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波:我可愛的中國

有人問我:為什麼總是喜歡批評政府,從來就沒有見過你寫政府半句好話的文章。還有人罵我是憤青,看了我的照片後,知道我不「青春」了,就加一句:老憤青。我沒時間搞「文化革命大辯論」,就只好自個兒偷偷地悶笑,苦笑。政府倘然有做的比較好的地方,比如汶川地震期間強有力地組織全國人民支援災區,這事兒,整個主流、非主流媒體都會鼓足了腮幫子去宣傳,還需要我去鸚鵡學舌,多說一句漂亮好聽的話嗎?共產黨打下了江山,將似乎隨時都會餓死的勞苦大眾從萬惡的舊社會解放了出來,這一豐功偉績——執政黨帶著從嬰孩長大的孩子們一起歌唱,都宣傳了60多年了。

至於建政十多年後,餓死了三千萬活口,即使怨「自然災害」,也不許深究。領導一聲令下:寧肯餓死也不要外援;民兵端著槍把守在各條路口,不許災民逃荒。整村整村的人餓死在了村子裡,罪孽啊!我可愛的中國,遭受的罪孽太多了,我一個躺在被窩裡,掰著指頭數不清。淚眼潸然——一場「反右」,有幾個「知識份子」好好的活了下來?緊跟著一場文革,國家折騰的就像是丟入了火堆的書卷書生一樣,氣息奄奄,幾乎成了白灰。那一年就更窩心窩肺了,殺了孩子還不許祭奠——有這樣的人民政府嗎?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開槍打死了47個學生,傷200餘人,被魯迅先生罵得狗血噴頭,史稱「三一八慘案」,「民國最黑暗的一天」。段長跪於總統府前,大呼: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段政府集體引咎辭職。查辦、下臺,這還不算完:段祺瑞本人後來吃齋念佛,以示真誠的懺悔。到了本朝呢?政府咬緊了牙關蒙和騙,死不悔過。中學語文課本刪除了《紀念劉和珍君》,是什麼人在害怕魯迅先生這篇和著眼淚和血寫成的文字呢?將青年當做二,怕他們展開聯想是嗎?死死地摀住一切罪惡和血漬,這就是我可愛的中國。唉!這悲憫和憂憤:我一個躺在被窩裡,落淚,掰著指頭數到天亮也數不完。

最荒唐、最無恥、最最不要臉的那一年:居然以坦克車和機關鎗對付學生娃。孩子們是在推翻政府嗎?學生娃有能力推翻政府嗎?我不信。我是「過來人」,我的青春、熱血和所有的激情,都被那一年的履帶碾碎、埋葬了。整個中華民族也被打入了苟且失語的恥辱。一「動亂」就開槍,這創造了一個可怕的先例,恐怖的朕兆。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去看:逃不掉後人嚴厲的鞭笞的。歷史的恥辱柱上掛著冤魂呢,後人不會都是二,他們沒有那麼傻,他們不會原諒政府曾經的酷血,以及:我們的冷漠。說到對「今天的影響」,這給了國民以恐懼,而民眾的「恐懼感」,絕非意味著他們內心的順服,這是常識性的經驗,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就從最基本的道義上而言:人人在無形的、有形的鐵絲網下生活,那麼:這個世界還有溫暖和希望嗎?

二十多年了,人民只能在心裏默默地悼念同胞,也算是悼念自己。我說:「作家就是現實世界的詮釋者和反叛者,或許:他永遠沒有滿意。任何時代都有他的反叛者,縱觀歷史的煙雲,我們看到:作家的骨氣尤為重要。」(《星空集》自序)這句話,真的還不是隨便寫寫的。百多年來:不少優秀的中華兒女就是以鮮血踐行了自己崇高的理念。

遇羅克、張志新、林昭——不都是的嗎?我說:只有專制政府才會有普遍地「因言獲罪」的案例。但丁詛咒的教皇時代、文藝復興前黑暗的歐洲中世紀、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酷政時期,都是的。人的生命被擺佈於暴政者的股掌之間,如草芥,你沒有絲毫的思想、言論自由可言——那些傢伙們吹一口氣就能讓一個鮮活的生命完蛋。

這些:和封建帝王社會有什麼兩樣?

