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寵壞了的媒體老總們(圖)
●中共媒體和官員一樣搞腐敗。因為媒體要唱讚歌，上級就默認它的種種經濟問題。反映在文匯報身上，就是稅收、回扣和老總的物質享受等。
●作者（左起）與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薄熙來、文匯報外聯部主任陳桂雄，攝於1994年。（本刊資料）
在一黨執政的中國，不僅官員由於權力不受制約，貪腐墮落，而且，新聞媒體內部的類似問題也相當嚴重，體現在香港《文匯報》身上，主要是稅收，回扣，高層老總的物質待遇，等等。一方面，報紙只能為中共唱讚歌，上級領導對它便十分寬容，只要不像「六四」時那樣講真話，中南海就不會在意它的特權和驕橫；另一方面，它生存於香港，要與《蘋果日報》等競爭、打仗，要發展壯大下去，必須經營搞活，而大陸就是它張口要吃的肥肉，因此，中共亦默認它的種種經濟問題。
悍然使用內部發票多年
與大陸的新聞媒體不同，香港《文匯報》廣告經營的發票是自家印的，它如果在香港做生意，應當沒有問題，但國內從九十年代中期，大連的地稅局就開始推行統一製作的專項發票，其目的是防止企業偷稅漏稅，但文匯報的歷任老總們都不在乎。一來，它原本是國企，財大氣粗，背景複雜，靠山很硬，二來，它肩負歷史使命，只有它嘴大，不怕別人批評。故此，雖然我多次在不同場合，講過遵紀守法照章納稅的問題，但《文匯報》置若罔聞。老總們的解釋是，它們已經在香港繳了稅，並把財務中心設在廣州，我們駐地辦事處只負責做廣告，把錢先存在大連再轉往廣州而已，其他的事由老總們去擺平，與人微言輕的我沒關係，所以，從一九九四年底至二○○○年五月，我們始終在用這種藍顏色的內部發票。
當地稅務部門曾多次登門查稅，靠《文匯報》的招牌，更靠我的人脈關係廣泛深厚，每次，我們都化險為夷。要知道，我們不過三四個人，卻每年廣告額上百萬人民幣啊。由於大連是一個才五百九十萬人口的城市，我在地方和中央級媒體生活了十幾年，本身又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故文匯報名利雙收，我不僅撰寫了很多新聞報導，還承攬了許多廣告，也引起了稅務部門的關注，自印的發票始終是一塊心病，故與稅務等一些權利部門官員的往來就十分必要，這就出現了新的問題：交際費。
《文匯報》對我一直是相當信任的，因為我只有一個兼職會計，他是大連市委辦公廳的幹部，也是我的老朋友，故上級很信任他，我不僅是辦事處的法人代表，而且，還是出納。這就是說，如果我像關齊雲那樣貪污受賄，也有便利的條件。但我認為，一個人的事業和名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沒有貪念，這大概也是後來薄熙來夥同新華社香港分社某些人整我，無法從經濟入手的原因。不過我支出的交際費，餐費和其他辦站一樣，也是可觀的數字，這和當地社會流行的吃喝風密切相關。比如，承攬廣告，獲取新聞線索，化解利益衝突，求得特殊寬鬆的政策，等等，都難免請客吃飯，但我把握一條原則，絕對不以此特權謀取個人私利，而且，張張發票有註解，有依據，不違反財會紀律。比如，大陸有許多國企老闆，到飯店吃飯時，開假髮票，索要物品或現金，這種事，我從未做過。二○○六年初，我出獄後，會計請我吃飯時，告訴我，大連市國安局特務彭東輝，王富選曾找他要走了《文匯報》的出納帳本，但他們沒有找到我經濟上的把柄。會計知道，我只有一件事違反了財會紀律：在我被辭退前，給辦事處所有的人，包括送報的臨時工和兼職的會計，提前十三天發了工資和報銷了交通費。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答：我太瞭解《文匯報》了，它將虧待你們，如同對我一樣！我不願使任何與我有舊的人罵我！他眼含熱淚請我吃飯，說是為我洗塵。但《文匯報》通過內部發票撈取錢財的灰塵，永遠不能從我倆的腦海裡洗去。
為周老總付西裝費成冤大頭
