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刊文回憶趙紫陽
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今年第七期發表四川原省委書記楊汝岱的文章《中國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其中講到趙紫陽主持省委工作時如何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力，使四川人民享受到改革的初步成果。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輿論關注。一些媒體的關注點並不在「四川探索」的意義，他們專注於「趙紫陽」的出現。趙的名字被多年封閉，今天忽然在刊物上露面，這一信息在中國的現實中具有何等價值，這是觀察者需要破解的問題。香港《明報》認為，「中國大陸媒體罕見地介紹趙紫陽，疑是要對其重新評價。」路透社說，讚揚趙紫陽功績的文章悄然在中國國內刊物上發表，應被視為重新評價趙紫陽的一種努力和試探。當局真的要借用楊汝岱此文進行「試探」，看看重新評價趙紫陽會有怎樣反應嗎？
人們或許並未深思重新評價趙紫陽的全部含義。1989年那場運動中，趙紫陽被定性為「支持動亂與分裂黨」，重新評價意味著撤銷這些誣蔑不實的罪名，恢復趙紫陽當年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正當性，洗雪趙紫陽長期遭受的不白之冤，今後人們可以正常地對他表示敬仰和尊重而不會受到公安部門的騷擾。這些當然是重新評價的必然結果，但是並不僅限於此。趙的那一段經歷並不是單純的個人遭遇，他只是那段歷史的構成因素之一，圍繞該事件尚有眾多歷史因素在起作用，一系列不可分割的各種力量的博弈才組合成1989年那段社會史實。因此，重新評價趙紫陽必然引發對當時有影響力的各種社會因素的重新認識，包括要求正確認識1989年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要求深刻分析1989年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的作用，要求揭穿1989年調動數十萬大軍圍堵首都的陰謀，要求追究1989年悍然下令屠城的政治責任。這些都是重新評價趙紫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必然要涉及的、不可迴避的。所謂「重新評價」就是要求否定被中共宣傳部門長期歪曲和篡改的那段歷史記錄，還當時的歷史以真相。這樣大的翻牌動作，是目前的胡錦濤當局可以接受並願意付諸實施的嗎？
對待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共高層在戰略選擇上有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區別，主要表現為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政治分歧，結果是強硬派佔上峰，溫和派被擊垮。重新評價趙紫陽，必然要求重新回顧當年的鄧、趙分歧，重新認識鄧、趙對那場民主運動的不同方略。這樣，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野蠻專制的本質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開明路線的原貌就會曝光。當年，鄧小平以普通黨員身份霸佔中央軍委主席職位，以軍脅黨；鄧小平以非法形式罷黜兩位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又違法軟禁趙紫陽；鄧小平擅自召開黨政軍秘密會議，決定罷黜趙紫陽，抬出江澤民，首都戒嚴，「準備流點血」；鄧小平暗地與中共一些元老串聯，將秘密調遣軍隊、準備清場情況向他們通報。這些都是背棄黨規黨法的舉措，這就是暴力極權統治。暴力極權是中共維持政權存在的正統方式，歷屆中共最高領袖均奉之為不可移易的圭臬。有什麼根據可以確信目前的胡錦濤當局願意一反常態，將1989年鄧小平的暴力極權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大眾指斥和唾棄呢？
「六四」屠殺是中共暴力統治的自我擴張，這一屠殺使中共主政的任何意義的合法性徹底斷失。請想：對待不滿於自己治理的群眾竟然施以機槍掃射、坦克碾壓，這樣的權力組織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性，它的合法性在哪裡？「六四」屠殺事實上將中共推上一條難以折返的絕路。任何談及「六四」、接觸「六四」的話題都會展示中共業已徹底喪失民眾的信任，除非徹底認輸，改弦更張，中共沒有其他辦法走出這條絕路。這種狀態使權力者對「六四」產生莫大的恐懼。任何微弱的有關「六四」的風聲都會使權力者震顫不已，絞盡腦汁以求擺脫這種困境。由於恐懼，因而希望民眾忘掉「六四」，不提「六四」，把「六四」從記憶中抹掉，把「六四」從歷史上勾銷。他們也明白，這筆債務躲不掉，甩不開，既無法面對，又無法迴避，只得閉目塞聽，裝聾作啞。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當局有什麼膽量啟動重新評價趙紫陽的閘門，讓沖絕中共合法性的洪水一滾而下？
有人認為：胡錦濤本人與「六四」血案沒有直接瓜葛，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應該比較超脫，由他組織重新評價趙紫陽、為「六四」平反的工作比較適宜，甚至還作出樂觀推斷：胡氏完成這項任務，可獲諾貝爾和平獎，為共產黨增光添彩。可惜，這個良好願望只是主觀設想，並沒有客觀的現實性。胡錦濤作為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當然擁有相應的權力，也有相應的經濟實力，但是，他並不能像毛、鄧那樣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像江澤民那樣揮撒權力，他在黨內必須兼顧左右，不忘平衡，對軍隊則必須適當放縱，不可收攏。這樣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在理政時謹小慎微、左觀右望是必然的。他不具備大刀闊斧、銳意創新的自身素質與客觀條件。保守的、屈從的施政方針是他的慣伎：嚴厲鎮壓社會抗爭，大力約束政治異見，放鬆社會腐敗潰爛，允許地方勢力蔓延，這些都能得到黨內、軍內不同程度的支持。特別是，對1989年民運人士依然採取敵視態度，民運人士不得回國探親、居住，還不惜花費力量對民運人士分化瓦解，這些方面黨內、軍內有著高度共識。胡錦濤只能遵守這種共識，違反這種共識會使他的權力遭到質疑。這樣的權力制衡狀態怎麼可能允許胡錦濤忽然異想天開而重新評價趙紫陽、為「六四」平反呢？
《列子·說符》中疑鄰竊斧的寓言很有意義。有失斧者，懷疑鄰人之子偷了斧子，這一信號在他腦子不斷擴大，視鄰人之子的表情、動態、一言一行，「無為而不竊斧也」。他的神經系統的感知能力失去應有的規範而扭曲和固化，乃至不斷積累的鄰人之子的竊斧依據都是虛幻的、失實的。找到斧子後，「他日復見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斧者」，這才明白鄰人之子前後並無變化，蓋失斧者「有所囿也」。如果讀者細讀楊汝岱的《中國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就會認識到該文只是介紹趙紫陽在四川從事經濟改革、主要是農村經濟改革的業績，與鄧、趙之間後來的政治分野毫不搭界。而該文的「趙紫陽」三個字卻在某些媒體那裡成了所失之斧，於是演繹為中共當局有意借這把斧子試探鄰人之子有何反應，無中生有的「重新評價趙紫陽」的揣測就是這樣推出的。媒體當然需要敏感，以捕捉人們容易忽略的社會信息，提請讀者注意，但是，過度的敏感，捉風捕影式的則誤矣。
關於楊汝岱的文章，《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只是發表一篇講事實的文章，而且不是按重點文章的規格發表的，談不上像外界所說的是重新評價趙紫陽的一種努力和試探。「跟那些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沒有關係」，「我們是從一個歷史雜誌正確地面對歷史，講清歷史真相。至於更大的意圖，我們還沒有這個意圖，這個想法。」他著重指出：「放開談，評論趙紫陽政治上的一些功過，現在還不是時候，譬如六四的問題現在還不是時候。」楊副社長這個澄清很有必要，因為「重新評價趙紫陽」的推測很容易在讀者群中造成誤解。
（20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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