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忘懷，當初我們傾向共產黨、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最熱衷的是新民主主義。1949年共產黨和各界人士舉行政治協商會議，莊嚴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了作為開國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綱領》，明確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國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的自由權」；經濟政策是促使五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我和慎之同全國人民一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僅僅過了三年，就風雲突變。1952年秋天以後，特別是從1953夏天以後，我們議論最多的，就是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國家的發展方向，新民主主義被拋棄了，《共同綱領》不算數了，急匆匆宣布進入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人民民主專政一變而為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專政，有點聯合政府樣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組了，成為清一色的共產黨政府了，而且常常一個人說了算。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幾乎都還沒有真正開始實行，阻礙生產發展、阻礙民主生活的東西還那麼多，落後於先進國家一百多年的中國，怎能這麼快「蹦」進社會主義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1955年，毛澤東突然宣布有個「胡風反革命集團」。我根據在重慶的時候直接瞭解的胡風的政治傾向，不同意說胡風是國民黨特務，認為共產黨不能過河拆橋。我為胡風打抱不平，毛澤東知道了，十分生氣。我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經毛澤東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對我實行專政。其實，我與胡風僅有的一點關係，只是他要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知道我在大學從事這方面的教學工作，委託我查對過兩條語錄。聽說吳璋老親自同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聯繫，說：謝韜是人大教師，這個人的情況我瞭解，人民大學有責任查清他的問題，是不是查清之後，再考慮要不要捕人？
不久後，公安部來了一位處長，讓我帶上行李坐進一輛小臥車隨他離校。我自忖：會被投入何處鐵窗中去？誰知小臥車把我送到東四6條胡同39號小院吳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東廂房，就在吳老看管下接受審查。半年後，把我遷到一處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學宿舍內，繼續接受審查。當時擔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長的張友漁，我的入黨介紹人，專程前來看望我，他先問了問我認識胡風的經過，我說完後他沒有責備我，叫我一定要相信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向黨說清楚自己同胡風的交往，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不可亂說。
對我的審查一直沒完。實際上沒有審出任何問題，只因為是毛澤東親自批捕的，誰也不敢說毛批錯了。
1960年，因「大躍進」造成大災難之後供應困難，我不能在人民大學白吃飯，公安部把我「調」進秦城監獄，與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關在一起。想當年我出生入死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如今卻在共產黨的鐵窗中成了國民黨戰犯們的獄中「難友」。1965年不少戰犯出獄了，我才被宣布「免於刑事起訴」，戶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貢市去。
回到自貢，我被安排到自流井鹽業博物館總務科當辦事員。過了半年光景，「文革」開始了，我成了自貢「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貢市「走資派」的時候，我都被拉去陪鬥。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準備辦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成都「民協」時代老友王晶知道我還蒙難在家鄉自貢，就向雜誌社推薦，於光遠和黎澍不顧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貢有關單位聯繫，把我「借調」到社科院。自貢方面把我當做包袱，樂得放行。於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任哲學編輯室主任。
胡風集團冤案昭雪後，我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黨委書記、常務副社長。1982年底，中國人民大學要求我回到學校任副校長兼任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
李慎之1957年遭難的時候，我還在被禁閉審查之中，後來才聽他談了他被定為「極右份子」的前因後果。
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們
當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極右份子」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們都還常常感到自己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還自作多情，向黨向毛主席表忠心，說要認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運動結束的時候，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這樣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署名「一個黨內右派份子」。說明自己對黨的感情。他說：他被定為「右派」以後，大約有一年多的時間，一想起來就會掉眼淚。還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麼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絕沒有一絲一毫反對他老人家的意思。
20世紀60年代初，「大躍進」引起大飢荒以後，看到聽到遍及城鄉的悲慘景象，想想我們當初投身革命的願望和理想，我們才開始比較清醒了，對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開始滋生了懷疑以至異議。我和慎之雖然被打倒在地，還被踏上一隻腳，但是我們的腦子還在不停地思考：為什麼在宣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中國，會出現新式專制時代？
他是1973年周總理點名讓他回北京的。那時候，「文革」把國際宣傳、對外聯繫大為削弱了，急需恢復和加強。周總理把新華社軍代表張紀之找去，說，朱穆之在哪裡啊，可以讓他出來工作嘛！李慎之在哪裡啊，可以讓他出來工作嘛！這樣，慎之就回到了新華社。
1976年「紅太陽」終於落山。「四人幫」就擒。「文革」不宣而止。
那時候李慎之被錯劃「右派」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隨鄧小平出訪美國，當顧問，新華社才加速給他辦完了改正錯劃右派和恢復黨籍的手續。後來他在給黨支部寫的一封信中說：「我的極其嚴重的錯誤，就是我曾經承認了我沒有犯過的罪。」
自從我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之後，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聯繫。1979年我回到北京後就去找他。他們夫妻倆與三十多歲的女兒，同住在復興門外皇亭子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裡。我們離別二十多年，劫後相逢，感慨萬千。