香港文匯報的領導層人員分為兩個系列，一是編採，一是經營，但對我們駐地記者來講，都是老總，他們當中，有大陸派出的秘密黨員，有土生土長的港人，但只要在這個媒體混久了，就會沾上腐敗的惡習，不過，嚴以律己的領導也有，佔小便宜的故事也不少，這裡只舉一例。
大約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總社負責廣告經營的周某某總經理，到大連視察。我帶他到大連經濟開發區參觀，在西山工業區的某服裝廠裡，他繞有興趣。這家中日合資的工廠，新推出一種式樣新穎的西服套裝，不僅質地考究，款式漂亮，而且，品牌也叫得響。周某某被工廠的領導鼓動，穿在身上，照著鏡子，非常高興。廠長說，你穿著太瀟灑了，老總笑得滿眼燦爛的光芒，就不想再脫下來，後來真的穿走了。但三天後，那個工廠派人來結帳，開價六千八百元，我的部下和他討價還價，支付了五千元。總社規定，餐費可以報銷，但服裝費不能入賬，我不敢變通，也沒有匯報，只有自掏腰包，當了一回冤大頭！
那時，我的月薪是二千八百元，再加上獎金，四千元左右，西裝事，我沒有告訴太太，因此，經濟上緊張了好幾個月。我想，周老總應當知道我的為人，但事實並非如此，以後的許多年，我去香港很多次，這位年收入豐厚的老總，見到我很客氣，笑得永遠都是那麼燦爛，但他從未再提起西服套裝的事，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他甚至，也沒有自掏腰包請過我一次。由此，我知道了，文匯報的體制，已經使某些老總徹底地變質了，把別人對他們的幫助，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反過來，把他們回饋別人的禮節，忘到了腦後，類似的故事很多，念及舊情和一些人的臉面，點到為止吧！
一個籃球的趣聞
林某某是文匯報辦公室的副主任，也是財務稽核，對各大陸辦站查帳，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底線，但林某某還是雞蛋裡挑骨頭，因此，各地辦站的首席代表，都對他滿肚子氣，罵他吹毛求疵，故意找茬，眼高手低，不懂經營，但我認為，他主要是陰陽臉，兩面派的毛病。記得有幾次，他也挑了我們東北辦的毛病，但我沒有公開頂撞，我理解上面的苦衷，老總們出差可以鋪張奢華，我們必須節衣縮食，可能世上所有的老闆都是這樣。但我自有原則，當洪水、地震、森林大火等自然災害來臨之時，我可以奔赴第一線，席地而臥，克服困難，艱苦採訪，但出席某些重要會議或應邀去為報社簽訂合同，我就住星級酒店，也要迎送往來......故此，林某某時常不解，也對我有頗有微詞，但有趣的是，林某某口口聲聲講廉潔，但也開口向我們索要禮品。
他是一個瘋狂的足球迷，而大連又球星雲集，他由我的新聞報導得知，我和大連籍的所有球星都有過交往，他就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得到一個足球，上面要佈滿有代表性的球星的親筆簽名。我一口答應下來，但心中暗暗叫苦，要知道這些球星，雖然都是大連籍，但已在全國各地服役，我必須完成這一任務，並且時間不能拖得太久。
於是，我專門請了一個人，先買了一個名牌足球，這花不了幾個錢，但這個朋友要走馬燈般地在許多地方轉圈找人，等球星全部簽了名字，也支出了不少禮金和時間，好在我有助手和朋友，能夠承受，但林某某拿到這件大禮，只說了一聲謝謝，就翻了臉，照樣在大會小會上指責我們各地辦站的領導花錢大手大腳。我忘記是因為什麼具體的事，他終於把我搞火了，他在一個財務單據上寫了批評我的話，我回敬了他幾句：「如果少一個籃球，我就會少一份開銷」。......他收到我的嘲諷信，據說很是尷尬。機構重疊的《文匯報》，這樣的事不少！從此，他對我態度客氣了很多。
我想，還是社長張雲楓比較通情達理，他從不對下級有過分要求，連一張報紙也自身花錢買，他說，上邊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你們難啊！
女老總劉大姐罵了粗話
