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三、四年以來，分析到了中國大陸終將全面大崩潰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其實早在十五、六年前，著名的作家王立雄先生就已經提出了大崩潰這個詞句，在他的定名為《黃禍》的這本書當中，他對於大崩潰之前、之後的種種原因和現象，都作了詳細的描寫和敘述，當初或許不少人對於這一說法不以為然，至今也仍會有一部分人不以為然，繼續沉醉在已經獲得的，或者是暫時正在獲得的物質的狂喜和滿足之中。
但是歷史卻不客氣的向我們無情的不斷地展示這一鐵的規律，那就是無論在任何名堂下的極權、專制、獨裁的政體都必將崩潰，而且下場會是很慘的。理由很簡單，極權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和獨裁者們第一是無視生命的神聖；第二是貪得無厭的物慾的掠奪和搶劫，那麼不言而喻受害的人就是這種政體下的最廣大的民眾。
目前有人統計說，中國大陸現在至少有三、四千萬的怨民， 如果把他們的家屬也算進去的話，那就是一億五、六千萬的怨民。一個自稱人民幸福了的政權治下，卻有10%的國民是怨民。其實共黨當政了六十一年，怨民的數量是遠不止10%。
即便是目前那些已經沉醉在物質的滿足之中的人，和正在瘋狂撈取物質利益的人們，如果我能夠平心靜氣的坐下來想一想，和普通的民眾們一樣的想一想，在共黨這六十一年的統治之下，自己的家庭，或家族的上一代，或上兩代人的遭遇，自己本人的處境等等，我敢說全大陸至少有96%的民眾其實都是怨民。人命債、血淚債、財產債，差不多家家都有一本，只是有的人不敢承認，或者是不願意去回憶，或者反思這些事實。
但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永遠抹煞不掉的。而歷史會對這些事情作出公正的判斷。到那個時候，患了健忘症，或者沉默的人們和後代們，將無顏面以對列祖列宗的英靈的。有人解釋說選擇沉默、或者是遺忘是由於對共黨政權的恐懼。這也確實是個理由，但卻是個極不完全的理由。
為了要追求自己永遠也填不滿的物慾，而實行極權統治的共黨，殺人如麻，為的那就是特權、貪腐和搶劫，罪惡纍纍的共黨們才是最大的恐懼者。它們無時無刻都在提心吊膽之中度過，任何一個小小的突發事件，都使它們心驚膽顫。這個政權而且還會立時崩潰，沒有了這個政權的庇護，國人們會立時一件件、一樁樁的清算它們罪惡。
有血海深仇的人對罪犯產生了恐懼感，這無論如何都不是能說的出口的正當理由。人們永遠不會相信政府，但卻需要政府，同時對政府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例如，二戰期間的英國，在首相丘吉爾先生的領導之下，堅決的抵抗納粹德國的進攻，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成為了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的三巨頭之一。
但是在戰後的恢復建設當中，由於丘吉爾先生的政策和計畫不能得到大多數英國民眾的認可和支持，結果被民眾用選票罷免了他的職務。但是，功勞就是功勞，英國人不會忘，歐洲人不會忘，世界也不會忘。所以至今，丘吉爾先生仍然是近代世界的偉人之一。
對於共黨剛結束的黨會，我的看法是會令共黨十分失望的。共黨們是怎麼起的家，共黨過去幹的是什麼，現在幹的是什麼，那麼黨會散了以後它們仍將幹什麼，性質如此，所以共黨不會變。就如同朝鮮，過去的金日成幹的是什麼，那麼他的兒子金正日也幹什麼，同時更可以斷定，他的孫子金正銀也將干同樣的事，也是因為性質如此同樣不會變。
所以對於共黨大鑼大鼓，軍警憲特地鬧了一通黨會，我從不關注。我關注的是黨會剛散會，河南煤礦出事，奪走了37名同胞們神聖的生命。比較這個礦難的一個星期之前，智利的33名礦工被埋在礦井裡兩個多月，最後是全部獲救生還。我只能是讚美智利人性的政府，而痛恨中國大陸這個無人性的共黨政權。
同時我還關注，在長江流域上的幾個城市，爆發的反日的大遊行。連沒有日本領事館的四川也爆發了這種遊行。難道中國人被共黨教育的都是如此的愛國嗎？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一個從來賣國的政權，如何會教會人民愛國呢？中國人遊行，日本人也遊行，表面看上去全有理，如果全有理，那麼這樣下去的結果就必將是又一場中日之戰。
享有新聞報導自由的日本媒體幫助我們找到了答案。日本的朝日新聞的一篇報導中說，早在二零零四年三月曾經有七名中國保釣人士乘船，躲過了日本的海上巡邏隊攔阻，登上了釣魚島宣誓了主權，隨即就被日本沖繩的警方逮捕，指控他們是違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
