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三、四年以来，分析到了中国大陆终将全面大崩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早在十五、六年前，著名的作家王立雄先生就已经提出了大崩溃这个词句，在他的定名为《黄祸》的这本书当中，他对于大崩溃之前、之后的种种原因和现象，都作了详细的描写和叙述，当初或许不少人对于这一说法不以为然，至今也仍会有一部分人不以为然，继续沉醉在已经获得的，或者是暂时正在获得的物质的狂喜和满足之中。
但是历史却不客气的向我们无情的不断地展示这一铁的规律，那就是无论在任何名堂下的极权、专制、独裁的政体都必将崩溃，而且下场会是很惨的。理由很简单，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和独裁者们第一是无视生命的神圣；第二是贪得无厌的物欲的掠夺和抢劫，那么不言而喻受害的人就是这种政体下的最广大的民众。
目前有人统计说，中国大陆现在至少有三、四千万的怨民， 如果把他们的家属也算进去的话，那就是一亿五、六千万的怨民。一个自称人民幸福了的政权治下，却有10%的国民是怨民。其实共党当政了六十一年，怨民的数量是远不止10%。
即便是目前那些已经沉醉在物质的满足之中的人，和正在疯狂捞取物质利益的人们，如果我能够平心静气的坐下来想一想，和普通的民众们一样的想一想，在共党这六十一年的统治之下，自己的家庭，或家族的上一代，或上两代人的遭遇，自己本人的处境等等，我敢说全大陆至少有96%的民众其实都是怨民。人命债、血泪债、财产债，差不多家家都有一本，只是有的人不敢承认，或者是不愿意去回忆，或者反思这些事实。
但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永远抹煞不掉的。而历史会对这些事情作出公正的判断。到那个时候，患了健忘症，或者沉默的人们和后代们，将无颜面以对列祖列宗的英灵的。有人解释说选择沉默、或者是遗忘是由于对共党政权的恐惧。这也确实是个理由，但却是个极不完全的理由。
为了要追求自己永远也填不满的物欲，而实行极权统治的共党，杀人如麻，为的那就是特权、贪腐和抢劫，罪恶累累的共党们才是最大的恐惧者。它们无时无刻都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任何一个小小的突发事件，都使它们心惊胆颤。这个政权而且还会立时崩溃，没有了这个政权的庇护，国人们会立时一件件、一桩桩的清算它们罪恶。
有血海深仇的人对罪犯产生了恐惧感，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能说的出口的正当理由。人们永远不会相信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同时对政府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例如，二战期间的英国，在首相丘吉尔先生的领导之下，坚决的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了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三巨头之一。
但是在战后的恢复建设当中，由于丘吉尔先生的政策和计划不能得到大多数英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结果被民众用选票罢免了他的职务。但是，功劳就是功劳，英国人不会忘，欧洲人不会忘，世界也不会忘。所以至今，丘吉尔先生仍然是近代世界的伟人之一。
对于共党刚结束的党会，我的看法是会令共党十分失望的。共党们是怎么起的家，共党过去干的是什么，现在干的是什么，那么党会散了以后它们仍将干什么，性质如此，所以共党不会变。就如同朝鲜，过去的金日成干的是什么，那么他的儿子金正日也干什么，同时更可以断定，他的孙子金正银也将干同样的事，也是因为性质如此同样不会变。
所以对于共党大锣大鼓，军警宪特地闹了一通党会，我从不关注。我关注的是党会刚散会，河南煤矿出事，夺走了37名同胞们神圣的生命。比较这个矿难的一个星期之前，智利的33名矿工被埋在矿井里两个多月，最后是全部获救生还。我只能是赞美智利人性的政府，而痛恨中国大陆这个无人性的共党政权。
同时我还关注，在长江流域上的几个城市，爆发的反日的大游行。连没有日本领事馆的四川也爆发了这种游行。难道中国人被共党教育的都是如此的爱国吗？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一个从来卖国的政权，如何会教会人民爱国呢？中国人游行，日本人也游行，表面看上去全有理，如果全有理，那么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必将是又一场中日之战。
享有新闻报道自由的日本媒体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日本的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说，早在二零零四年三月曾经有七名中国保钓人士乘船，躲过了日本的海上巡逻队拦阻，登上了钓鱼岛宣誓了主权，随即就被日本冲绳的警方逮捕，指控他们是违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
