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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鄉村批鬥會(組圖)

作者:梅桑榆  2010-11-24 18:34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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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敘的種種批鬥場面,對於80後、90後的年輕人來說,似乎是天方夜譚,然而,在我國歷史上,卻是真實的存在。以史為鑒,但願這類醜惡的行為不再重演。

我幾次看過那種令人發悚的場面:捆人者抬起腳,從背後照被捆者的腿彎上狠踹一腿,被捆者當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雙用一根麻繩,從他的頸後勒過,再從其手臂下繞過來,在他的胳膊上迅速纏繞幾圈,然後將繩頭交叉一系,用膝蓋頂著他的脊背,猛力繫緊繩索,被捆者的雙臂,便被緊捆在背後。若是繩子繞得低於其肘部,且系得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繩子繞得高,再勒得緊,使其雙臂幾乎併攏在後背,被捆者就會痛得慘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幾腳,說他裝佯,喝令他起來,或是抓著繩子將其提起。他一提繩子,被捆者又是一聲慘叫。被這樣捆過的人,鬆綁後胳膊要痛上好多天,連端飯碗都困難。

「階級敵人」在被批鬥時,仍要遭到種種折磨摧殘。

通常是罰跪。若是僅跪在地上還好,遇上心腸歹毒的造反派,還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時,跪者的背後站著兩個漢子,用手揪著他的頭髮,令其把頭抬起,或是一隻腳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種名為「夾棍」的酷刑。

有時是吊著鬥。農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橫木,這道橫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設施。主持批鬥者令人用兩根繩分別捆起被批鬥者的手腕,把繩子從橫木上甩過來,由兩個漢子抓著,用力一拉,被批鬥者便雙腳懸空。有的人則是用細麻繩紮緊被批鬥者的兩個大拇指,吊於橫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還有一種吊法,稱之為「坐飛機」。說到「坐飛機」,人們通常認為是把被批鬥者的兩臂用力向後抬起,令其低下頭去,呈飛機狀。季羨林先生的回憶錄中,說他為在挨批鬥時適應坐飛機的姿勢,且增強「耐力」,曾在陽台上練習「坐飛機」,其姿勢也是如此。鄉村的「坐飛機」,比城市更加形象:用兩根繩把被批鬥者雙手分別捆起,再用一根繩將其雙腳捆上,捆手的繩甩過屋架下的橫木,捆腳的繩從一根屋樑上穿過來,行刑者喝著號子,抓捆手繩的人向兩個方向斜拉,抓捆腳繩的人向下直拉,被批鬥的人便兩臂展開,雙腳後翹,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飛行的飛機。

僅是罰跪、吊起,還算輕的,批鬥時無不遭到毆打、侮辱,或是拳打腳踢,或是棍擊棒搗,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繩子抽打,或是往其臉上吐唾沫濃痰……總之,怎麼殘酷狠毒都不過分,打死人也不用償命。有的人別出心裁,將盛著屎尿的小桶,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令其聞臭,光聞臭還不行,又往桶裡扔石頭,濺得他滿臉屎尿。

四類分子批鬥過了,便開始批鬥幹部。於是許多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遭了殃。隨著運動的深入,城市的鬥爭方式迅速普及到農村,除了捆吊、罰跪、打罵,又增加了掛牌子、戴高帽遊街游鄉等鬥爭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場時,背後都插著一個牌子,上書罪犯姓名,並打一紅叉,這一方法也被學用,不過是直接將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領裡,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爛,後腦杓頭皮被木牌磨破,睡覺時只能側著身。有的人用幾十斤重的鐵板,繫上一根細鐵絲,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細鐵絲直勒進肉裡,痛如刀割,沈重的鐵板,墜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頭,他也要「低頭認罪」。有的人令被批鬥者扛一根百餘斤重的大爐條,他稍一晃動,便要挨打。

四類分子、社隊幹部被鬥過了,運動正值高潮,戰鬥正未有窮期,革命造反派豈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紛紛尋找批鬥對象,以擴大戰果,於是一些發過幾句牢騷、說過一句錯話、幹過一件錯事,或平時有對頭的貧下中農,也遭了殃。

