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敘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敘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藉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制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制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制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制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制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勛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注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闆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藉口「護僑」而出兵，二再藉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制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嘆：「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恆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於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像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制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藉機發展新專制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制制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於侵略的行為了。
二、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麼，三十餘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於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於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制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制酋，方才能克敵制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志，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裡，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係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御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餘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裡，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份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份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制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衝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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