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工會」與「父權」(圖)
富士康事件發生引發社會關注
富士康事件發生,不能說官方不重視。後者在工人跳樓至兩位數後,派出了工作組南下。顯然由於這一政治壓力,資方半個月內兩次宣布給勞方加薪,幅度之大,輿論熱議。而我關注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工會,在此次勞資衝突中為什麼始終缺席?
富士康高層人士與《財經》記者交流時,表達如下感受:「有些時候,我們感覺記者們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業,跟我們談工會問題和集體談判。在全中國,所謂工會的真實狀況是什麼樣的你們不清楚嗎?難道富士康的做法,和絕大多數企業一樣,就不能理解嗎?」
當然能理解。和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一樣,這家企業不是沒有工會,但工會主席是跟隨總裁多年的秘書、總裁辦公室主任。工會經費也全部來自企業利潤,而無員工的會費。要指望如此工會能出席勞方與資方的談判,確實如指望外星人空降一樣虛妄。
學者去當地散發調查問卷,問工人如何提高農民工的地位?後者回答令學者驚訝:第一項是「政府應該給予公平的公共福利」,第二項「嚴格執行勞動法」,第三項「選出更多的農民工人大代表」,第四項「取消戶籍制度」,第五項「媒體關注」。而組織自己的工會,則始終沒有在其中出現。看來勞方本身對工會缺席也已習慣,以致遺忘。
這倒不必驚訝。工人的指望第一是政府,第二還是政府,是政府執行它頒布的《勞動法》。他們是在祈求政府扮演「父權保護」,一旦出手,就不要撤離,而是長期駐守,經常性「在場」。這不是階級覺悟不高,而是「中國模式」下,工會始終缺席,勞動者在給定條件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可以理解的。
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臨時出手」是否能變為「可持續發展」?即「父權保護」再不撤離,變為「經常性在場」?回答不樂觀。須知「中國模式」之秘密,是以超國民待遇予資方,以低人權待遇對勞方,一「高」一「低」,如此「勞、資」,才創造出洋人熱羨的「崛起奇蹟」,甚至有英國學者渴望全世界要讓「中國來統治」。一旦改變「高」「低」配置,「中國模式」將逐漸萎縮,甚至轟然傾塌。富士康在半個月內兩次加薪,資方已經流露出不堪重負,撤資回臺或去它國的跡象。這是「父權」不願看見的前景,因此,指望中國的「父權」為中國的「勞方」爭利,變「臨時出手」為「經常性在場」,除非放棄「中國模式」,在邏輯上幾為不可能。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放棄邏輯,不論「中國模式「是否傾塌,假設「父權保護」取工會而代之,始終「在場」,從此變「親資」為「親勞」,真成「可持續發展」。如此假設,前景又如何?回答依然不樂觀。
能夠與中國目前狀況相比的另一個國家,不是英國,不是美國,而是十九世紀後半葉德意志俾斯麥帝國。俾斯麥的另一面,是「鐵血父權」。他在位時嚴禁社會民主黨及工會活動,卻代行其職責,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俾斯麥執政名言是:趁社會民主黨下河洗澡,我們抱走並穿上他們的衣服。德國工人感激涕零,認同「父權保護」,放棄階級覺悟,史稱「王朝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再不「跳樓」,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穿上軍裝,「特別能戰鬥」。這個「王朝社會主義」還能「可持續發展」,一戰失敗,二戰「崛起」,被希特勒發展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黨全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並不虛假,「父權保護」下,工會是被禁止了,但工人的福利卻是增長了。德國工人不跳樓,二度穿軍裝,還是「特別能戰鬥」。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王朝社會主義」發展為「國家社會主義」,有誰希望在中國重演?因此,儘管這是非邏輯的假設,我還是希望能截止這一「可持續發展」。遏止工人「跳樓」的正確做法是,「父權」及時退出,退到一邊去做糾察,還工人以成立自己工會的自由,一旦勞資有糾紛,讓工會代表勞動者集體,自己去談判,而不是「父權」代行,「抱走並穿上他們的衣服」。後者即使成「模式」,那也是短期之「崛起」,長期之「災難」,不僅是本民族的「災難」,還是全人類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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