劉某某是文匯報的副老總，也是我的頂頭上司，由於她負責外聯工作，我與她經常打交道，有人告訴我，她很厲害，動輒發脾氣，但對我卻向來大都溫情細雨，像知心大姐一樣。我唯一見過的她性格暴躁驕橫的一次發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大連。記得起因是，我寫了一篇關於陶藝家邢某某的文章之後，他在香港及海外有了名氣，其作品儘管並非人們吹捧的那麼美妙，但還是有點藝術特色，我給他介紹了《亞洲週刊》記者王建民等許多朋友，他卻在二○○○年十二月二日，把我引見給了大連國安局秘密特工鄭義強，不過，那時，我還沒有識破邢某某的真面目，還與他打得火熱，我帶副老總劉某某去拜訪他，行前和邢某某通了電話，他欣然接受。
但是，當我們一行三人，趕到邢某某位於大連秀月街的豪宅時，他人不在，還在外面應酬。對記者來說，這種遭遇太平常了，但沒想到，劉老總卻非常生氣。在邢某某的大門外，院子裡。年過半百，但依然丰韻迷人的劉副社長臉紅脖子粗，她背著手在地上走了幾圈，氣不打一處來，憤憤不平，竟說出了「他媽的」髒話，令我大為震驚！
回顧以往的記者生涯，為了採訪一個新聞人物，我經常會來回跑許多冤枉路，吃很多次閉門羹，也承受了很多壓力，但文匯報的老總們卻被寵壞了，這是黨報的制度使然，一黨執政，對那些沒有事業心的人是件好事，因為一言堂，唱頌歌，就有飯吃，而且，賣身投靠，說假話的記者還會發家致富，《文匯報》老總們大都過著這種亦官亦商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們年薪多少，但肯定是我的許多倍！現在，她因為採訪對象遲到而惱怒，令人匪夷所思，與此比較，在長達五年多的時間裏，我沒看過她為了大陸弱勢群體受到欺壓之事，拍案而起過。後來，邢某某急匆匆趕回家中，不僅接受了她的採訪，還贈送一件藝術品給她，回來的路上，她風捲殘雲，喜笑顏開，我沒有說什麼，但心想，《文匯報》的老總，被共產黨的專制慣壞啦！
香港的人民日報的首長訓話
張某某是《文匯報》廣告部經理，過去曾在大連旅順海軍基地某部當兵，故此，他到大連視察時，我帶他不僅找到了當年他住過的營房和床鋪，而且，還恢復了他與老戰友的聯繫。張某某那時不過是一個志願兵，摸爬滾打，風餐露宿，生活是很辛苦的，他後來轉到地方，又隨太太去了香港，找到了《文匯報》這份鐵飯碗，還當上了經理，應當講，對旅順的士兵來講，真是奇蹟！
張經理仔細查看了當年睡過的鐵架子雙層床，摸了摸綠色的單薄的被褥，心情很不平靜，他的一個當上了團長的戰友說：我們這些人，就數你啊，當上了大官，張某某連聲否認，他的確是一個很謙虛誠懇的人，但在團長看來，他的官職不小，何況又在香港工作。
此後，我和團長一度成了經常走動的朋友，有一回，他請我到兵營參觀，他對正襟危坐的一屋子剃光頭的小戰士們說，你們知道嗎？我們這裡誕生過許多偉大的人，就是這張床，這個小院子，有一個叫張某某的士兵，步步高陞，現在已經是香港《文匯報》的廣告部經理了！
戰士們鴉雀無聲，靜靜地傾聽他的訓話。他又提高了嗓門：《文匯報》是什麼？是我們從英國人手裡奪回來的香港的《人民日報》！張某某呢，就是把這個最響的聲音告訴全世界人的首長，懂嗎？他的話音未落，戰士們齊聲大喊：懂了！向首長致敬！
團長講完了，又對戰士們介紹說，這位姜記者就是《文匯報》派駐東北橋頭堡的首長！戰士們又是一聲吼：首長好！......我當時聽了，差一點昏過去。的確，中共一黨執政，操控媒體的舉動，已經把人們對新聞報刊的認識扭曲了，把老總們的地位也顛倒了！
或許，我不該接受這一聲不屬於我的「首長好」。二○○○年十二月四日，我被同樣當過旅順志願兵的大連市國安局黨委書記車克民，拘捕後關進了海軍基地看守所。這使我從張某某的切身經歷得出結論：在《文匯報》工作，要想豐衣足食，平安無事，必須像老總們那樣聽話，始終「把共產黨的聲音告訴全世界」，否則，沒有好果子吃，上述團長講得沒錯，但我不願做那樣的首長。
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於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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