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隆基和他的法哲學(組圖)

在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在30、40年代，羅隆基的法哲學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是那個時代的標誌性言論之一，因而頗有回顧與評論的價值。注1

羅隆基生於1898年，江西安福縣人。1912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2年到美國留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1925年，羅隆基離開美國，去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師從費邊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注2

1928年秋天，羅隆基從英國回到上海，就任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的主任與教授，1930年11月4日下午1時，羅隆基正在中國公學的教員休息室裡翻閱演講筆記，幾個警察把他抓走了，並把他帶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論反動，侮辱總理」。幸運的是，當天傍晚，他就被釋放出來了。積極營救他的，正是校長胡適。

1931年，羅隆基從上海遷到天津，就任《益世報》的主筆。稍後，又做了南開大學的講師與《北平晨報》社的社長。由於羅隆基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比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報》遭遇過停止發行的處分。

上世紀50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委員。1956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業部部長。1957年，他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從此沉默下來。1965年12月7日，他死於北京寓所。直至1986年，在民盟中央舉行的紀念羅隆基誕生90週年的大會上，注3才算是給他正式恢復了名譽。

羅隆基的法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一系列政論性質的文章中。本文以這些文獻作為資料，把羅隆基的法哲學思想分為人權思想、法治思想、憲政思想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分別予以述論。

人權思想

羅隆基說：「人權，簡單說，是一些做人的權。人權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衣，食，住的權利，是身體安全的保障，是個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個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達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達到最大多數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須的條件。」注4

這段話，從四個方面講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條件，揭示了人權的四個層次。首先，是維持自然生命的物質條件，這是最低層次的人權。譬如工作權，通過工作獲得報酬，就是滿足這個條件的一種人權。這樣的條件，主要針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其次，是排除別人侵害的條件，它滿足了人對於安全的需要。它針對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再次，是個性與人格發展的條件。它針對的是身與心之間的關係，或者說是人的生物性與精神性之間的關係。它意味著，人不僅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層面上的追求，這種追求也是一種人權。最後，是個體向群體作出貢獻的條件。它針對的是人與人類的關係，或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它表明，人是一種類的存在，人要通過為人類作出貢獻的方式，來實現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融合。這種條件的實質，是個體在群體中獲得承認、獲得尊重的權利。這幾種條件層層遞進，讓人聯想到人本主義哲學家馬斯洛關於人的需要的「五層次說」。

在闡述自己的人權概念的同時，羅隆基還批評了若干經典作家關於人權的看法。譬如17世紀的霍布斯，「認人權是滿足一切慾望的東西」。但羅隆基認為，人有許多慾望，根本就不應該得到滿足，「許多自命的大偉人有專制欲，有多妻欲，我們就不能根據人權的理論，說這種慾望，應該滿足」。再譬如18世紀的盧梭，「認人權是天賦的，說我們要歸真返樸，到自然的環境裡去自由發展我們的本性。」但羅隆基的觀點是，「我始終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沒有法再變成五百年前的原野。」這就是說，徹底的歸真返樸也是不可能的。還有19世紀的邊沁主張「人權依賴法律根據。」對此羅隆基也不讚同，他說：「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國過去的歷史。強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國近來的現狀。」注5這種實證意義上的法律，顯然也不可能為人權提供根據。

羅隆基認為，人權是要爭取的，中國爭取人權的運動也一定會成功。至於「爭回人權的手段，原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紙筆墨水，可以訂定英國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槍彈鮮血，才能換到法國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在不同的環境下，爭人權的手段亦隨之而不同，這是歷史的事實。」注6這兩句話，在不經意之間，揭示了兩種不同的人權傳統：第一，英國式的，或經驗主義的、漸進主義的人權傳統；第二，法國式的，或理性主義的、激進主義的人權傳統。他對這兩種不同的人權取得方式，是有比較的，也是有自覺的。