我可愛的中國,從來就不缺少仁人志士、也不或缺為民請命的英雄,可是:為什麼他們的命運總是如此地悲慘?為什麼共產黨執政幾十年後又倒回到了從前?答案只有兩條:封建欲孽下的依然獨裁專制;二就是統治者仍然迷信以槍桿子和筆桿子來維繫政權。藉此:來統治和愚弄百姓,苟延殘喘。二者歸一:皆逃不過極權專制下的罪惡。

(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是不能說的,頂多就是找幾個替罪羊隔鞋搔癢般地糊弄一下。大凡有可能涉及到體制合法性的,都是禁區,是絕對不允許批判的。從前的皇帝有「罪己詔」,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對諍言人士和上訪民眾的迫害。早在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不敢看呀。看了揪心!對比一下:最最基本的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天賦人權,本朝實現了幾條呀?不少人悲憤地指出:一條也沒有踐行。至少:建政六十多年了,沒有一條做得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我倒是發現了一條常識性的「真理」:就是大凡一黨專制下的政府,都是口號喊得震天響,將公眾當做二傻子去忽悠的。隔壁的兄弟:北朝鮮這個更加獨裁、暴虐、弔詭的政府,不說了,扎心!不願意當傻瓜的公民不是熱愛國家的好公民,陞官發財就別想了,只是:別被當做異己分子的頭頭,別被請去喝茶、甚至關起來絞死——就算幸運。

回過頭去看看:魯迅時代兩黨相爭,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共產黨是多麼地信誓旦旦呀!「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家苟延殘喘的臺島都民主了,我可愛的中國卻越來越遠離了中共早年宣言所描繪的藍圖美景。嗚呼!我悲哀地斷言:大陸統治者不斷地在失去自我改造的良機,那麼:它注定將失去全體國民的擁戴了。

我可愛的中國,現在是個什麼狀況呢?威權政府以資源掠奪為代價換來的卻是貧富極其惡劣的分化,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左首狂歡,右手寒。被稱之為黑色人物的官僚、奸商、買辦、無良學者登堂入室,荒淫無度;草民、屁民則徘徊在地獄的邊沿。太子黨橫行天下就不說了,這個若展開來談,說多了,真會掉腦袋。撈官撈錢被視為整個社會最高的生存法則——通行證。毒牛奶、地溝油、垃圾有毒食品、躲貓貓……司法腐敗一樁跟著一樁,公民似乎早就可笑、可憐、可悲地成為了政府的敵人。政府呢?躲在後院裡看護著前院,以種種手段壓迫著自己的人民。官官相護、結成秘製的絲網,人民政府反以監視、恐嚇、鎮壓人民為己任。此真乃早年「新華日報」所言——「變態」之景觀呀!

國家媒體依然在不遺餘力地構筑著謊言,就像汶川地震坍塌的危房——被揭露出來的劣質建築材料,整個社會建立在虛幻的繁榮和造假的掩飾中,我可愛的中國,迷失了維持社會運轉最基本的誠實和誠信,「底線」一再地被突破,「底線」在地獄的最底層;對貪慾無止境的豪強大佬而言:是不存在「底線」的。我憂慮的是:這樣的國家,還能夠拿出多少「政績」來取信於民?這樣被戕害了精神信仰的民族,還有多少希望可言?

好比皇帝穿上了新裝,鸚鵡學舌者反能夠進爵發財、出書揚名。本朝余秋雨就是,還有毛時代更惡劣——溜須拍馬光耀至死的郭沫若,多了。就說我這一代人,從文革到現在:看看依然滿天飛獲大獎登廟堂的八股文,噁心不?。泱泱文化大國,不要再去奢望獲得什麼「諾貝爾」獎項,就是稍微嚴肅一點直面現實一點兒的文學作品、影視圖像,不是無法出版發行就是乾脆審核槍斃。「大國文化」——這四個字,配嗎?

汶川地震的捐款被地方政府拿來蓋了政府大院、買了高檔小車,而飢無果腹、寒無敝體的災民,只能被政府鼓勵著去生產自救,絕妙的諷刺啊!悲哉!我可愛的中國被糟踐成了半赤裸著身子搖曳著不得不去賣身的婊子,唉,貞節牌坊早就被主流文化踩在了腳下,蹂躪於心靈窗口佈滿灰塵和傷痕的時代。悲哉!謊言和極度縱欲的蠱惑瀰漫了大地,我可愛的中國恐怕還不如以真實的肉體換取一時榮華的學生妹!
我想對不是富二代、富三代的青年們說:奮鬥吧,任何世界任何的時代都是有機會的;年輕就是機會,就是未來。可是,我明顯的底氣不足。在一個缺失民主和法制的社會,在一個權力裹挾著資本的腌臢暢行無阻、為所欲為的當代,如果個人的奮鬥依然揹負著諸多不公正的枷鎖,那麼:絕大多數的人仰望橫插入青天白日的高樓 ——而他們、我們大眾每一個人則只能永遠生活在窮困和陰霾之中。

嗚呼!「作家就是現實世界的反叛者」。看看我苦難的中國吧!倘然不思徹底的改革,我們還有多少底氣腳踏大地、有多少雄心和氣魄去眺望未來的星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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