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生在百姓心目中從來就是對的

21 年了，我的兒子都已經長成大小夥子了，六四除了從「反革命動亂」到「六四風暴」，再到「六四風波」的漸趨溫和的易名外，遲遲得不到平反，劊子手們還在逍遙法外。鬱悶之餘，決定拿起筆記錄一下當年，以表達對六四學生們的支持。

清楚的記得，1989年六四的時候，我剛剛被醫生確診已經懷孕三個月了，只好每天躲在家裡看電視，瞭解學生們廣場請願的動態。然而，電視裡今天說：「學生遊行是為了慶祝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明天說：「是為了給小平同志問好」，到了後天廣場上已經黑壓壓的坐滿了人，實在掩蓋不住的時候，才報出來了實情：學生們在絕食請願。要不是懷了孕，我說什麼也會到北京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央團書記那張像死豬頭表情一樣的臉令我至今難忘，那些哄騙孩子的話也尤在耳邊：「學生們，停止絕食吧，這樣做對黨和國家是沒有好處的，請相信我們，我們會解決的。」我預感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會太善，同時腦袋裡畫了一個問號：既然能解決，為什麼現在不解決？
1989年6月2日一早到了單位，恰巧聽到同事的朋友，北京某炮兵學院的領導在電話裡對他說：「趕快把你的孩子領回來吧，中央已經決定武力解決了。」中午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對哥哥說了這件事，他毫不猶豫的說：我去一趟！於是，我給他拿了2000元錢，這相當於我一年的基本工資。回到家裡，滿懷心事的入睡了，卻做了一個夢，「夢到昏暗的廣場上，機關鎗吐著火舌，向一群沒有穿衣服的學生們掃去，而我飄在空中，大聲叫著：不要啊，不要啊！一隻大手把我罩住，像槓桿一樣送了回來。」這邊睡夢中的我猛的一下坐了起來，把我的先生也給嚇醒了，他急忙問：怎麼了？我將夢境如實道來，一邊嚶嚶的哭起來：哥還在北京哪。他安慰說：不可能，不可能，還體恤的給我倒了一杯水……。

到了六月六日，街上傳說，有學生包著頭，從北京一路下來，一路演講：軍隊在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了！站在家門口，向遠處望去，看到兩個中等身材，結實的男孩站在停在路邊的大卡車上，激動的向大家講述著。忽然有人報告說：你倆快下來，警察來了！他們兩個急忙下來，朝南邊跑去。警察遠遠的已經看到了他們，逕直朝他們奔去，他們頭也不回的朝前跑，「砰，砰」兩聲槍響，警察朝天鳴槍示警了，兩個孩子傻傻的站在那裡愣住了，警察得意的收起槍，滿以為可以抓到這兩個孩子，卻被兩個騎自行車的工人給攔住了，他們氣憤的指著自己的腦袋說：你們先把我倆殺了再把他們抓走！警察不知如何是好，兩個六四學生趁機在工人的示意下逃走了。

警察不知為何朝我的方向走來，人群緊隨其後。我的身後是牆，躲不開，走不掉。原來，他們每移動一點人群就會跟著，只好站到牆邊，躲開人群，吸根煙休息一下，我成了離他們最近的人，看清了他們手中的武器：一個拿著長桿槍，另一個拿著「小五四」。我不由自主的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吧，就跟你們的頭說，沒抓著，老百姓不讓抓。一個年輕婦女接著我的話說：咱們老百姓哪敢吶？人家剛才那兩個也是學生家長，是出來找他家孩子來了，沒找到，遇上了。兩個大汗淋漓的警察吸完了煙，叫了一輛出租車，卻怎麼也無法把桿槍放進去，因為槍是新發的，他們不會收，折騰了半天才坐上車走了。後來聽說一部分工人上街遊行了，被警察鎮壓下去，抓了二三十人，警察說，只抓頭，別人既往不咎。

到了六月六日的時候，嫂子沉不住氣了，開始詳細的問我哥去北京的經過，媽也惱怒的說：這他要出點啥事，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怎麼活？我則偷偷的躲到屋裡暗自落起淚來。傍晚，將近8點鐘哥才回來，媽氣憤的說：怎麼不說一聲就走，還去了這麼多天？哥狡辯說：妹知道，是她叫我去的。媽見他頂嘴，氣的一邊打他一邊說：你妹讓你去死你也去呀？她只是讓你送錢，也沒讓你呆那麼多天哪？哥後來解釋說，沒有票，搭車到了遵義才上了火車。手中的錢都給撤退回家的學生買車票了。

後來電視裡播出了這樣一個節目，介紹說是有三個學生拿捐款的錢到飯店裡面大吃大喝，桌子上面擺了三騾子碗，說是學生們吃的。我對記者的做法哭笑不得。那些碗即使一個挨一個的擺在桌子上也擺不下，三個學生如果要把這麼多碗裡的東西吃下去，那還不撐死才怪！這不，老闆娘在畫面裡攆記者說：「照什麼照？一大早晨的碗都讓你們給拿走了，誰還不吃飯咋地？」簡單的幾句話，道出了實情，不論記者怎樣造假、譭謗，都改變不了六四學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六四的學生從來就是對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