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監獄當「特情」

2011-03-25 10:26 作者:莊曉斌

「特情」這個詞，現在的人們也許不會知道，其實就是「臥底」或「線人」。不過，在那個時代，「特情」頗有些革命色彩：是負有特殊使命、隱身於特殊環境、頗具些神秘感的特殊人物。曾風靡一時的長篇小說《紅岩》裡，鄭克昌就是這樣的人物，不過他的身份叫「紅旗特務。」

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裡，常有這類角色——當然，充當者不是別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的履歷中，也曾有這樣的灰色一頁。

一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靜悄悄的監舍已經熄燈了。我所在的大隊的蘇教導員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帶我到了監獄禁閉室的一間屋子裡。

進屋以後，我見到監獄獄偵科李科長表情十分嚴肅地端坐在屋裡。蘇教導員掩好門，對著我友善地笑了笑說：「今天叫你來，是政府對你的信任，給你一次立功減刑的機會。具體事情由獄偵科李科長向你佈置。」

服刑犯人誰不巴望著減刑呢？減刑即意味著離自由的距離越來越近，減刑對犯人來說是最大的誘惑。

當李科長向我詳詳細細地佈置了工作任務後，我的腦門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沒有拒絕的權利，只有聽從的義務。

就這樣，我被戴上重鐐關進了監獄的禁閉室。監獄的禁閉室又叫小號。我入獄幾年了，但這是我第一次進小號。小號真是小，寬二米，長不過三米，地中間有一個固定的鐵環，四圍全是堅固的水泥牆壁。小號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間的人每日只能蜷臥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於吃喝拉撒全是在這狹小的空間裡，所以小號裡充滿著廁所的氣味。

根據事先佈置，我先進了小號。我的監測對象還沒有來，我就獨自一人躺臥在水泥地面上，回味著李科長向我佈置的幾條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不要急功近利，半個月內不要多講話、多打聽，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盡一切辦法，運用一切手段與你的目標溝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適當地表現出對政府的牴觸情緒。當然，這可能要使你吃苦頭了，但不這樣，你就無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時刻牢記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務，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蘇教導員，對其他政府幹部都要保密……」

監獄的禁閉室，負責監管看押的人員雖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掃衛生、送飯送水的也有兩名雜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鐘的犯人還是我的同鄉。我未關進小號之前，老鐘曾去過我們大隊與我攀鄉親，而今見到我戴重鐐被送進小號來，早將鄉親的情面扔在腦後，見了我，他像不認識似的，板著面孔，一臉階級鬥爭相。

我心裏暗暗地發笑：人啊人，終究是重利益的動物。老鐘撈到這個雜役的差缺不容易，況且六親不認本來就是監規的律條；我所充任的這種角色，不也是如此嗎？

二

在我進了小號的第二天上午，隨著一陣重鐐拖地的嘩啦、嘩啦聲，一位黑鐵塔似的大塊頭犯人被送進了我住的監號。他有一米八九的個頭，健壯得像頭牛，滿臉絡腮鬍子，樣子很凶。進得號子裡來，他先對我抱拳作個揖，說道：「幸會，幸會，真是天涯何處不相逢。在此人間禁地，還有人與我同道，看來，黃泉路上我也不會寂寞了。」

我漠然地點了點頭，挪身在狹小的空間裡為他騰出了一塊地方，他便和我鄰席而臥了。

起初幾天，我從不主動和他說話，他這個人卻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戶口一樣地把我問了個清楚。他問：「你是什麼罪？」「反革命。」「判多少年？」「無期。」「為什麼將你關到小號？」「不服判，申訴喊冤。」「就為這個？」他語氣裡明顯帶著驚奇。「就這個還不夠嗎？」我反問。

「那你可是個大傻帽兒了。」他語氣中明顯帶著教訓的口氣說，「你們這類人，我所在的新肇監獄也有。說你們有鋼、有骨氣，我也承認，但你們太傻、太蠢了。國家、民族的大事是咱們草民管得著的嗎？你們寫寫反標，發泄不滿，頂個屁用！自己坐牢受罪，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為謀，你不會理解我們這類人，正像我永遠不會理解你一樣。」我按事先設計好了的話回答他，不冷不熱的，使他心不設防。不到幾天，我已經清楚地瞭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況。

他叫譚貴，是一名江洋大盜，原被判死緩。一年前，他神秘地從離我所在的革志監獄僅30公里的新肇監獄裡脫逃。他在外流竄了一年多，賊跡遍佈南方十幾個省，作案幾十次，罪孽深重。這次他在浙江落網，依照罪行，他是萬劫不復，十惡不赦了。

