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我親歷農村「一打三反」運動(組圖)

提起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已經十分陌生,但對於像我這樣上點年歲的人來講,留下的記憶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一.信號彈,打出一堆謎團

「村裡又來工作組了!」——1970年初春一天,我從縣城開完會剛回到村裡,房東澤安二哥就悄悄告訴我這樣一個消息,並特別強調:這次進村的叫「一打三反」工作組。

這次到縣城,我是作為下鄉青年代表,參加全縣學毛著積極份子代表會議的。會上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傳達中央剛剛下發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1970年1月31日)、《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2月5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三個文件,這三個文件精神合在一起,簡稱就是「一打三反」。沒想到三個文件剛傳達完,工作組跟著就進村貫徹執行上了。

這次進駐的工作組組長叫李萬儒,村裡很多人都認識他,聽說他原來在我們魯各莊所在公社當供銷社主任,文革開始即被打倒,前不久剛剛解放。一天我去工作組住房通知事情,正好碰到他,他和我聊起這次工作隊進駐的意義:珍寶島事件後,國內外階級敵人遙相呼應,魯各莊也不例外。 「我們這次來,就是要打斷帝修反的腿、打瞎帝修反的眼,要‘五紅夾一黑’對地富反壞進行專政!」李萬儒儘管是解放不久的「走資派」,但談話那架勢好像不把魯各莊搞個天翻地覆,不抓出幾個現行的反革命來絕不罷休。

說來也怪,就在工作組進駐魯各莊不久,有人反映村子周圍有人打信號彈。這是階級敵人和帝修反聯絡的信號!——工作組對這件「敵情」高度重視,為抓住這些帝修反的「眼」和「腿」,村裡基幹民兵全都發了槍,開始晝夜值班巡邏。一天傍晚天刮著西北風,我正在大隊部值班,李萬儒進來叫大家提高警惕,今天天氣這麼不好,階級敵人很可能利用這種天氣打信號彈進行聯絡。站在旁邊的大隊書記吳彩新認為有道理,於是拉著我各背起一桿破舊的三八大蓋槍,悄悄來到村東頭一個曾發現過信號彈的東大井地方,我倆在一條地溝裡忍著刺骨的寒風趴了大半天,可連個人影都沒看見。「信號彈」好像故意和我們捉迷藏,你若等它偏不出現,可無意間卻可能碰見:4月 4 日傍晚,我去大隊開會剛出南小街東口,忽然看到百十米遠的八隊隊部寨牆東邊竄起一顆十幾米高的信號彈,信號彈升空後由藍變紅,瞬間就消失了。我立刻不顧一切追了過去,這時恰巧民兵連長也腳前腳後趕到那裡,結果和變魔術一般——現場什麼「痕跡」也沒留下。

讓人想不到的是,開始只是魯各莊一個村出現信號彈,可是不久周圍幾個村也都相繼發現信號彈,後來「信號彈」範圍越鬧越大,以至方圓幾十里、魯各莊所在豐潤縣從南到北很多村莊、公社都說有人打信號彈。記得當時我聽到工作組一個內部傳達,說此事已驚動了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當時李雪峰正在北京開會,聽到這個消息回到石家莊後剛下火車就指示,一定要徹底查清嚴厲打擊。

信號彈正鬧得人心惶惶,村裡又出現一個怪現象:幾戶社員家養的雞脖子上的毛一夜之間被無聲無息剪掉,而且還在剪掉雞毛部位塗上了紅顏色。階級敵人如此膽大妄為,工作組認定十有八九是村裡四類分子干的,於是更加強化了對他們的專政:全體四類分子一律集中到大隊勞動,平時不准請病事假,不准離開村莊,家裡來親戚要立刻向大隊報告;每個四類分子胸前都別上一塊「地主分子某某某」或「壞分子某某某」等字樣的白布條,以便於識別;每個四類分子都指定幾個「貧下中農」做為監視耳目,落實上級「五紅夾一黑」的要求。每次有信號彈出現,村裡都立即把四類分子集合在一起,逐個盤問排查,看有沒有作案時間。即便這樣,魯各莊及周圍村打信號彈一直未斷,直到幾年後我參加工作離開魯各莊時還未查出個結果來。

上世紀末——改革開放多年後,一次當年的老房東到城裡看我,無意間聊起這件事,才知道「謎團」幾年前已經揭開,事情出人所料:打信號彈和剪雞毛那裡是什麼四類分子干的,都是當年負責追查這兩件事情的人——大隊民兵連長一人所為!這個民兵連長解放初期參軍,復員後原在唐山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下放回鄉。因我下鄉不久就在大隊民兵連擔任專職文書,在他手下工作,在我印象裡他是個對民兵工作敬業,上下關係相處得很不錯的人。這件事是怎樣告破的呢?原來,當時的農村十分貧困,這個民兵連長一次竟偷偷割了一捆電話線拿到集市上去賣,沒料到他割得這捆線是軍用的,結果判了10年刑。據說事發後他連帶交代出當年打信號彈、剪雞毛的事情。這個民兵連長刑滿釋放後不久即患半身不遂,2000年5月5日我回村時本想去探望他,可惜那天中午我醉了酒,結果與他失去見面機會,不久聽說他就逝世了,這件事至今我感到惋惜。

二. 蔥頭,社員的活命錢!