當時,我尚未到黃泥鋪插隊務農,一部分時間呆在學校,一部分時部呆在總鋪家中。醫院所在的街東街西兩個生產隊,幾乎天天晚上開大會,生產隊裡開大會,可不是什麼「訴苦把冤升」,而是在斗人。會場設在街邊,靠牆並排擺著兩張八仙桌,算是「主席臺」,桌上放著兩盞桅燈,「主席臺」後面坐著運動積極份子,或造反派頭目,社員呈半月形,在「主席臺」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鬥會開始,被批鬥的人便被押了上來。不過這兩個生產隊還算文明,未對被批鬥者捆綁打罵。

他們鬥過了「牛鬼蛇神」、隊幹部,便開始斗普通社員。

社員蘆某,30來歲,平時愛胡扯,在地裡幹活時,他與婦女開玩笑說:「我跟你講講話,心裏都快活,我要是摸你一把,心裏就像夏天吃了涼西瓜。」被拉到會場批鬥,罪狀是「一學《毛選》就打瞌睡,見到女人就來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調戲侮辱婦女。」又有人說他「侮辱貧下中農」,因為那婦女是貧農成分。其實,生產隊干農活時,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鬧、婦女幾人聯手,把男人的褲子扒掉,乃是尋常事。蘆某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當然不服,辯解道:「說我一學《毛選》就打瞌睡,這我承認,我聽不懂嘛。說我侮辱貧下中農,沒有道理,我家也是貧農成分!」批鬥者便斥他狡辯,說他是「貧下中農隊伍裡的敗類」。蘆某臉上有麻子,批鬥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鏡子」,說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後來革命派又畫了一些漫畫,貼在街邊牆上,漫畫上畫一人捧著毛著,做朗讀狀,蘆某垂著頭打呼嚕,又畫他見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蘆某沒臉見人。

社員陳某子女多,生活困難,一個兒子又有慢性病,他販賣了幾趟雞鴨,掙了點錢,給兒子治病,於是被拉到會上批鬥,罪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陳某申辯,說他賣雞鴨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幾十里地,還要像做賊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沒收。批鬥者說他:「得了便宜還賣乖,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隊裡誰來搞生產?」陳某說:「我工分也沒少掙,不信你們看看我的工分本。」批鬥者又說他「搞投機倒把玩命,干隊裡的活磨佯工。」革委會成立後,陳某被戴上「投機倒把分子」帽子,管制勞動。

農村的造反派成員,不像學生那麼單純,有的是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此類人被稱之為「高級社員」),這些人多是干將、打手;有的是想藉此出風頭,想鬧個幹部噹噹;有的是運動以前挨過幹部的整,運動一來,藉機報復;有的與他人有矛盾,吃過別人的虧,藉機泄私憤;有的則是宗族之間互鬥多年,早有仇恨,借運動之機,以報宿仇……總之,大多懷著個人目的,去整別人。有的人勢大,整了別人,沒人敢呲呲牙縫;有的人則整過別人,轉眼之間又被人整。

《鄉村三十年》一書,在《動亂中的農村》一節中,對我家鄉文革時期的農村,有如下記載:

長塘大隊趙街小隊趙得柱講:「王崇仁在縣裡揭縣委的蓋子時還是小組長、積極份子,回到臨淮就戴高帽子遊街。姚彎大隊的周為閑講:」表叔從紅心公社來,7個幹部戴高帽子遊街,插牌子,頭皮都插爛掉了。」(《縣委常委會議記錄》,1966年9月23日)

官塘公社光華大隊綁打了不少群眾,有的遭到審訊逼供,有的被抄家封門,有的被迫外出「跑反」。陳西生產隊貧下中農被綁打罰跪的有4戶5人,抄家的2戶,先後出外「跑反」的有8戶11人,佔總戶數的60%。(工作情況《第十一期》,1967年1月)
 

来源: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10期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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