人權與法律既有聯繫，也有顯著的區別。他說：「法律與正義公道是兩件東西，這是世界各國普遍的通病。從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現在有些什麼權利，找不到我應有什麼權利。」他還說：「人權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從的責任，這是人權的原則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們本身的幸福是什麼，才肯為他們本身謀幸福。謀取本身的幸福，這又是人權之一。所以說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權。所以說法律是人權的產物。人權與法律的關係，我的結論是法律保障人權，人權產生法律。」注7

這段話表達了羅隆基關於法律與人權的基本觀點：法律規定了人權，但人權的範圍，絕不限於法律的具體規定；法律也不可能羅列所有的人權——這是就兩者的形式關係而言。在實質上，法律與人權還有更深層的聯繫：「法律為保障人權產生的。法律為人權所產生的。第一項，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項，指法律的來源。」所謂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權。」注8所謂法律的來源，是指法律產生的源頭與緣由，也是為了保障人權；若不是為了人權，就不會出現法律這個事物——這層關係表明，人權是法律的根據，法律為人權而存在。法律應當保障人權，人權應當作為評判法律的尺度。

羅隆基還進一步認為，「法律，用簡便的話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為憲法，一為憲法以外的普通法。憲法，是人民統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統治人民的法。在一個法治的國家，政府統治人民，人民同時統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義是全國之中，沒有任何個人任何團體處於超法律的地位。要達到政府統治人民，人民統治政府，非有憲法不可。」他說，「在蹂躪人權方面，所謂個人或私人團體，其為害實小。……明火打劫的強盜，執槍殺人的綁匪，雖然幹的是‘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的勾當，其影響所及，遠不如某個人，某家庭，或某團體霸佔了政府的地位，打著政府的招牌，同時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這才是對於人權的更大的威脅。更可怕的是，「憲法有時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權，且為某個人，某家庭，或某團體的蹂躪人權的工具。這又非歷史上統無的事，這也是爭法治的人所應顧慮之點。」因此，「談人權者固然要談憲法，但在憲法上必要附帶著憲法的來源的條件」注9 ——羅隆基所說的這個條件，其實就是盧梭所說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如果取消這個條件，憲法與法律就可能異化為某些強勢者蹂躪人權的工具。

如果說，法律是為人權服務的，那麼，國家與人權的關係又當如何理解？對此，羅隆基一語道破：「國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權。就在保障國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條件。什麼時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條件失去了保障，這個國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時我對這個國家就失去了服從的義務。」注10

這句話表達了兩個值得注意的觀點：第一，國家的正當性在於保障人權，一個不能保障人權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無效的國家，或不具有正當性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上看，國家必須履行保障人權的義務，否則，國家就不能得到個體的承認。第二，國家與個體之間存在著一種契約關係：國家保障個體的人權，以換取個體對於國家的服從；而個體對於國家的服從，就是以國家保障個體的人權作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勞動大學的章淵若院長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約法芻議」的文章，認為人權已經過時，應當提倡民權。對此，羅隆基給予了批評，他認為，以民權否認人權是錯誤的。因為，人權與民權含義不同。人權是做人的權利；民權是在政治國家裡，做國民的權利。政治國家是人類許多組織中的一種，有不是國民的人，沒有不是人的國民。因此，人權範圍比民權範圍更大、更基本。民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既做國民，更要做人；要民權，更要人權。注11換言之，人的義務，要在社會上做人，不只是在國家做民，因此，國家的職權不是萬能的。國家承認我們在社會上做人的必須的條件，就是承認人權。注12

在「論人權」一文中，羅隆基還論述了人權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由於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具有不同的生活訴求，因此，人權的具體內容會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法治思想

羅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麼呢？他從法治的對立面說起：「國家有了形式上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這不演算法治。是一個國家，姑無論它野蠻退化，它的執政者模暴專制到什麼地步，它總有幾條法律。國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這不演算法治；愈在橫暴專制的國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與執政者個人的專橫獨斷的權力是不相並立。」注13這就是說，有法律，並不意味著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這樣的標準，秦始皇時代，就絕不能稱為法治時代。法家學派的主張，也不能像梁啟超那樣，稱其為「法治主義」。注14