當時的日本自民黨首相小泉純一郎下令放人，並且派出了外相山口順子去大陸和共黨簽下了一份叫做「間隔密約」的秘密協約。日本是把釣魚島稱做間隔列島的，而這個密約的內容就是日本國是以不准登上釣魚島為原則的，所以採用事先攔阻的辦法，為了避免把事態擴大，日本方面也不拘留強行登島的人，但是中國方面必須控制和管住，不許保釣的船隻出海，這就是這份協約的內容。
感謝朝日新聞的這篇報導，揭露了這篇秘聞。從這個密約當中我們中國人至少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共黨在釣魚島主權一事上，始終對日本是採取默認、默許立場的，同時，也提醒了中國人一個事實，既然密約中有中國方面必須控制和管住不許保釣船隻出海的條款，那麼山東的這條漁船為什麼要到釣魚島海域呢？
捕魚撈蝦的漁民和廣大的務農做工的中國人一樣，深受環境污染破壞之苦，謀生艱難。這條船上的人應該知道釣魚島海域是共黨規定的禁區，可是他們不但去了，還公開的和日本艦艇對峙，而且更是有恃無恐的去撞日本的艦艇。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敢闖是非之地的人，那就是是非之人。
日本方面當然就認為，既然雙方有密約，中國方面沒有控制和管住中國的船隻，不但來到了這個海域，而且還撞巡邏艦。於是就以違約為名抓人扣船。共黨也理直氣壯地指責日本，既然漁船上的人沒有登上島，密約中又寫下了為了避免擴大事態，日本方面不強行拘留登島的人，這是日本違約，於是就大肆宣揚，煽動中國人的反日情緒。
在黨會之前，把中國人對共黨的怨氣、怒氣轉移到這件事情上來。日本的外交部裡面，想必也有一群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的專家，他們明白，這是共黨在轉移民憤的小花招，不值得大動干戈，所以乾脆放人放船。可是共黨為了保證黨會不再眾怒的矛頭之下召開，於是又得寸進尺的派出了兩條漁政船，和日本的軍艦對峙了一下，以繼續提升國人的注意力。
可惜的是這一手耍得太蠢，日本的軍艦是不會聽從中國的漁政船的管理和指揮的。日本方面原以為共黨會把強大了的海軍派出去，也像日本日本派出軍艦巡邏一樣來宣誓一下主權。沒想到派來的是漁政船。日本方面倒也不怕和共黨的海軍打一場海戰，要試試共黨的海軍是真的強大了，還是真的腐敗。
共黨認為是折騰夠了，對共黨的民憤已經轉移到日本方面去了，於是就馬上開會，可是民眾的智商，並不是共黨想像的那麼低，所以黨會雖然仍可以說是即團結又勝利，但實際上確實在一層層、一道道的陰影的籠罩之下走走過場而已。除了向朝鮮學習，弄了個接班人意外，什麼都沒有。民眾的期待破產了，民憤不減，又都直接指向了共黨。
會開完了，遠離北京的幾個大城市，為什麼還有反日的遊行呢？難道日本人真的就那麼遭中國人的恨麼？比恨共黨還恨？中外的媒體趕赴現場，採訪報導。幾名大學生是直截了當的告訴媒體說，是學生會發動組織的，這下明白了。所謂的學生會，那就是當年由胡錦濤這幫政治輔導員們組成的，除了打個小報告和告密之外，他們主要的工作那就是秉承了共黨的授意去發動個遊行，弄個示威，或者是鬥爭個地主，鬥鬥教授，再閑著沒事幹，就開個憶苦思甜的會。
學生會是為黨工作的，所以當指向哪裡，他們就折騰到哪裡。共黨知道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可是如何直接面對民憤民怨，又是共黨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且又時無法自拔的處境。於是就在遠離北京一兩千公里之外去煽動民族主義。
在北京是不能這樣做的，因為離中南海太近了，又因為中國人素質太差，總是不明真相，弄不好把中南海當成日本大使館，共黨這個政權立時就崩潰了。想想共黨這個團夥鬧到了這個地步上，真也是怨不得任何人。記得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候，想要入黨的人所經歷的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考驗考察，比過去金榜題名中狀元還難。
毛澤東曾經自我吹噓，說他這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所謂的解放了中國，而是搞了場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看法是，正是這場文化革命，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如同是當頭棒喝。共黨的偽裝假面具是完全被剝掉了，人們明白了共黨裡面無好人，好人都被共黨整死了。什麼主義、什麼路線都是共黨騙人的把戲，入黨就是為了利益，無利不早起，又入黨幹什麼呢？
