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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纲领》只是个幌子

谢韬遗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010-12-24 00:22 作者:谢韬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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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么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璋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我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过了半年光景,“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做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们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

1976年“红太阳”终于落山。“四人帮”就擒。“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李慎之被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皇亭子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是这场全民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风雨苍黄五十年》流传海内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慎之在12年间发表了将近50篇文章,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

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点。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两千两百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多年中,各时期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替代的法宝。

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起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有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己的威权,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前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反思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具有共同的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处于世纪之交,李慎之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21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还未完成。“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已经触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19世纪末以来80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摘自谢韬遗作: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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