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富豪移民加澳美：打的是什麼算盤？ (圖)

當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向全世界的富豪倡議捐獻財富的時候，中國一些富豪們卻在醞釀著如何移民。

今年4月，《2010胡潤財富報告》發布信息稱，按照估算，中國目前有5.5萬名億萬富豪。儘管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這些富豪中已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可以想見，富豪移民帶出國境的財富不可小覷。

富豪移民，究竟是在「企業家原罪」語境下的「出逃」行為，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資本的自由流動現象?他們內心在尋求什麼?富豪移民究竟尷尬了誰?

近日，記者走進這一群體，還原所謂「移民潮」的風口浪尖中，富豪的內心掙扎和無奈。

投資回報不匹配

8月6日，上海華亭賓館。

當記者見到鄺雲的時候，他正忙著收拾行李和辦理各種手續，暑假即將結束，他還要帶妻子和女兒回到加拿大。

鄺雲在上海經營進出口貿易公司，去年拿到了加拿大的楓葉卡(永久居住權)，資產過了千萬元人民幣，典型的精英人士。可至今，鄺雲的父母也想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移民。

為何選擇移民? 按照鄺雲的說法，是因為國內一線城市的房價太高，投資回報不匹配，而移民國外，「投資和收益」是看得到的。鄺雲選擇移民加拿大，主要是生意上的考慮和對於加拿大的瞭解。「我身邊的朋友選擇投資移民，更多的是美國。」鄺雲對記者說。

鄺雲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美國的投資移民只需要50萬美元，人民幣現在還有升值的空間，全部核算下來不超過400萬元人民幣，400萬元就可以在美國買一套大房子得到全家的綠卡。但同樣的錢，在北京、上海連套像樣的房子都買不到。

事實上，很多精英人士選擇投資移民，受國內高房價的影響很大。目前上海的商品房均價已突破2萬元/平方米，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至少需要 300萬元人民幣。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未來子女上學還要花上一大筆錢用於擇校。而自己的辛苦打拼除了讓家人過上幸福生活，還要考慮未來自己的養老、醫療……但是同樣數目的投資，在西方國家則會生活得很從容，何樂而不為?

以加拿大為例，該國實行全民醫保制度，達到一定年齡的老人，每月政府會給予800~1000加元的養老補助，生孩子會有200加元的補助。「在那裡生活，完全不用擔心養老、看病等問題。」鄺雲說。

此外鄺雲準備讓他的孩子從小就在加拿大長大，接受西方的教育，「不會像中國的孩子那麼累」。不過在家，鄺雲和妻子都和孩子說中文，教他識、寫漢字，讀一些唐詩。「等孩子到了18歲，讓他自己選擇國籍吧，我們做父母的不干涉。」

除了讓子女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外，鄺雲選擇移民的更深層次原因也包括對於財富不安全感的增加。

「國內現在不少人有很強的仇富心態，將高房價、平均工資數額‘被增長’等因素都歸結於富人的原罪。但我們獲得財富背後的付出，他們卻並不關心。」鄺雲說。

老劉的選擇

「很早就有這種想法，只是一直未付諸實踐。」身為浙江一家民營企業老總的劉建早就想到國外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劉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下海潮中的一員。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寧波一家國有企業擔任車間組長。1989年，在發財致富夢的指引下，他辭職下海，從一家五金小店開始創業。

與大多數江浙企業家一樣，在經過多年的打拼之後，隨著個人財富的不斷累積和增長，劉建成為了開好車、住別墅、令周圍人們羨慕的「富豪」。儘管在國內有著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但在商業戰場上經營多年的劉建，厭倦了國內的社會環境，用他的話說，「很想出去」。

2008年4月，劉建開始辦理移民。一年後全家三口都拿到了簽證，隨後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定居下來，墨爾本也是中國移民聚居最多的地區之一。

今年初，劉建在當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經營著與國內公司相同的業務。像這樣的移民方式被稱為投資移民或商業移民，劉建是目前眾多投資移民中的一個。

已經移民出國的他，並不長期在國外生活，大多數時候是一半時間在國內打理業務，一半才去國外陪家人，平時只留太太和孩子在那邊居住。

「我12歲的女兒在那邊上小學五年級，平時學校會要求她們自己動手做麵包、蛋糕給父母吃，甚至還做些小工藝品如陶瓷。」說到自己的女兒，劉建稱，讓他決定移民澳大利亞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給子女一個好的教育環境。

「我希望孩子在那兒能夠快樂學習、健康成長。而我當年讀書的時候，學習心理有點畸形，只知道一味的讀死書，讀了那麼多書，並沒有多大用。」劉建說不想讓孩子重複自己受教育的模式。

「移民不一定要花很多錢，只要你有這種想法，並且具備一定的條件和經濟基礎，就可以申請。」 劉建說。

與劉建一樣，目前許多已移民的富豪大多數時間身在國內經營自己的公司，為了出入境方便，他們都還保留中國國籍。

近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是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而像劉建這樣移民出國的中國富豪和知識精英也越來越多，成為移民潮中的主力軍。