「胸懷自留地,面向人民幣。」「要有活動錢,全憑小菜園。」——這是當年我在魯各莊插隊時社員們常掛在嘴邊的兩句順口溜。

那時,魯各莊社員在生產隊辛辛苦苦幹一年,用他們自己的話形容:「還掙不了一葫蘆醋錢」,弄不好還要倒找錢。社員平時零用的「活動錢」全靠經營自留地,當時魯各莊及周圍幾個村農民經營自留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新軍屯的黃瓜,鄭八莊的韭菜、溪歌莊的蘿蔔、魯各莊的蔥頭。蔥頭和別的蔬菜不同,炒它要多用油,只有和肉炒在一起才好吃,因此在當時市場上被視為高貴菜,價錢也比其它蔬菜貴。魯各莊不愧「蔥頭之鄉」,幾乎家家自留地裡種的都是蔥頭。蔥頭這東西喜肥喜水,要想長得好,就得「糞大水勤」。因此各家為了種好蔥頭,就開始與生產隊爭肥爭水,自家茅坑的大糞想辦法不交集體,偷偷往自留地裡送。七隊有個社員叫馮步榮,身材虛胖,由於腦袋上有一塊大大的疤,背地人們都叫他「馮大疤瘌」。馮步榮常年身體不好,很少上班,但他人很勤奮,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留地蔥頭的經營上。他家自留地離我的住房不遠,每到春天三四點鐘天還沒亮,我在朦朧中經常聽到馮步榮老兩口站在積水坑的小碼頭上,提水斗澆灌自留園的聲音。

馮步榮種的蔥頭面積大、長得好,他把自家茅坑裡的大糞幾乎全都用在自留地,人們戲稱他家自留地「一摳一把屎」。事情傳到工作組那裡,認為種蔥頭這件事是挖集體牆角、助長投機倒把歪風的典型表現,非打擊不可!開始,工作組只是在各生產隊學習會上講講,勸告社員們把自留地裡的蔥頭秧子薅掉,可社員們都把蔥頭視為命根子,哪肯主動去薅,於是工作組和村革委會決定採取強制措施。五月下旬,正是蔥頭「坐秧」生長的關鍵時期——這時蔥頭已長到核頭大小,一天下午全體大隊幹部、黨團員在書記吳彩新帶領下,先把自家自留地裡的蔥頭薅得一乾二淨,接著就挨家挨戶地薅。當薅到馮步榮家的自留地時,馮步榮見周圍人山人海,全都直瞪瞪地望著他,嚇的兩腿直打哆嗦,嘴裡連說「我薅,我薅」,可就是不忍心下手。工作組說他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賊心不死」,當場就召開批鬥會,把馮步榮拽到人群中間,一邊強迫他薅,一邊揭發他與集體爭肥爭水的罪行。馮步榮老伴見自己日夜苦心經營的蔥頭轉眼之間就變成一堆廢草,趴在自留地裡一個勁打滾,邊哭喊邊抓著泥土往自己腦袋上砸:「蔥頭啊,我的命根子啊,一年的活命錢薅沒啦!」

這次薅蔥頭舉動給老百姓造成的禍害,日後用他們自己的話形容:「好像過了趟日本鬼子」。蔥頭薅掉後,他們本來就窮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有的社員家窗戶破了,連買張窗戶紙的錢都沒有;有的社員沒錢扯布,穿的褲子是用當時進口的日本尼龍化肥袋子做的,上面印著「日本產」「尿素」難看字樣。工作組走後,社員們把這筆帳都記在當時大隊書記吳彩新身上,因為薅蔥頭是他帶頭干的。現在回想起來,吳彩新也挺冤的,他解放初期當兵,曾在南方參加剿匪戰鬥,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復員回鄉。吳彩新在村裡當支書時,儘管自己家裡窮得叮噹響,但從不多吃多佔,一門心思為集體,薅蔥頭時他首先把自家地裡的薅了。可誰會想到由於執行路線不正確,到頭來傷害了全村社員,前幾年我們這些下鄉青年回村探親,當時的村委會幹部請了很多原大隊幹部、老社員陪我們吃飯,唯獨沒請吳彩新,提起他村裡至今罵名不斷。

三. 冤魂,善良的冤魂!

