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李慎之思想的困境
我從七歲就認識李慎之，與他的兒女都是朋友，年輕時常常坐在一邊聽他和父親海闊天空地聊天，被他的言論和思想所震動。但是，當我今天也到了他當初的年齡時，當我也思考他曾思考的諸方面的問題並不斷地否定自己而達到思想深化時，我不得不質疑李慎之叔叔的某些思考,我深感到他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的困境。下面是 我對他思想困境的一些思考和認識：
困境一：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學說，李慎之卻把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 統簡單定位為「專制主義」的核心。如果用這種兩分法的簡單思維方式來判斷，根據謝韜例舉的三句「君臣」之說就可以把文化傳統定為「專制文化」（先不說他們 拋開歷史背景和「義禮」前提對這些話的簡單理解是否正確）。那麼在兩萬餘字的《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有109次，講「禮」的地方有75次，這又作 何解釋？照這種簡單思維和劃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根據中國文化中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古訓和儒教學說，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簡單定位為 「反專制主義」的自由主義文化？可見，在文化思想研究中，這種簡單化、專斷化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一種方法。
歷史事實是，正如歷史不可能一步達到今天的民主制度、君權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一樣，具體到儒學或文化傳統中的一些思維和說辭，也不可能突破專制統治皇權制度的 框架。但是，儒家對政治專權的批判和限制不可謂不烈，大臣如何限制皇帝，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不能為所欲為，史書上多有記載。
在儒學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原則的位階上，「權力或權變」是不能超越「義禮」原則的，《論語》對此多有論述。雖然儒家不能突破歷史侷限性達到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追求，雖然儒家的抗議專權的傳統無法改變專制政體，但是它建立的道統理念卻長久地支撐著中國的文化傳統，這與有人簡單地把它說成是向政權提供合法性的權 宜和妥協之道有很大差別和不同。在對專權的批判上，儒家對歷史是有進步作用的。更何況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的文化傳統更對維持社會道德起到了長久的正面作用。所以，李慎之把中國文化簡單地分為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又把文化傳統簡單地定位為「專制主義」的核心，這種思維方式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兩分法簡單思維方式。這種判斷既不是事實，也流於片面。這也多少表明，李慎之謝韜們仍無法擺脫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思維困境。
困境二：極權主義是西來的，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產生的。可是李慎之卻把西來的極權主義歸結到中國文化傳統上，把中共極權幾十年的統治和洗腦導致的一系列民眾的思維問題和社會問題都歸結為根源是中國文化傳統。這就造成他不能解釋的困境：那些東歐共產極權國家並沒有中國文化傳統，為什麼東歐極權統治下的人民的思維和社會諸多問題卻與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問題相同？連黨文化語匯和洗腦方法都相同？
當李慎之謝韜們把中國文化傳 統說成是「專制主義」 的核心時，他們所崇拜的「5．4先賢」的代表人物如胡適等卻對當初五四的反文化傳統的過激行為和思想均有反思。反思的五四一代人物 中後來在學術上都很有建樹，後來做了大學校長的五四一代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等。這些參與五四運動的人物都受過 良好的傳統教育，他們不但沒有反掉傳統，後來還非常好地傳承了他們早年就浸染其中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美好的一面。中國文化傳統並沒有在五四那代人中斷裂，他 們不僅有很深的中國文化的造詣，受到「禮義」文化傳統的熏陶，還受到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的影響，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一代。而李慎之這一代和以後 的兩代中國人卻與中國文化傳統斷裂了，這個斷代是中共極權統治長年反傳統反文化的結果。遺憾的是，李慎之謝韜們沒有看到這幾代人思想和文化的斷代和空白的根源，卻繼續反傳統，把西來的極權主義的罪惡一味歸結到中國文化傳統上。
困境三：李慎之對民主制度的認識也 只停留在膚淺的認識上，看不到民主制度也有其侷限性。雖然民主政府受新聞和言論自由、多黨制衡等制衡工具的限制而不能像極權制度那樣為所欲為，但是，民主 制度只是權力制衡的工具（民主的核心是權力制衡），她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她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性貪婪和自私的問題，民主政府也是腐敗等問題的根源。在民主制度需要不斷地完善的同時，信仰和文化傳統之精髓則能夠彌補民主制度的不足。所以，飽含「仁義禮智信」的中國文化傳統與民主制度不但沒有絲毫的違背和沖 突，還互為補充。民主臺灣和其他信奉儒教傳統的東南亞民主國家在實施民主的同時保留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就證明了此點。另外也證明了，李慎之對中國文化傳統的 負面斷言與臺灣民主實踐的事實不符，臺灣民主的實踐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兼容併進的，民主臺灣並沒有如李慎之那樣將中國文化傳統看成「專制主義」的核心。
困境四：李慎之最大的認識問題是，他認為啟蒙的對象是民眾，他從沒有想到，最應該被啟蒙的是李慎之、謝韜們這些知識份子和國家機器本身。我們建立民主制度，就是要改造和教育（啟蒙）國家機器。因為，國家機器中的官員，以及知識份子群體對社會道德、思想具有導向作用， 如果他們本身的觀念和思維都錯亂不堪，則會對社會道德、文化和民眾的思維造成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而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的嚴酷，中國當今如李慎之這樣的知識份子仍不能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共產極權，卻全盤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這種錯亂的認識又怎能去啟蒙民眾？因此，啟蒙的對象首先應該是這些知識份子群體和國家 機器本身。
由於李慎之的名聲和影響，人們對他的觀點會不加思索地簡單接受。所以，我不得不對我的家庭世交、我尊敬的前輩李慎之先生提出如上的質疑，以引發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們的深思和討論。
三妹
二0一0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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