紐約的空氣讓人年輕

50出頭的周先生是南京一家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

當他穿著運動背心、短褲，背著背囊、戴著太陽鏡出現在你面前時，讓你無法和幾個月前一副西裝革履的中年商界成功人士形象聯繫在一起。可眼前的人分明就是個健壯的年輕小夥，健康的膚色洋溢著動感，燦爛的笑容似乎把整個紐約海岸的陽光都帶進了辦公室。

周先生的哥哥已在紐約定居多年，平時打電話回國時，總跟他提紐約有如何的好。空氣好，乾淨，沒污染，福利好，生活舒適。

聽多了，周先生也確實動心。於是他的哥哥為他找了一家中介公司為他辦理投資移民。之後通過精心挑選和評估，周先生選定了紐約市布魯克林海軍船塢開發項目。

此投資項目與紐約市和州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緊密吻合，也是紐約市長Michael R. Bloomberg 先生為全市增加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舉措。

中介公司針對周先生的具體情況，為他準備了一份周密的移民資料。半年後，簽證順利獲批。

周先生到紐約後，終於有時間充分感受他哥哥提到的紐約各種各樣的好處。

「紐約是全世界最現代而張揚的城市，有時卻又讓人感到古老而深沉，走在華爾街上會聽到鐘聲從有兩百年歷史的教堂傳出。正如那句話所說的，如果你愛他，送他去紐約吧，那裡是天堂」。

這就是周先生對記者描繪的他在紐約的生活。 「工作是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已經逐漸接受了這樣的觀念。」

企業家是「大客戶」

如果說精英們或通過留學移民，或申請技術移民，那麼在蘇州，還有越來越多的經商成功人士，在通過移民中介申請投資移民。短短几年間，蘇州具備資質的移民公司從3家發展到10多家，並且還在不斷增加。而他們的客戶大多都是企業家。

在蘇州工業園區，趙強經營著一家移民中介公司，他在蘇州樂園附近還有一個分店。他告訴記者，從1996年從事這一行至今，經手辦理的移民客已在1000人以上。

「每年都要接待不少辦理投資移民的富豪，在接觸的客戶中，大多數‘有錢人’，一般長期居住國內打點生意，偶爾出國居住一段時間。這些成功的企業家都是在蘇州打拼起來的，而且一般到發家時已經人到中年了，他們既不會英語，也不可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環境。」趙強說。這些客戶無一例外都會問，哪個國家最好辦?哪個國家沒有語言要求，也不用去坐「移民監」?

趙強坦言，對他們來說，錢不是問題，他們最希望的是把費用交給移民中介以後，越省心越好。比如一度以地域遼闊、風景優美頗受國內人關注的紐西蘭，因為對投資移民有較高的英語能力要求，因此並不受富豪們的歡迎。「你讓這些企業家去考雅思，怎麼可能呢?」而辦理時間短、稅收政策寬的新加坡就很受他們關注。

現在，很多國家都意識到中國富豪的實力，非常願意吸引國內的商業精英前去投資。加拿大最近剛剛調高了投資移民的門檻，移民投資金額由40萬加元增至80萬加元,申請人家庭總資產要求也從80萬加元倍增至160萬加元。

然而有投資移民念頭的蘇州富豪對此毫不在意，因為對這些人來說，80萬加元和160萬加元的差別並不大。

「黑土」流失的尷尬

近日，看到中國工程院院士瀋國舫對東北黑土流失的擔心，突然想到，近年中國大量富豪和精英的移民，不也是一種「黑土」的流失嗎?

一邊是對中國富人「一富就跑」的追問，另一邊不少人開始擔心社會精英和財富的雙重流失。深究移民背後的根源，有人將其歸結為制度、法律以及人人敬畏的公權力。

由於掌握著國內大量資源和財富，富豪移民所引發的財富和人才流失之憂，更將富豪推向了輿論的漩渦之中，甚至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

因為富裕，讓富人有游離於制度之外的可能;有移民國外做後路，富人就有可能會為攫利而無所不用其極，因為自己傷害的只是「別人的國家」;而移民國外之後，富人非但無損在國內攫利反而還有外賓優惠，又何樂而不為?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從眾暗示作用的惡性循環。

在擔心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思考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富裕階層，在國內生活無憂，卻為什麼選擇集體「逃離」他國?富豪移民現象湧動的背後的社會背景是什麼?

在富豪移民的所有理由中，與鄺雲、劉建一樣，大多數富豪都將子女教育問題作為移民的第一原因。

更有分析認為，中國富豪的公眾形象向來不佳，「無商不姦」、「為富不仁」更一度成為富豪的代名詞。黃光裕案件再一次將「企業家原罪」提升到了一個高度。公眾多相信，中國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稅漏稅的。富豪們對自己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擔憂也是促使他們紛紛選擇「外逃」的理由之一。

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公眾隨時可以揮向富豪們的道德輿論大棒，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在中國富豪們的頭上。在多數受訪者中，擔心被「均富」和缺乏社會安全感，是他們內心繃緊的一根弦。

在富豪們擔心不安全、仇富心理和教育制度的時候，也反映了國內社會的種種不和諧，以及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生活安全感的缺失。

尷尬的不只是富豪，更令人尷尬的是，中國富豪們可以榮登福布斯富豪榜，卻在故鄉找不到適合自己扎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