以羅隆基的標準來判斷，梁啟超理解的「法治」並不是真正的法治，因為，「法治的真義，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舉一動，以法為準，不憑執政者意氣上的成見為準則。」更具體地說，「法治的重要原則，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員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們不認識總司令副總司令的個人，我們只認識法律，我們犯了法，他們只有採取法律上正當的步驟，可以用法律來制裁我們；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們亦可以採取法律上正當的步驟，用法律制裁官吏。這才是法治。」注15

雖然法治的真義，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羅隆基看來，這一點並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說：「國家有特殊階級特殊地位的人具備了守法的精神，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軌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實質，又另為問題。……要達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國的問題，是保障人民權利上一切細則的整理。」譬如，「英國法治出人頭地的地方，不在原則的樹立，而在對各個原則，它有縝密週到的施行的細則。承認人民的權利是一件事，防止人們權利的被侵犯，侵犯後補救的方法，又為一件事。前者是憲法的責任，後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責任。英國法治的長處，就在‘防止侵犯’與‘侵犯後補救的方法’這兩點。」注16羅隆基在此強調的，是法治的另一個支點：對於人民權利的保障與救濟。要實現這個目標，既需要憲法提供原則性的規定，還需要普通法提供具體的路徑與方法。

羅隆基認為，「世界的歷史，就告訴我們，法治上的障礙，總在有權力有地位者的專橫獨裁。擅用權力，是人類普遍的弱點。法治演進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縮小有權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權。……到了主權在國會，代替了主權在君主，法治的原則才算真實成立了。主權在國會，就是立法機關處最高的地位；立法機關處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處最高的地位的意義。」注17

什麼是法治？按照羅隆基自己的總結，主要包括兩點：「第一、法治的真義是執政者的守法。是縮小執政者的特權，提高法律的地位。是執政者與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們一舉一動，要以法律為準則。第二、法治的重要條件，不止在國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認人民權利上一切的原則，而在原則施行上，要有審慎周詳的細則。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續’。」注18這就是說：法治的第一要求是執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認、保障人民權利。前者針對法律的運行，後者針對法律本身的內容。

憲政思想

羅隆基的憲政思想，由「破」與「立」兩個方面構成。「破」的一面，體現在他對訓政約法的批評；「立」的一面，體現在他對於憲政的期待和呼籲。我們先看他對訓政約法的批評。

消解「主權在民」原則：對訓政約法的批評之一。羅隆基說：「憲法或約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規定國家主權之所屬及其行使的方法。在這點上，我對這次政府所提出，國民會議所通過的約法，絕對不滿意。」因為這部約法的第二條規定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三十條卻又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第三十一條規定：「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種政權之行使，由國民政府訓導之。」第三十二條規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由國民政府行使之。」在羅隆基看來，有了後面這幾條之後，第二條規定的「主權在民」就「成了騙人的空話」，「是絕無意義的虛文」，它表明，「主權在民」原則，被全面消解了。

在羅隆基看來，承認主權在民，「就應該知道並且承認‘主權是不能委託給人的’。」因為它是20世紀歐戰後一切新憲法的一致的新趨勢。「主權是人民最後的取決權。代議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辦法。人民委託某人，在某時期內，辦理某事，所付託的是有範圍的職權，不是無限制的主權。在‘人民的主權不能委託’的原則上，就在人民的代議機關，都不能行使國民的主權，一部分人民所組織的團體，更無論了。因為主權失了，政治上主僕的位置就顛倒了。國民失卻主權，國民就失掉法律上國民的地位，民主的真義就根本喪失。」在這裡，羅隆基批評的主要對象，是這部約法把人民的主權委託給了國民大會，因為它違反了主權不能委託的原則；至於國民大會自己都沒有主權，還要把主權再委託給國民黨的機構，就更不對了。按照這樣的規定，「政府是國民黨產生的政府，立法是國民黨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選舉，何選何舉？人民即能罷免，何罷何免？創製者何從創製？復決者何所復決？」換言之，人民享有的幾項主權，轉瞬之間就已化為烏有。因此，這樣的訓政約法，「只有‘主權在民’的虛文，沒有人民行使主權的實質。」注19