譚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最終的結局，所以想從他的嘴裡掏出口供來是太難了，這也正是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麼手段從戒備森嚴的監獄裡逃出去的，這始終是個謎。那時，譚貴就是獄內重點監控對象。監獄裡規定的犯人三人小組制度執行得很嚴格，三個犯人每天都形影不離。譚貴脫離三人小組不到十分鐘便神秘地從監獄裡消失了。犯人們傳說，他會飛檐走壁，是從大牆上飛出去的。

我的偵察目標，就是這樣一個死到臨頭的要犯。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絞盡腦汁。他的飯量特大，為了與譚貴溝通感情，我忍著飢餓，從嘴裡省出食物給他吃。譚貴對此從不拒絕，也不說感激。每頓開飯，他三口兩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睜著眼睛望著你。只要你稍有相讓的表示，他便捧過碗來，風捲殘雲般地把一切可吞嚥的食物，填到肚子裡。

又挨過半個月。我和譚貴在窘迫的環境裡，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謀求活的樂趣。譚貴用破布條搓成根細繩，把毛巾綁在繩頭上。夜間監獄走廊悄靜無人的時候，他把毛巾從號門拋出去，再牽著繩頭一寸寸地拖回，這樣就可以將走廊裡看守吸過丟在地上的煙頭拖到號門旁。我們管這煙頭叫蜢蚱子。有時拾到大半截煙頭，即大蜢蚱子，譚貴就歡喜得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線頭搓成個芯，再把被子裡的棉絮掏出來，裹在線芯上繞成個拇指粗細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壓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幾下，把棉花棒拉斷，用氣一吹，便可點燃煙。這叫搓火，還有電烤火、蹦星兒蹦火等各種原始的取火方法。點燃煙頭，我和譚貴輪換著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這種情態下交融。譚貴對我逐漸放鬆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竄一年多來的種種軼聞艷事。我每日細細地聆聽，用強健的記憶力，將有價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記憶裡。但是，他究竟是用什麼手段脫逃的，他一直沒有提起。我不好發問，只能等候時機。

三

一次偶發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機。有一天，我們拖回一截蠟筆。我突生靈感，在監號的水泥牆上，用蠟筆寫了四句詩：「生死何須挂心間，早將斷頭視等閑，甘舍此身任殺剮，留得忠魂壯河山。」詩是挺有氣魄的，譚貴讀後連聲叫好。

豈料，有一天放風回來，看守員杜班長把我和譚貴截在了走廊裡問：「號裡牆壁上的詩是誰寫的？」譚貴當然沒有才氣寫出這樣的詩來，我只好承認是我寫的。杜班長大聲訓斥道：「你這個頑固的反革命，賊心不死，還想翻天啊！」

一根扁擔捆綁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開，我便趴在地上動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三股電線擰成的鞭子扔在了兩個雜役犯人的面前，執行懲罰的竟是兩個犯人。這次，我感覺到老鐘還算有點同鄉的情誼，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輕點。我趴在地上，緊咬牙關竟然一聲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塊牛皮上。事後，譚貴向我豎起了大拇指說：「行！哥們兒，夠鋼！」譚貴終於把我視為貼心的知己了。

他說：「人生一世，難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鋼、有骨氣的血性漢子，也算是有了緣分。今後，你如果有幸還活著，請幫我捎個口信，行嗎？」我知道，快到了我完成使命的關鍵時刻了，便不動聲色地說：「你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只要我不死，就能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話就只好爛在我肚子裡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書吧。」譚貴把一件白襯衣的後襟扯下來，然後咬破中指，用殷紅的血寫下了幾個字：「建軍、興國，來世再見吧。」「這是什麼意思？」我問。「將來你真有機會的話，請將這血書捎給我的兩個哥們兒，就告訴他們，我譚貴雖死，但死得有骨氣，我沒有出賣朋友。」

「這怎麼講？」我問。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說：「小老弟，你真是短練。想聽故事嗎？好吧，我講給你聽。」「我在新肇監獄有兩個‘最鐵’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幹部。犯人和幹部交上朋友，你覺得怪吧？其實不怪，這就是智慧的功力……」

譚貴洋洋得意地開始了他的講述。原來，譚貴之所以能得以脫離樊籠，是得助於兩位干警的貪心。譚貴所在的中隊有兩名年輕的隊長，一位叫建軍，一位叫興國。譚貴久在江湖，會幾路拳腳，而這兩位干警年輕好動，和譚貴混熟了，很想學點拳術。譚貴便用心良苦地開始在獄中授技了。起初，這兩位年輕干警也許並沒有別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譚貴動了心計。

有一天，他對建軍說：「你我雖然身份有別，但根據這段相處，我覺得你很夠朋友，所以我將我的一樁秘密告訴你。在入獄前，我曾將一筆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個秘密所在。我判了死緩，這筆錢恐怕這輩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夠義氣，便把這事告訴你吧。我畫一張圖，你按圖去哈市把這筆錢取回來，你這輩子夠花了。我在獄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濟，好過一些。」說著，譚貴便將一張草圖交給了建軍。建軍按圖索驥，去了趟哈市，但無功而返，因為譚貴所畫圖中指明的所在已經被拆遷得面目皆非了。

