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應該像一個「派對」

初學英語,看到「Party」這個詞的詞義解釋,除了政黨以外,還有社交聚會的意思,以為不過是個巧合。後來才知道,現代意義的政黨,就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酒吧裡喝酒聊天,也就是臺灣的常用語開「派對」。Party(政黨)就是聚會。它的原意,不是等級森嚴,行蹤詭秘,殺人如麻的會道門,而是輕鬆閑散的俱樂部。從朋友聚會的「派對」演變到領導一切的「黨中央」,其中的過程是很有趣的。搞懂了這個過程,也就明白了我們的後代需要什麼樣的政黨。相信每一個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寧可選擇暢所欲言的俱樂部「派對」,而不是握有生死大權、魔鬼判官一樣的「政黨」。

最初的問題大概還是出在翻譯上。現在有人說外國的東西不適用於中國,只說對了一半。事實上,民國以來,中國流行的全部東西幾乎都是外國的。不適用的的確有,但是一件件分析過來,不是人家的東西有問題,而是引進時的翻譯有問題。翻譯錯了,等於內容錯了,「望文生義」,根本是南轅北轍兩碼事,怎麼會適用呢?隨便舉幾個。比如革命,人家的革命是「巨變」的意思,咱卻認定要推翻政權,還要付出人命;再如民主,人家的意思是「有事好商量」,咱卻變成誰誰當家作主;解放,是自由的意思,咱卻理解為接管。類似的還有很多,政黨也是其中之一。

政黨這個詞是英國人發明的,距今不過三四百年歷史。最有代表的就是有名的「輝格黨」和「托利黨」。這兩個黨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只是把政見相近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對政治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從那以後的西方政黨,一直沿用這個原則,即鬆散的俱樂部形式,進出自由。美國的兩大對立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黨員都容許支持對方的議案,也不做叛黨論處。一般學者把這種政黨稱為原生型模式的政黨。

原生型模式政黨,產生於社會生產力相當發展以後,人們因經濟利益的差距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為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參與政治的需要。政黨大多在體制內產生,先有國家而後有政黨。其任務是爭取選票,而政黨之間的關係通常是和平合法的競爭性關係。政黨的次生型模式,是仿效西方國家政黨方式而組織的。次生型政黨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的體制外產生,依賴於政黨領導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一個新政權,先有政黨而後有國家。次生型模式政黨是原生型政黨的「山寨版」。其中最為「山寨」的中共,在奪取政權以後,就把所有原生型模式政黨的生路堵死了,誰也不准「派對」,一黨獨大。

其中很大的因素在於,由於翻譯的誤差,中國人把Party理解為「黨」,而不是「派對」。「黨」在古漢語裡,意為「集團」「團夥」,起源於古代戶籍單位 「鄉黨」。和黨有關的詞語,多為貶義,如「結黨營私」, 「黨同伐異」,「君子群而不黨」,等等。可是當清末民初,有人把西方政黨「Party」引進中國的時候,一念之差,就把「派對」翻譯成成「團夥」了,於是後人都望文生義。這一差把中國誤導了一百年。

早期西方政黨學家認為,政黨起源於代議制度和選舉制度。在中國,梁啟超鼓吹的政治團體也不是後來孫中山的政黨。20世紀初中國社會勃興改革思潮,民眾和資產階級各派要求變革,呼喚維新。清政府不得已而實行變法新政。當時立憲派組織政治性團體進行立憲宣傳和立憲政治運作,是為了發揮組織的功能與作用,以為個人的言論「不能代輿論而認其價值」,只有團體的輿論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社會輿論,承擔改造政府、教育國民、增長國民政治知識的任務。

孫中山則不同,他是中國「政黨」詞義的首位發明者。孫把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和個人,進行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道德政治劃分,後者就是敵人,必須以無情的暴力予以鎮壓甚至從肉體上消滅。這就成了他組織政黨的目的。由於人被劃分出道德與政治上的三六九等,革命的過程就是革命者消滅反動者的暴力過程,大眾則是革命之後等待改造的對象,革命者由此享有全部權力。在此政治信念上建立的「政黨」,自然是以武裝力量做後盾的「死黨」,冒死奪取政權的非法之徒。

孫的「建黨理論」對後來的中共影響巨大,至今也仍影響著臺灣的國民黨。「黨國不分」,「以黨代國」,政黨掌握國家軍隊,黨產國產互通,用暴力壓制所有不同政見者,追究根源,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人天真以為,只要重尊孫中山,把國民黨請回來,中國就有救了,這是由於沒有認真研究中國近代史,只滿足於表面宣傳的內容,不問實質,而產生的幼稚病。有人會辯護說,那是當時的需要,不如此就不能迅速高效地改造社會。我認為不然。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演化過程,性急不得。否則,學習為了高效,不惜弄出抄襲剽竊;賺錢為了高效,不惜弄出詐騙搶劫。改造社會為了高效,不惜弄出革命政黨。

中共之所以坐大,尾大不掉,成了中國社會肌體的巨大腫瘤,不但吸走幾乎全部的生命營養,還不能隨便觸動,不然就危及整體,這只不過由前人一時的翻譯錯誤所致。現在應該「撥亂反正」,把詞義重新顛倒回來,以便讓腫瘤漸漸消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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