分到了我所在的中隊。雖然他不知其詳,沒有對我心存怨恨,但我和他在一起時,總覺得有點歉疚。有一天,建軍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其實,對罪犯是不能講義氣的,再有鋼的犯人也禁不住嚴刑逼供,我是深有教訓的。」他說這話並不是指責我,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指譚貴的事。

悠悠30多年過去了,譚貴那凶狠歹毒的目光仍然讓我如芒在背。當年私放罪犯的建軍和興國可能早已刑滿獲釋了,他們或許至今仍不知道他們的事情之所以敗露是我這個「特情」 在作祟。我吞嚥下的那個「人血饅頭」至今一直讓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我之所以把這段鮮為人知的事講出來,不是為開釋自己心靈上的重負,而是實實在在地想探究這樣一個問題:所謂的道義和良知裡是不是也包蘊自私?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言:「人類所奮鬥的一切,都與自己的利益有關。」這句話乃是中共用來維護其統治的顛扑不破的真理啊!

2011年3月11日於法國蘭斯

本文留言

作者莊曉斌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