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宠坏了的媒体老总们(图)

●中共媒体和官员一样搞腐败。因为媒体要唱赞歌，上级就默认它的种种经济问题。反映在文汇报身上，就是税收、回扣和老总的物质享受等。

●作者（左起）与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薄熙来、文汇报外联部主任陈桂雄，摄于1994年。（本刊资料）

在一党执政的中国，不仅官员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贪腐堕落，而且，新闻媒体内部的类似问题也相当严重，体现在香港《文汇报》身上，主要是税收，回扣，高层老总的物质待遇，等等。一方面，报纸只能为中共唱赞歌，上级领导对它便十分宽容，只要不像“六四”时那样讲真话，中南海就不会在意它的特权和骄横；另一方面，它生存于香港，要与《苹果日报》等竞争、打仗，要发展壮大下去，必须经营搞活，而大陆就是它张口要吃的肥肉，因此，中共亦默认它的种种经济问题。

悍然使用内部发票多年

与大陆的新闻媒体不同，香港《文汇报》广告经营的发票是自家印的，它如果在香港做生意，应当没有问题，但国内从九十年代中期，大连的地税局就开始推行统一制作的专项发票，其目的是防止企业偷税漏税，但文汇报的历任老总们都不在乎。一来，它原本是国企，财大气粗，背景复杂，靠山很硬，二来，它肩负历史使命，只有它嘴大，不怕别人批评。故此，虽然我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的问题，但《文汇报》置若罔闻。老总们的解释是，它们已经在香港缴了税，并把财务中心设在广州，我们驻地办事处只负责做广告，把钱先存在大连再转往广州而已，其他的事由老总们去摆平，与人微言轻的我没关系，所以，从一九九四年底至二○○○年五月，我们始终在用这种蓝颜色的内部发票。

当地税务部门曾多次登门查税，靠《文汇报》的招牌，更靠我的人脉关系广泛深厚，每次，我们都化险为夷。要知道，我们不过三四个人，却每年广告额上百万人民币啊。由于大连是一个才五百九十万人口的城市，我在地方和中央级媒体生活了十几年，本身又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故文汇报名利双收，我不仅撰写了很多新闻报导，还承揽了许多广告，也引起了税务部门的关注，自印的发票始终是一块心病，故与税务等一些权利部门官员的往来就十分必要，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交际费。

《文汇报》对我一直是相当信任的，因为我只有一个兼职会计，他是大连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也是我的老朋友，故上级很信任他，我不仅是办事处的法人代表，而且，还是出纳。这就是说，如果我像关齐云那样贪污受贿，也有便利的条件。但我认为，一个人的事业和名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没有贪念，这大概也是后来薄熙来伙同新华社香港分社某些人整我，无法从经济入手的原因。不过我支出的交际费，餐费和其他办站一样，也是可观的数字，这和当地社会流行的吃喝风密切相关。比如，承揽广告，获取新闻线索，化解利益冲突，求得特殊宽松的政策，等等，都难免请客吃饭，但我把握一条原则，绝对不以此特权谋取个人私利，而且，张张发票有注解，有依据，不违反财会纪律。比如，大陆有许多国企老板，到饭店吃饭时，开假发票，索要物品或现金，这种事，我从未做过。二○○六年初，我出狱后，会计请我吃饭时，告诉我，大连市国安局特务彭东辉，王富选曾找他要走了《文汇报》的出纳帐本，但他们没有找到我经济上的把柄。会计知道，我只有一件事违反了财会纪律：在我被辞退前，给办事处所有的人，包括送报的临时工和兼职的会计，提前十三天发了工资和报销了交通费。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答：我太了解《文汇报》了，它将亏待你们，如同对我一样！我不愿使任何与我有旧的人骂我！他眼含热泪请我吃饭，说是为我洗尘。但《文汇报》通过内部发票捞取钱财的灰尘，永远不能从我俩的脑海里洗去。