「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就是從嚴、從快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當年的張志新、遇羅克就是這次「從嚴、從快」的犧牲品。

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很多地方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後,紛紛召開了公審批鬥大會。可是魯各莊村打信號彈、剪雞毛的事情發生兩三個月了,卻連個反革命分子影子都沒找到,這讓工作組有些沉不住氣。正當工作一籌莫展之際,一條「重要」線索反映上來了:二隊社員李學敏過年期間在唐山市火車站對面商店裡買梨時,和售貨員吵過架。李學敏,解放前在開灤煤礦當過帳房先生,其間曾加入過工礦黨,並任過區分部書記,這號人外出竟不請假,還和人吵架,也太囂張了。就在工作組捉住這條線索的同時,二隊又有人反映,李學敏在集體勞動時帶塊手錶,左右著勞動時間;他還經常把自留地裡產的西紅柿、黃瓜拿到集市上去賣,有人說他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時,他還耍貧嘴:「你們看好嘍,我家自留地裡產的可是‘紅心向黨’西紅柿、‘社會主義’大黃瓜。」李學敏很快就被看押起來,並從各生產隊抽調基幹民兵進行看管,我也在其中。

李學敏這個人在這之前我並不熟悉,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是在我剛到這個村插隊時,一次大隊抽我刷寫標語,一個趕車的社員路過,誇我的字寫得好,並特別強調「咱們村的李學敏也比不上這個字呀」。李學敏是誰?我開始留意。一天,有人指給我一個正趕牛車往地裡送糞的人:「這就是李學敏。」他高高瘦瘦的個兒,一張凹凸有緻的臉上長著鷹勾鼻子,說話高聲大嗓,看上去就是個性比較張揚的人。李學敏是村裡數一數二的知識份子,解放前當帳房先生時練得一手好毛筆字,一次我見到他寫的字,深感自愧不如,社員誇我使我一下想起中學課本裡《鄒忌諷齊王納諫》這篇文章的寓義,純屬偏愛過獎。

李學敏關押在村中街大隊部西屋,這個屋分裡外兩間,為方便看管,我們看守人員住外間,他住裡間。我們幾個看守都是單身漢,白天輪流值班,晚上集中到這裡睡覺。我們值班時沒什麼事,就胡天海地的神聊,有時李學敏也參加。一天傍晚,李學敏被押參加公社現行反革命分子批鬥會回來,神情很沮喪,這時他的老伴在兒子李大路陪伴下送飯來了,她老伴站在李學敏身邊,一邊看著李學敏吃飯,一邊反覆叮囑:「老頭子,你可得想開點呀,你要尋了短見,我們娘幾個可沒法過呀。」李學敏看著老伴扑哧一笑:「你們娘幾個想哪兒去了,放心吧,我這大老爺們那會辦那種傻事呢。」待老伴兒子走後,李學敏卻悶悶不樂地對我們說:「唉,三反五反我都經過了,都沒有害怕,這回這運動真叫凶,關的關,殺的殺,還從嚴從快,我真的害怕了。」

4月 9日晚上,我在縣裡辦完土記者培訓班一身疲憊地回到村裡,在看守室倒在炕上便睡。第二天早晨,夢鄉中我突然感到有個人在推我:「光生光生,快醒醒,快醒醒,李學敏哪去了?」 我聽出這是大隊書記吳彩新的聲音,一下翻起身跑到裡屋,一看炕上的鋪蓋卷還鋪著,但人沒了。我腦子「轟」的一下,潛意識告訴我:李學敏出事了!吳彩新拍拍我的腦袋:「還傻睡呢,李學敏自殺啦!」這時屋裡已聚集了七八個人,大夥隨吳彩新來到後院一個澆園水井旁,我們向井下一望驚呆了:這個口徑不足一米,水深不足丈餘的水井水面上漂浮著兩隻腳。原來,李學敏那天深夜,趁我們幾個看守熟睡之機,悄悄下床拉開了外屋門栓跳了井。事情發生後,我們幾個看守由於看管不力寫了檢查。這件事當時對我觸動很大:我暗暗慶幸李學敏這個人心地善良,也暗暗慶幸我們幾個看守待他不錯,否則他連命都不要了,自殺前還不捎帶拉幾個 「墊背」的——把我們幾個正在熟睡的看守一一鑿死?

幾天後,村裡召開李學敏畏罪自殺批判會。李萬儒看到會場氣氛沉悶,就引領群眾一遍遍呼口號,想以此增加會場的火藥味兒。但任憑工作組怎麼呼喊,坐在台下的社員一個個低垂著頭,跟隨舉拳頭時有氣無力、無精打采。李學敏無緣無故自殺使工作組一下陷入「不得人心」的難堪境地,社員們開始在背地質疑工作組,詛咒工作組。自打李學敏自殺事件發生後,工作組在村裡幹事「絕不罷休」的勁頭收斂多了,以後除偶爾組織四類分子訓訓話、抓抓政治學習外,再也沒有什麼火藥味的新舉措,不久他們就捲起鋪蓋卷——悄悄出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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