1980年，他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負責組建美國研究所，任所長。1985年，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0年9月被免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之職。1995年離休。我在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調整領導班子後保留了一個校務委員和顧問的名義。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應胡繩同志之邀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1990年秋就離休了。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我們從「地獄」出來重新回到「人間」的時候，我們發現，除了極少數「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棄從專制制度中獲取的特權的人以外，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億萬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在這場沒有人發動、沒有人號召、沒有人領導、沒有人組織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識份子，一些經歷豐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是這場全民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在他生命的最後12年，發出了我們時代反專制、反壟斷、爭民主、爭自由的最強音。《風雨蒼黃五十年》流傳海內外，具有雷霆萬鈞之力。慎之在12年間發表了將近50篇文章，幾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闢的議論。
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算作中國專制主義的起點。中國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持續了大約兩千兩百年，在世界歷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從1840年算起，中國向現代文明的過渡，已經有160多年的歷史。在這160多年中，各時期在物質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傳統變化很少。中國專制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特別頑強，不但為兩千多年間歷代皇帝所實行和發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後，還為一代又一代的當權者所死守，視為鞏固自己的特權的無可替代的法寶。
如何才能拔除專制主義這個毒根呢？李慎之呼籲：首先要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啟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實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眾的民主啟蒙教育。
我們這一代人從年輕時候起參加民主運動，但是許多人並不真正懂得什麼是民主。李慎之說：我曾問一個我同時代的同學和戰友「什麼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獨裁」。這也許可以代表我們當時大部分人的認識。甚至我們的師長，如馬寅初、聞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運動中高舉民主旗幟的陳獨秀，當時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義，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當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時才醒悟到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之分，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導致個人獨裁。由於中國人對民主完全沒有經驗，他們反獨裁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如果國家不建立民主體制，民眾不具有民主意識，那麼把老的獨裁者打倒了以後，極有可能會被新的獨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國傳統的王朝輪迴一樣。在中國，似乎誰打下江山誰就該永遠坐江山。結果是「以暴易暴」，獨裁者一個接一個，「你方唱罷我登臺」，專制主義香火不斷。
爭民主必須反獨裁，但是反掉獨裁之後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國家體制，如果不對民眾進行民主啟蒙教育，保證公民學會行使手中的民主權利，新的獨裁者就會應運而生。實際上當年的民主國家都有類似的教訓，如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拿破崙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對專制獨裁鬥爭的領導人，他們一旦取得政權，就利用自己的威權，重新走上專制獨裁之路。在前蘇聯和中國出現的所謂專政，是一種新的專制主義，不斷揭露這種新的專制主義，還民主的真實面貌，這是我們早年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的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反思中，我們認識到自己早年特別信奉的關於社會發展分為五個階段的理論不正確，而關於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是符合世界各國歷史情況的。這三個發展階段是：原始（狩獵）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與之相應的發展階段是：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也叫現代文明）。世界現代化進程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開始的。雖然發達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具有不同的特點，但具有共同的規律。傳統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類別，現代社會卻基本是相似的：雖然在現代化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體上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處於世紀之交，李慎之回顧過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後的一百年，肯定無疑地預測：對於21世紀來說，現代文明即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化」的進程必然會繼續下去。
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歷史從19世紀末的戊戌維新算起，經歷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還未完成。「五四」運動，樹起了民主與科學兩桿大旗，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進步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在勝利進軍中蔣介石一變臉，又成了專制獨裁。抗戰時期，共產黨高舉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專制爭民主的運動風起雲湧，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理想，在愛國青年中廣泛流傳。抗戰勝利以後，人們認為實行憲政民主已經觸手可及了，出現了又一次民主運動的高潮。這場運動持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告停頓。而啟蒙的任務遠未完成。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啟蒙運動的停止，也是19世紀末以來80年間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最後結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們心中長存不滅。
李慎之經過細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賢的思想傾向就是300年來早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在人類社會由現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進時，重大的科學發明都是從個人開始，然後通過信息共享成為全人類的財富。這些事實說明：當人類社會向信息文明邁進時，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與人權，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億萬中國人都從奴隸主義和朦昧主義中解放出來，成為現代文明需要的富有個性的充滿創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國才能有真正的現代化。
九曲黃河歸大海，萬流雖細必朝宗。到那個時候，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極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民人人都能尊嚴地以自由、自律、自強、自勝的姿態參加全球價值的建設工作。
我們從爭民主的運動中走來，還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摘自謝韜遺作：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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