为周老总付西装费成冤大头

香港文汇报的领导层人员分为两个系列，一是编采，一是经营，但对我们驻地记者来讲，都是老总，他们当中，有大陆派出的秘密党员，有土生土长的港人，但只要在这个媒体混久了，就会沾上腐败的恶习，不过，严以律己的领导也有，占小便宜的故事也不少，这里只举一例。

大约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总社负责广告经营的周某某总经理，到大连视察。我带他到大连经济开发区参观，在西山工业区的某服装厂里，他绕有兴趣。这家中日合资的工厂，新推出一种式样新颖的西服套装，不仅质地考究，款式漂亮，而且，品牌也叫得响。周某某被工厂的领导鼓动，穿在身上，照着镜子，非常高兴。厂长说，你穿着太潇洒了，老总笑得满眼灿烂的光芒，就不想再脱下来，后来真的穿走了。但三天后，那个工厂派人来结帐，开价六千八百元，我的部下和他讨价还价，支付了五千元。总社规定，餐费可以报销，但服装费不能入账，我不敢变通，也没有汇报，只有自掏腰包，当了一回冤大头！

那时，我的月薪是二千八百元，再加上奖金，四千元左右，西装事，我没有告诉太太，因此，经济上紧张了好几个月。我想，周老总应当知道我的为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后的许多年，我去香港很多次，这位年收入丰厚的老总，见到我很客气，笑得永远都是那么灿烂，但他从未再提起西服套装的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甚至，也没有自掏腰包请过我一次。由此，我知道了，文汇报的体制，已经使某些老总彻底地变质了，把别人对他们的帮助，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反过来，把他们回馈别人的礼节，忘到了脑后，类似的故事很多，念及旧情和一些人的脸面，点到为止吧！

一个篮球的趣闻

林某某是文汇报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财务稽核，对各大陆办站查帐，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底线，但林某某还是鸡蛋里挑骨头，因此，各地办站的首席代表，都对他满肚子气，骂他吹毛求疵，故意找茬，眼高手低，不懂经营，但我认为，他主要是阴阳脸，两面派的毛病。记得有几次，他也挑了我们东北办的毛病，但我没有公开顶撞，我理解上面的苦衷，老总们出差可以铺张奢华，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可能世上所有的老板都是这样。但我自有原则，当洪水、地震、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来临之时，我可以奔赴第一线，席地而卧，克服困难，艰苦采访，但出席某些重要会议或应邀去为报社签订合同，我就住星级酒店，也要迎送往来......故此，林某某时常不解，也对我有颇有微词，但有趣的是，林某某口口声声讲廉洁，但也开口向我们索要礼品。

他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而大连又球星云集，他由我的新闻报导得知，我和大连籍的所有球星都有过交往，他就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得到一个足球，上面要布满有代表性的球星的亲笔签名。我一口答应下来，但心中暗暗叫苦，要知道这些球星，虽然都是大连籍，但已在全国各地服役，我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并且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于是，我专门请了一个人，先买了一个名牌足球，这花不了几个钱，但这个朋友要走马灯般地在许多地方转圈找人，等球星全部签了名字，也支出了不少礼金和时间，好在我有助手和朋友，能够承受，但林某某拿到这件大礼，只说了一声谢谢，就翻了脸，照样在大会小会上指责我们各地办站的领导花钱大手大脚。我忘记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事，他终于把我搞火了，他在一个财务单据上写了批评我的话，我回敬了他几句：“如果少一个篮球，我就会少一份开销”。......他收到我的嘲讽信，据说很是尴尬。机构重叠的《文汇报》，这样的事不少！从此，他对我态度客气了很多。

我想，还是社长张云枫比较通情达理，他从不对下级有过分要求，连一张报纸也自身花钱买，他说，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们难啊！