当时的日本自民党首相小泉纯一郎下令放人，并且派出了外相山口顺子去大陆和共党签下了一份叫做“间隔密约”的秘密协约。日本是把钓鱼岛称做间隔列岛的，而这个密约的内容就是日本国是以不准登上钓鱼岛为原则的，所以采用事先拦阻的办法，为了避免把事态扩大，日本方面也不拘留强行登岛的人，但是中国方面必须控制和管住，不许保钓的船只出海，这就是这份协约的内容。
感谢朝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揭露了这篇秘闻。从这个密约当中我们中国人至少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共党在钓鱼岛主权一事上，始终对日本是采取默认、默许立场的，同时，也提醒了中国人一个事实，既然密约中有中国方面必须控制和管住不许保钓船只出海的条款，那么山东的这条渔船为什么要到钓鱼岛海域呢？
捕鱼捞虾的渔民和广大的务农做工的中国人一样，深受环境污染破坏之苦，谋生艰难。这条船上的人应该知道钓鱼岛海域是共党规定的禁区，可是他们不但去了，还公开的和日本舰艇对峙，而且更是有恃无恐的去撞日本的舰艇。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敢闯是非之地的人，那就是是非之人。
日本方面当然就认为，既然双方有密约，中国方面没有控制和管住中国的船只，不但来到了这个海域，而且还撞巡逻舰。于是就以违约为名抓人扣船。共党也理直气壮地指责日本，既然渔船上的人没有登上岛，密约中又写下了为了避免扩大事态，日本方面不强行拘留登岛的人，这是日本违约，于是就大肆宣扬，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在党会之前，把中国人对共党的怨气、怒气转移到这件事情上来。日本的外交部里面，想必也有一群中国大陆问题研究的专家，他们明白，这是共党在转移民愤的小花招，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干脆放人放船。可是共党为了保证党会不再众怒的矛头之下召开，于是又得寸进尺的派出了两条渔政船，和日本的军舰对峙了一下，以继续提升国人的注意力。
可惜的是这一手耍得太蠢，日本的军舰是不会听从中国的渔政船的管理和指挥的。日本方面原以为共党会把强大了的海军派出去，也像日本日本派出军舰巡逻一样来宣誓一下主权。没想到派来的是渔政船。日本方面倒也不怕和共党的海军打一场海战，要试试共党的海军是真的强大了，还是真的腐败。
共党认为是折腾够了，对共党的民愤已经转移到日本方面去了，于是就马上开会，可是民众的智商，并不是共党想象的那么低，所以党会虽然仍可以说是即团结又胜利，但实际上确实在一层层、一道道的阴影的笼罩之下走走过场而已。除了向朝鲜学习，弄了个接班人意外，什么都没有。民众的期待破产了，民愤不减，又都直接指向了共党。
会开完了，远离北京的几个大城市，为什么还有反日的游行呢？难道日本人真的就那么遭中国人的恨么？比恨共党还恨？中外的媒体赶赴现场，采访报道。几名大学生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媒体说，是学生会发动组织的，这下明白了。所谓的学生会，那就是当年由胡锦涛这帮政治辅导员们组成的，除了打个小报告和告密之外，他们主要的工作那就是秉承了共党的授意去发动个游行，弄个示威，或者是斗争个地主，斗斗教授，再闲着没事干，就开个忆苦思甜的会。
学生会是为党工作的，所以当指向哪里，他们就折腾到哪里。共党知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如何直接面对民愤民怨，又是共党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且又时无法自拔的处境。于是就在远离北京一两千公里之外去煽动民族主义。
在北京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离中南海太近了，又因为中国人素质太差，总是不明真相，弄不好把中南海当成日本大使馆，共党这个政权立时就崩溃了。想想共党这个团伙闹到了这个地步上，真也是怨不得任何人。记得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想要入党的人所经历的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考验考察，比过去金榜题名中状元还难。
毛泽东曾经自我吹嘘，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所谓的解放了中国，而是搞了场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看法是，正是这场文化革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如同是当头棒喝。共党的伪装假面具是完全被剥掉了，人们明白了共党里面无好人，好人都被共党整死了。什么主义、什么路线都是共党骗人的把戏，入党就是为了利益，无利不早起，又入党干什么呢？
