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激烈的抗議與加薪，不利於工人自身，會讓農民工推動工作機會，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脹。
這個判斷失之偏頗，用有選擇的事實掩蓋了真相。
表面看來，工人加薪有可能導致通脹與失業。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勞動力成本上升而生產效率未能隨之上升，企業主將用機器替代人力；第二，如果工人工資上升而社會財富未能上升，政府只有發鈔貶值填補漏洞。
只強調上述事實，會讓我們進入血汗工廠是中國經濟所必須、對中國有益無害的死結，我們必須看到事實背後的真相。真相是，從2000年以後，中國家庭儲蓄與消費佔GDP的比例大規模下降，大多數資源在政府與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手中，只有政府與大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時，中國的通貨膨脹才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農民工的低收入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大規模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的腳步。
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嚴重的通脹，與大型企業轉型、央企增發貨幣有關，而與工人加薪扯不上關係。根據鄒至莊先生的測算，1985~1988年持續快速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導致了1989年嚴重的通脹。當時正值中國國有企業處於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從撥改貸開始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將企業推向市場，同時也開啟了銀行不斷向大型企業輸血的閘門。簡言之，通脹首先是央行發鈔稀釋幣值，推動物價上升，才引發加薪效應。由於2009年為挽救經濟增長率，央行再次大量發放貨幣，如果連續數年維持2009年的貨幣發行量，即使農民工工資一分錢也不加，仍然會面臨嚴重通脹的惡果。
中國農民工不僅不是通脹的罪魁，反而是通脹的阻燃劑。中國農民工的工資一直在維持溫飽的水準線上徘徊。根據黃亞生教授和《南方都市報》、中山大學2009年共同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脹因素，深圳農民工的工資只增長了9.5%。還有一些調查顯示，扣除通脹因素，在廣東一些地方的農民工工資15年中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而同期中國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農民工工資與農民收入與體制內工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上述現象的直接後果是，農民工延長工時成為活的工廠零部件，同時進行恐慌性儲蓄，廣東農民工的儲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農民工的兩大消費是孩子教育與老家蓋房，他們花費借讀費卻無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雖然在城市定居十年以上，卻只能在老家蓋房求得保障，農民工固定、世襲的農村身份從根本上抑制了中國大規模擴張內需的戰略決策。
正是農民工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抑制了中國的通脹，低薪與產能過剩是維持產品低價的利器，而不是相反，把通脹的原因栽到農民工頭上。我們是要繼續維持大量的低價品，還是要產業升級？事實上，目前給農民工加薪是不得已之舉。由於中國產品面臨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人民幣匯率面臨嚴重的升值壓力，繼續用降薪與降低消費的辦法刺激工業生產，此路不通。
中國要跳出低價出口、環境污染、低素質人口的惡性循環，擴大內需、提高薪酬、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是必由之路。根據一項研究，在最初的農民工轉移紅利過去之後，農民工的生產效率無法與具有專業素質的工人相比，中國的中小製造企業遭遇瓶頸無法升級與此有關。可以預料，維持僅夠溫飽的低薪，將形成貧困與低素質人口的代際傳遞效應，中國就不可能形成大批具有專業素質的勞動者，也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的工業國家。
中國大型企業獲得了大多數資源，並未提高生產效率讓中國擺脫通脹威脅，事實恰恰相反，央行每次放鬆貨幣都與拯救大型企業的盈利、降低銀行的壞帳率密不可分。從核銷國企虧損、剝離銀行壞帳，數萬億之巨，都由納稅人買單。
中國世界車間地位由中小企業主與低薪工人共同奠定，從世界車間到世界工廠需要更加公平的市場化，需要大批有專業素質的勞動力，每年壯觀的農民工移動隊伍是巨大的隱性危機，那是缺少社會保障、在工廠沒有得到太多專業培訓、艱難在城市掙扎、擺脫農村束縛的一群人。前三十年的低薪發展模式，已經難以持續，遲改不如早改，被動改革不如主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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