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將推出《李鵬「六四」日記》。
6年前就聽說李鵬寫了本有關「六四」的回憶錄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現任領導人阻止。這次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據香港新世紀出版社負責人鮑樸說是他從一個秘密渠道獲得的；經過他和其他專家的研究，相信這確實是李鵬所寫，當然還未經本人出面證實。
先前，一位朋友說他讀過李鵬日記，其中最狠的一句話是，鄧小平講：「鎮壓就鎮壓，我負責。」幾天前，我從網上得到了《李鵬「六四」日記》這本書的電子文本，發現裡面並沒有這句話，不過有下面一段話。5月17日鄧家開常委會時，鄧小平說：「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辦法是戒嚴……戒嚴是我的主意，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來打倒，我自己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賬上。」另外，《李鵬「六四」日記》還寫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場方案也是鄧小平批准才實施的。這些記敘再次證實，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
《李鵬「六四」日記》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重要信息。這裡我只講一件事，那就是6月1日的國務院座談會。這件事，張良的《中國「六四」真相》，張萬舒的《歷史的大爆炸》和趙紫陽的錄音回憶《改革歷程》都不曾提及。
6 月1日，李鵬「在國務院召開北京高校校長、知識界代表、教授專家共37人參加的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李鐵映、羅干、王忍之、杜潤書、何東昌、曾建徽、汪家璆、吳文昌等同志」。會上，國務院工作人員宣讀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十條政策》，請與會者發表意見。李鵬在書中有選擇地引用了一部分與會者的發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長吳樹青，北大教授趙光武，社科院學者何新、劉大年等。從這些發言者的名字我們可以推斷，李鵬邀請與會的學者專家基本上都是他還比較信得過的人，其中絕對沒有被認為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智囊，也絕對沒有那些積極支持學運、後來被打成「動亂精英」的知識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條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把參加學潮的廣大學生和利用學潮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相區分，對廣大學生以及不明真相參加過支持學潮的各界民眾寬大處理，不予追究，對極少數製造動亂的人要徹底揭露，嚴加制裁。
李鵬寫道：「我主持召開這一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宣布對學生實行寬大處理的政策，想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門廣場’做最後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談會中，有的發言主張對學生要寬大一點，有的發言主張更嚴一點，有的認為目前發表這樣一個文件不是時機。還有人擔心學生不接受，因為現在不是政府是否寬大學生的問題，而是學生能否寬大政府的問題。會議以無結果而散，黨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敗。」
從這段記敘我們可以看出，儘管有李鵬親自出馬，有李鐵映、羅干、何東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鎮，請來的還都是他們比較信得過的學者專家，到頭來仍然無法讓多數與會者贊同當局提出的所謂對學生寬大處理的十條政策。可見當局的立場和民心有多大的距離。
李鵬說黨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最後努力」遭到失敗，那究竟是敗在誰手裡呢？十條政策還沒來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謂「不明真相」 的民眾的抵制；座談會根本沒有自由化知識份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麼「動亂精英」的破壞；出席座談會的官員都是李鵬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趙紫陽一派的阻撓。另外，這是一場關門會議，所以更怪不著「境外敵對勢力」。按說當局要宣布十條政策，並不需要這些大學校長和學者專家批准。李鵬召開座談會的目的本來就是想試探水溫，偽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連在他挑選出來的學者專家那裡都通不過。李鵬寫下這件事，無非是想說明他們本來還是想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動用武力實在是迫不得已。實際上那倒從反面告訴我們，他們已經人心喪盡，他們的立場甚至在他們自己挑選和邀請來的學者專家那裡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他們後來動用武力完全是圖窮匕首見，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不可能用任何正當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維持他們的專制統治，唯有鎮壓，唯有屠殺。
還須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六四屠殺絕不是出於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需要，因為就連多數與會者都不認為政府已經沒有退讓的餘地，一退讓就會使全國陷入文革式的動亂，否則他們就會全力支持李鵬的政策了。由此可見，六四屠殺是為了、也僅僅是為了維護一個人心喪盡的專制政權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從《李鵬「六四」日記》裡得出的合乎邏輯的結論。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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