珍宝岛之战以后，军队是论功请赏。可奇怪的是，军功章当时并不是热门货。军人们重复着一套令人恶心的话语，无非就是为了混张党票。那个时候的军人，是农村兵占了绝大多数。农村兵混张党票是为了复原回了农村后当个“脱产”、或者是“半脱产”的生产队长，快递或者是记工员之类的小干部，才可以少花点财礼钱娶个媳妇。
城镇兵混党票为了是复原以后，可以在当地弄份集体企业的工作，免得被送到上山下乡，或者是安排到街道的小作坊工作。而学生兵混党票是为了不上山下乡，混上个国营性质的工作，或者是当上个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当两年兵，为的是混张党票，谁也没想到，被送上火线，还打了一仗。死了的只好算他没造化，活着的弄张党票那就是天经地义的。
到了七十年代初，申请入党变成了形式，谈上一两次话，把当时报纸社论上的党八股结结巴巴的背上一两段，于是就连一年的预备期都没有，就被共党拉进去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形式又变了，变成了共党是到处拉人入党。前三十多年，共党的敌人们纷纷的都成的共党成员，而这段时间的党票，那是不需要去申请，而是共党送党票。
到了腐败成为了全党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时，党票就一钱都不值了。花上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买个官做，是个官就不能不是党员，于是党票白送，算是个搭配。就好象买黄瓜白送两根烂葱一样。到了最近的十来年，只要有个人敢于站在大街上高声地说我是政府公务员，立时就会招来一阵民众的暴打，直到这位公务员跪在地上哭喊着，大爷大奶奶饶了我吧为止，这就是共党当前的形象。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六十一年是如同一刹那，转眼即逝，但是对于活在这六十一年中的三代中国人来说，那是度日如年一般的受着煎熬。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说，谢天谢地，共党暴露出了它的本性，而中国的民众终于看清了、看透了、觉醒了，那么共党的末日也就近在眼前了。
六十一年共党强大的宣传，使得共党成了过街老鼠。同样是六十一年，达赖喇嘛宣讲的是慈悲心、仁德心，他跑遍了世界各地，所到之处的当地居民们亲耳聆听达赖喇嘛对于心灵和精神的追求的讲演。而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打出了真善忍的价值观，在短短的十八年的时间里，就使一亿多执迷于物欲的人觉醒，走上了人性充实的精神修炼之路。
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撤退到了台湾以后，蒋中正先生公开说，我们的失败不是败在共党的手里，而是败在接收上。那是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了许许多多的接收大员，赶到全国各地，出席受降仪式，接收日军的物资和武器，于是贪腐爆发了。
十四年的抗战，债务累累，百废待兴。而战后的重建是处处要钱，贪腐抵消不了十四年抗战的丰功伟绩，但却立时就失掉了民心。敢于说实话，敢于公开承认失败，而不是以功劳自居，所以蒋中正先生是上个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而毛泽东却是上个世纪世界三大魔头之一。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打败了入侵者，为中国和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和世界的崇敬。当时的中国是个穷国，但是穷的却自豪。既不失身份，也不少体面。强大的德国和日本被穷国打败是永远蒙羞、受耻辱。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如果说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人还是精神人的话，那么四九年以后的中国人在共党的毒化、愚化、奴化和妖魔化的毒害之下，精神被泯灭了，成了拜金拜物的物质人了。共党表面上说精神是人的第一性，但马上就加上一句，物质是基础。民间的一句俗话说，人凭一口气，这口气究竟是精神还是物质呢？
共党究竟敢不敢公开说共党的遭恨是因为杀人太多，加上贪腐抢劫所致，本人的看法是，共党不敢。既无天意又无人意的政权一旦认错，立时垮台。其实替共党想想，共党也确实难，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上还能挺多久呢？金正银和习近平这两位接班人能不能借上班呢？还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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