珍寶島之戰以後，軍隊是論功請賞。可奇怪的是，軍功章當時並不是熱門貨。軍人們重複著一套令人噁心的話語，無非就是為了混張黨票。那個時候的軍人，是農村兵佔了絕大多數。農村兵混張黨票是為了復原回了農村後當個「脫產」、或者是「半脫產」的生產隊長，快遞或者是記工員之類的小幹部，才可以少花點財禮錢娶個媳婦。
城鎮兵混黨票為了是復原以後，可以在當地弄份集體企業的工作，免得被送到上山下鄉，或者是安排到街道的小作坊工作。而學生兵混黨票是為了不上山下鄉，混上個國營性質的工作，或者是當上個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當兩年兵，為的是混張黨票，誰也沒想到，被送上火線，還打了一仗。死了的只好算他沒造化，活著的弄張黨票那就是天經地義的。
到了七十年代初，申請入黨變成了形式，談上一兩次話，把當時報紙社論上的黨八股結結巴巴的背上一兩段，於是就連一年的預備期都沒有，就被共黨拉進去了。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形式又變了，變成了共黨是到處拉人入黨。前三十多年，共黨的敵人們紛紛的都成的共黨成員，而這段時間的黨票，那是不需要去申請，而是共黨送黨票。
到了腐敗成為了全黨的重點工作任務之一時，黨票就一錢都不值了。花上十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買個官做，是個官就不能不是黨員，於是黨票白送，算是個搭配。就好像買黃瓜白送兩根爛蔥一樣。到了最近的十來年，只要有個人敢於站在大街上高聲地說我是政府公務員，立時就會招來一陣民眾的暴打，直到這位公務員跪在地上哭喊著，大爺大奶奶饒了我吧為止，這就是共黨當前的形象。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六十一年是如同一剎那，轉眼即逝，但是對於活在這六十一年中的三代中國人來說，那是度日如年一般的受著煎熬。到了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大聲地說，謝天謝地，共黨暴露出了它的本性，而中國的民眾終於看清了、看透了、覺醒了，那麼共黨的末日也就近在眼前了。
六十一年共黨強大的宣傳，使得共黨成了過街老鼠。同樣是六十一年，達賴喇嘛宣講的是慈悲心、仁德心，他跑遍了世界各地，所到之處的當地居民們親耳聆聽達賴喇嘛對於心靈和精神的追求的講演。而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打出了真善忍的價值觀，在短短的十八年的時間裏，就使一億多執迷於物慾的人覺醒，走上了人性充實的精神修煉之路。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撤退到了臺灣以後，蔣中正先生公開說，我們的失敗不是敗在共黨的手裡，而是敗在接收上。那是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派出了許許多多的接收大員，趕到全國各地，出席受降儀式，接收日軍的物資和武器，於是貪腐爆發了。
十四年的抗戰，債務纍纍，百廢待興。而戰後的重建是處處要錢，貪腐抵消不了十四年抗戰的豐功偉績，但卻立時就失掉了民心。敢於說實話，敢於公開承認失敗，而不是以功勞自居，所以蔣中正先生是上個世紀世界三大偉人之一。而毛澤東卻是上個世紀世界三大魔頭之一。
偉人之所以是偉人，那是因為他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打敗了入侵者，為中國和中國人贏得了尊嚴和世界的崇敬。當時的中國是個窮國，但是窮的卻自豪。既不失身份，也不少體面。強大的德國和日本被窮國打敗是永遠蒙羞、受恥辱。決定戰爭勝負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質。
如果說中華民國時期，中國人還是精神人的話，那麼四九年以後的中國人在共黨的毒化、愚化、奴化和妖魔化的毒害之下，精神被泯滅了，成了拜金拜物的物質人了。共黨表面上說精神是人的第一性，但馬上就加上一句，物質是基礎。民間的一句俗話說，人憑一口氣，這口氣究竟是精神還是物質呢？
共黨究竟敢不敢公開說共黨的遭恨是因為殺人太多，加上貪腐搶劫所致，本人的看法是，共黨不敢。既無天意又無人意的政權一旦認錯，立時垮臺。其實替共黨想想，共黨也確實難，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上還能挺多久呢？金正銀和習近平這兩位接班人能不能借上班呢？還真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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