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的一生「我這輩子幹的最缺德事 」(圖)

「文革」前,同學們在私下相互交談中,也都特鄙視向老師告密的人,雖然背地裏有人幹過這事,但在公開場合,告密總還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只要對方是反革命、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對待。檢舉揭發階級敵人受到鼓勵,告密也成了政治覺悟高的表現。那時候一切行為只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因為革命至高無上。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因為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麼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裡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名聲。

無論團幹部怎麼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團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裡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當週末,宿舍裡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 「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蠍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面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麼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對自己的經歷,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很少說。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對他總保持著戒備之心。

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為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小虧,別人沾他點便宜,從不計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還是要受外表影響。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著一綹小鬍子,又是個三角眼,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只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說。他卻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麼書用不著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兇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卻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週寫一次思想匯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為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面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裡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麼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錯,享受著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裏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週末他回家了。宿舍裡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面放著一本日記。出於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結果大吃一驚。他的日記裡充滿了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麼「現在烏雲籠罩著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

好反動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佈」。

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說:「絕對是反動日記。」

我問:「怎麼辦?報告工作組?」

「對。」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為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

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裡抓了回來,單獨禁閉。並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蔑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

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終日埋頭寫檢查交待。剛開始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裡,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回學校。

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

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流浪美國期間,倍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

可能由於他住在門頭溝煤礦,班裡多數同學內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學三年,住同一個宿舍,吃同一個食堂。儘管他對我不錯,數次為我說話,我卻用兩面派的手段對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氣氣,騙取著他的好感,內心卻對他小心防範。

就因為他留著小鬍子、三角眼、梳大背頭,外表像個壞蛋;就因為他大罵過女的,可能跟女的有過什麼事;就因為他對自己的出身躲躲閃閃不說。

啊,宋爾仁看錯了我。我不像他想像得那麼襟懷坦白,我一直對他笑裡藏刀,起碼內心深處對他的戒備就偽裝得讓他感覺不到。所以「文革」開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記後就毫不猶豫地交給了工作組。自以為這是革?命行動,自以為自己站穩了革命立場,自以為自己揪出了一個反革命的敵人。

同學任道昂說我踩著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面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經不在人世。

據同學說他大約1968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幹過餵豬、種菜、採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麼朋友。大約1974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煙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年因為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幹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

特寫在此處,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諒。

(馬波,又名老鬼,作家楊沫的兒子,自由寫作者。1947年生於河北阜平,1968年從北京47中畢業,去內蒙古錫盟西烏旗插隊,1976年到山西大同礦機廠當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82年後在文藝出版社、法制日報任編輯。1989年應邀赴美國布朗大學當訪問學者,著《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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