女老总刘大姐骂了粗话

刘某某是文汇报的副老总，也是我的顶头上司，由于她负责外联工作，我与她经常打交道，有人告诉我，她很厉害，动辄发脾气，但对我却向来大都温情细雨，像知心大姐一样。我唯一见过的她性格暴躁骄横的一次发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大连。记得起因是，我写了一篇关于陶艺家邢某某的文章之后，他在香港及海外有了名气，其作品尽管并非人们吹捧的那么美妙，但还是有点艺术特色，我给他介绍了《亚洲周刊》记者王建民等许多朋友，他却在二○○○年十二月二日，把我引见给了大连国安局秘密特工郑义强，不过，那时，我还没有识破邢某某的真面目，还与他打得火热，我带副老总刘某某去拜访他，行前和邢某某通了电话，他欣然接受。

但是，当我们一行三人，赶到邢某某位于大连秀月街的豪宅时，他人不在，还在外面应酬。对记者来说，这种遭遇太平常了，但没想到，刘老总却非常生气。在邢某某的大门外，院子里。年过半百，但依然丰韵迷人的刘副社长脸红脖子粗，她背着手在地上走了几圈，气不打一处来，愤愤不平，竟说出了“他妈的”脏话，令我大为震惊！

回顾以往的记者生涯，为了采访一个新闻人物，我经常会来回跑许多冤枉路，吃很多次闭门羹，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文汇报的老总们却被宠坏了，这是党报的制度使然，一党执政，对那些没有事业心的人是件好事，因为一言堂，唱颂歌，就有饭吃，而且，卖身投靠，说假话的记者还会发家致富，《文汇报》老总们大都过着这种亦官亦商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年薪多少，但肯定是我的许多倍！现在，她因为采访对象迟到而恼怒，令人匪夷所思，与此比较，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没看过她为了大陆弱势群体受到欺压之事，拍案而起过。后来，邢某某急匆匆赶回家中，不仅接受了她的采访，还赠送一件艺术品给她，回来的路上，她风卷残云，喜笑颜开，我没有说什么，但心想，《文汇报》的老总，被共产党的专制惯坏啦！

香港的人民日报的首长训话

张某某是《文汇报》广告部经理，过去曾在大连旅顺海军基地某部当兵，故此，他到大连视察时，我带他不仅找到了当年他住过的营房和床铺，而且，还恢复了他与老战友的联系。张某某那时不过是一个志愿兵，摸爬滚打，风餐露宿，生活是很辛苦的，他后来转到地方，又随太太去了香港，找到了《文汇报》这份铁饭碗，还当上了经理，应当讲，对旅顺的士兵来讲，真是奇迹！

张经理仔细查看了当年睡过的铁架子双层床，摸了摸绿色的单薄的被褥，心情很不平静，他的一个当上了团长的战友说：我们这些人，就数你啊，当上了大官，张某某连声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谦虚诚恳的人，但在团长看来，他的官职不小，何况又在香港工作。

此后，我和团长一度成了经常走动的朋友，有一回，他请我到兵营参观，他对正襟危坐的一屋子剃光头的小战士们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这里诞生过许多伟大的人，就是这张床，这个小院子，有一个叫张某某的士兵，步步高升，现在已经是香港《文汇报》的广告部经理了！

战士们鸦雀无声，静静地倾听他的训话。他又提高了嗓门：《文汇报》是什么？是我们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的香港的《人民日报》！张某某呢，就是把这个最响的声音告诉全世界人的首长，懂吗？他的话音未落，战士们齐声大喊：懂了！向首长致敬！

团长讲完了，又对战士们介绍说，这位姜记者就是《文汇报》派驻东北桥头堡的首长！战士们又是一声吼：首长好！......我当时听了，差一点昏过去。的确，中共一党执政，操控媒体的举动，已经把人们对新闻报刊的认识扭曲了，把老总们的地位也颠倒了！

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一声不属于我的“首长好”。二○○○年十二月四日，我被同样当过旅顺志愿兵的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拘捕后关进了海军基地看守所。这使我从张某某的切身经历得出结论：在《文汇报》工作，要想丰衣足食，平安无事，必须像老总们那样听话，始终“把共产党的声音告诉全世界”，否则，没有好果子吃，上述团长讲得没错，但我不愿做那样的首长。

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