消解人民權利：對訓政約法的批評之二。訓政約法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規定人民的權利。「照約法的表面說，如今人民有言論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會的自由，有結社的自由，有通信，通電，居住，遷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實質，言論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會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結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與之，右手取之，這是戲法，這是掩眼法，這是國民黨腳快手靈的幻術。」注20

訓政約法關於人民權利的規定不僅存在著這樣的根本性問題，而且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遺漏，那就是沒有規定政治信仰自由。羅隆基質問道：「如今一班領袖們在宗教上可以離開中國的孔老夫子，去祈禱耶穌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離開孫中山去信仰別的政治思想家？強調儒教徒做禮拜，強調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注21在思想權威與政治權威分離的時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間相對較大，因為思想權威還可能引導政治權威；但是，在思想權威與政治權威合二為一的時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間就會急劇縮小，因為政治權威宣告的信仰將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信仰。

除此之外，羅隆基還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政治理論，批評訓政約法只規定人民的納稅義務，拒絕規定人民監督財政的權利，因而，在「我們要財政管理權」 一文中，羅隆基提出：「我們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雜稅，只問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沒有？不責備政府的虛耗白費，只問政府的一切開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沒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開支，故無論賬目怎樣，法律上根據在哪裡？所以關於財政整理一層，我個人的主張，先談法律，後談經濟。」注22在羅隆基看來，財政問題首先是一個法律問題，一個憲政問題，然後才是一個經濟問題。羅隆基為我們揭示了憲政的兩個關節點：徵稅由人民決定；財政支出也由人民決定。

消解分權原則：對訓政約法的批評之三。訓政約法第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政府組織的不當：沒有實質的分權，只有實質的專制。羅隆基說：「根據如今的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會掌握一切的治權。名義上雖有所謂五權，實際上只有一權。實際上只有委員會的全權。同時，根據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委員會已經萬能，主席，又為萬能委員會中的萬能的領袖。如今國民政府的組織照約法的規定，只有兩個結果：成一個獨夫專制的政府，或成一個多頭專制的政府。這種辦法，絕對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軌道。國民黨所標榜的五權分立說，將來的結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託庇在一個全權的主席或全權的委員會之下。」不僅如此，訓政約法沒有給立法權應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於一個法制局。」此外，「國民政府委員依法兼任五院院長。國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長。結果，法律上的結果，院長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發笑者，有於是者歟？」注23

對於這樣的訓政制度，羅隆基認為，「應該結束了」。他說，結束訓政制度，至少有助於實現三大目標：維持政府的信用；統一全國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注24

結束訓政，目標是要走向憲政。羅隆基以一篇建設性的言論：「期成憲政的我見」，闡述了在抗戰條件下實施憲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憲政可以改變國民心理。「國家走上憲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響，國人知道國家是全國人的國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黨的國家。禦侮抗敵的犧牲，是為國家而犧牲，不是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黨而犧牲。這心理很重要。……憲政並沒有什麼神秘。憲政只是從法律制度上建築一種‘團結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軌道罷了！」注25

其次，是憲政與民權的關係。憲政承認民權，但憲政高於民權，是「現代式國家」的保障。羅隆基說：「憲政尊重民權，憲政不止於尊重民權而已矣。實行憲政，等於說，政府的組織制度化，公務人員及全體國民的行動法律化。憲法不止規定人民的權利，更規定國家組織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與政府的一切關係。……中國既然要建設一個新的現代化的國家，且須在抗戰中奠定這新的現代式國家的基礎，那麼，今日自然要從事制定憲法，開始實行憲政。」注26可見，在羅隆基的視野中，民權僅僅是憲政的一個要素。有民權，但不一定有憲政；如果建立了憲政，那就一定有民權。