建軍回來後，對譚貴說：「那地方已經拆遷了。按圖我沒法找準位置了。這樣吧，找個機會，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夠義氣，忘不了我，我擔點風險也認了。」譚貴竊喜：終於在森嚴的羅網中覓到了一條可衝撞出去的縫隙。

在一個週末的傍晚，干警建軍又約上他「最鐵」的哥們兒興國，兩個人各騎一輛自行車，暗藏一身警裝，到監舍裡找譚貴。他們把警裝悄悄地塞給譚貴，譚貴到廁所裡不到5分鐘便換好了警裝。建軍和興國兩人騎著自行車帶上了換了警裝的譚貴，建軍在前，興國在後，譚貴背著臉坐在興國的車架上。過二門和大門時，建軍憑著臉熟與值班的干警一招手便騎車而過，值班的干警做夢也想不到坐在後車架上身著警裝的人會是囚犯。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兩個干警把一個囚犯帶出了監獄的大門。

譚貴津津樂道地向我講述這一過程。我知道，這正是我所要的東西，但我一點兒也不露聲色。我問：「那你所說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嗎？」「傻瓜，是真的，我還用這樣絞盡腦汁？但我絕對夠義氣的。我後來在浙江有了錢，分別給興國、建軍各匯了5000元，我是知恩必報的。」「噢，原來是這樣的。」我恍然大悟。

我心裏暗暗慶幸：總算沒有白費心機，到底是把這隻狡猾的狐狸的底細給透出來了。我等待著時機，只待獄偵科的李科長來提審我，我便大功告成了。

可是，當我如實向李科長匯報了這一情報後，李科長竟噤若寒蟬，許久沒有出聲，末了，他指示我再等幾天，等他向領導請示一下再說，並告誡我說：「記住！這件事除了我，對別人先不要提。」

又過了整整三天，李科長再次提審我想出來的辦法更是我始料不及的。當晚，在監獄小號的預審室裡我被換上了一身警裝，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預審室裡除了獄偵科的李科長之外還有監獄的劉典獄長、肖政委和兩位穿檢察院服裝的人。

隨著一陣重鐐拖地的響聲，譚貴被帶進了預審室。李科長把譚貴的那塊白襯衣血書抖落出來，厲聲喝道：「譚貴，你抬起頭來，看一看椅子上坐著的是誰？」 譚貴抬頭望見了我，「啊」的一聲，嘴張開竟閉不上了。「怎麼樣？譚貴，想不到吧！」李科長說，「你的一舉一動，我們瞭如指掌，你還有什麼話說。」

譚貴用非常歹毒的目光望著我，頹然地嘆了一口氣說：「唉！我這回算是走了眼，真想不到和我同住一個號子的原來是個‘老警’，這不是我沒有鋼，是我腦子太空了。」我當時心裏有股子說不出來的滋味。雖然我身著警裝，頭戴鑲著國徽的警帽，但我卻沒敢正視譚貴那凶狠歹毒目光的坦然，那歹毒的目光簡直就像是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在這柄利劍的逼視下，我這顆卑微的靈魂又焉能不如坐針氈？

四

這次當「特情」，我得到了監獄給予的減刑一年的獎勵。後來，譚貴被執行了死刑，私放罪犯的兩名干警建軍和興國也分別被判處了7年和5年徒刑。

開宣判大會那天，全監犯人都去了會場。我向蘇教導員請了假，蘇教導員沒問理由，便批准了。我心裏似乎有了一份愧疚，我總覺得我獲得的這一年減刑獎勵太沈重了。

更令我尷尬的是，建軍判刑後竟分到了我所在的中隊。雖然他不知其詳，沒有對我心存怨恨，但我和他在一起時，總覺得有點歉疚。有一天，建軍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其實，對罪犯是不能講義氣的，再有鋼的犯人也禁不住嚴刑逼供，我是深有教訓的。」他說這話並不是指責我，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指譚貴的事。

悠悠30多年過去了，譚貴那凶狠歹毒的目光仍然讓我如芒在背。當年私放罪犯的建軍和興國可能早已刑滿獲釋了，他們或許至今仍不知道他們的事情之所以敗露是我這個「特情」 在作祟。我吞嚥下的那個「人血饅頭」至今一直讓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我之所以把這段鮮為人知的事講出來，不是為開釋自己心靈上的重負，而是實實在在地想探究這樣一個問題：所謂的道義和良知裡是不是也包蘊自私？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言：「人類所奮鬥的一切，都與自己的利益有關。」這句話乃是中共用來維護其統治的顛扑不破的真理啊！

2011年3月11日於法國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