再次，憲政的實施，取決於當政者。他說：「談到中國憲法公布後，國人能否遵循憲法軌道，依序求進。這點，不應追問民眾，而應追問國家之少數知識領導分子，不應追問在野者，而應追問當權在位者。國家法律有憲法，有普通法。大體說來，憲法是人民約束當權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當權在位者統治人民的法律。世界從有憲政歷史以來，小百姓違犯憲法之事實極少。小百姓其地位與權力尚不夠違憲之資格。……憲政危機，不在竊鉤者，而在竊國者。……故國家能否實施憲政，憲政能否成功，當求諸有權有勢者的誠意，不應求諸普通人民之知識。」注27羅隆基把當政者的誠意作為憲政的前提條件，雖然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卻沒有找準治療病症的藥方。因為，憲政的核心在於約束當政者的權力；當政者實行憲政的誠意，就是當政者約束自己、主動取消特權的誠意。在通常情況下，當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這樣的誠意。從實踐中看，憲政的實行，尤其是要實現對於權力的約束，根本原因還在於各種力量的相互抗衡，銷蝕了某種勢力獨尊、獨大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憲政體制，至於憲法文本，不過是對這種體制的文字記載而已。

結論

羅隆基法哲學思想的三個方面——人權、法治、憲政，雖然可以從學理的角度分別加以論述，但實際上是聯成一體的。三者之中，人權是基礎，人權標示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條件。為了讓人成為超越於動物、區別於動物的人，人類社會創造了人權這個概念。國家與法律的功能，就在於維護和保障人權，這是國家的正當性、法律的正當性的依據。什麼叫好法律？就是能夠保障人權的法律；什麼叫好國家？就是能夠保障人權的國家。因此，人權定義了法律，描繪了法律的理想圖景，構成了評價法律的標尺。至於法治，就是法律的統治——但是，法治的重心在於政府守法，所以，法治是法律對於政府的約束，核心在於政府守法、官吏守法。當然，法治也必然要求維護人民的權利，因為法律本身，就應當蘊含著保障人權的品質。至於憲政，則可以理解為保障人權、實行法治的制度框架。它通過憲法來表達，是「現代式國家」的條件，它的核心要素包括：主權在民，自由為本，分權政體，等等。至於憲政的實施，則主要依賴於當政者的誠意。可見，在羅隆基的眼裡，人權、法治、憲政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

註釋：

注1　關於羅隆基的身世，可以收集到的材料並不少，很多材料都是出自於與羅隆基有交往的人。譬如，馮克熙：《不堪回首，又應當回首——我所知道的羅隆基》，《同舟共進》2000年第12期；章詒和：《一片青山了此生——羅隆基素描》，《全國新書目》2004年第3期；閔良臣：《胡適說羅隆基》，《同舟共進》2005年第11期；駱駝刺：《書生論政——我看羅隆基》，《讀書》1999年第12期，等等。此外，還有謝泳的長篇傳記《羅隆基評傳》（載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為我們提供了更豐富的信息。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勾畫出羅隆基的簡要生平。

注2　我有一個印象，現代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的思想，都與拉斯基發生了密切的淵源關係。倘若收集資料，寫一本《拉斯基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想必是很有意義的。

注3　袁建達：「民革中央舉行座談會，紀念羅隆基先生誕辰九十週年」，《人民日報》1986年10月25日第三版。

注4∼注10　羅隆基：《論人權》，《新月》第二卷第五期。

注11　羅隆基：《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裡》，《新月》第三卷第七期。

注12　羅隆基：《「人權」釋疑》，《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注13　羅隆基：《什麼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4　範忠信選編：《梁啟超法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6頁。

注15∼注18　羅隆基：《什麼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9∼注21、注23　羅隆基：《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第三卷第八期。

注22　羅隆基：《我們要財政管理權》，《新月》第三卷第二期。

注24　羅隆基：《訓政應該結束了》，《獨立評論》第一百七十一期。

注25∼注27　羅隆基：《期成憲政的我見》，《今日評論》第二卷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