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臉識別數據統一整合的「全景式畫像」工程。（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6年5月26日訊】一、中國打造新型高科技警務系統，監視在華外國人的一舉一動
5月19日，獨立記者兼網路安全研究員NetAskari在其Substack專欄上發表了一篇系列調查報導的第一篇。作者稱自己「獨家獲得了一個專門為外國人開發的監控系統網頁前端原型」，用戶為張家口市公安局。文章表示，該網頁原型揭示了中國近年來不斷推進的數據融合型監控體系：從傳統攝像頭監控，逐漸擴展為將簽證、酒店、手機、交通、消費與人臉識別數據統一整合的「全景式畫像」工程。
報導稱，這一系統與中國近年來持續推進的「雪亮工程」密切相關。過去，外界對於中國監控體系的印象，多停留在遍佈街頭的攝像頭與人臉識別設備，但NetAskari指出，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單一監控設備，而是「數據縫合」能力本身。文章稱，該系統能夠「實時處理來自儘可能多感測器的數據」，並將個人的物理位置、社交關係、出行軌跡和消費習慣整合成所謂的「全息檔案（holographic profile）」。
報導中最引發關注的是，系統中的數據包含大量真實的外國記者與在華人士信息。NetAskari表示，他在測試平臺中看到了包括護照照片、簽證信息、手機號碼、生日以及行動軌跡等內容，甚至還發現了自己的完整資料。「令人意外的不是被監控，而是進入這個系統竟然如此容易。」他寫道。
文章特別提到，這套系統並不只是簡單記錄某人「出現在哪裡」。例如，當目標對象搭乘高鐵時，系統不僅能識別其是否進入張家口，還會精確記錄「車廂號與座位號」；若對象進入滑雪場，人臉識別閘機拍攝的照片也會自動同步進入追蹤資料庫。系統甚至會記錄加油、購物頻率，以及是否經常出現在「信訪區域」等細節。
NetAskari認為，這種監控邏輯已經超越了傳統「治安管理」的範疇，而更接近一種預測性治理。報導中引用系統設計概念稱，其目標是建立「整體人員檔案」，通過不同資料庫之間的交叉分析，識別所謂「異常行為」與「高風險人員」。在曝光的後臺界面中，一些人員甚至被直接標記為「重點人員」「涉毒」「高危」等分類標籤。
報導還指出，這些系統雖然部分只是「演示版」或開發中的項目，但其結構與中國公安系統近年來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近年來，中國持續推動「雪亮工程」「天網工程」等國家級監控計畫，並將酒店登記、出入境、手機號實名制、移動支付與視頻監控等數據統一接入公安平臺。相關研究顯示，中國已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公共監控網路之一。
文章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部分原型系統竟部署在美國伺服器上。NetAskari推測，這可能是中國開發者或外包團隊在測試階段留下的公網入口，也可能是學生競賽或商業演示項目遺留的「半成品」。但正因為這些疏忽，外界才得以一窺中國數字監控體系的內部邏輯。正如報導所寫：「這些被遺忘的後臺，反而成為理解中國監控架構最透明的窗口。」
對於長期在中國工作的外國記者與研究者而言，報導中的很多內容並不完全令人震驚。外媒長期以來已多次報導中國利用簽證、酒店登記、人臉識別與手機數據追蹤外國記者活動。新疆地區更被視為此類技術的「實驗場」。不過，NetAskari的調查仍然提供了一個視角：它展示的並非抽象意義上的「數字威權」，而是一個正在成形的現實系統——它試圖把每個人的移動軌跡、消費習慣、社交關係乃至日常行為，全部納入同一塊屏幕之中。
最後，NetAskari寫道：「儘管網路監控和控制在中國境內外都在不斷增長，現實世界中的類似現象也同樣如此。在這種潛在的世界觀邏輯下，人類被簡化為數字、模式和向量運算，成為可以根據需要進行控制、塑造和脅迫的‘數據海洋’。」
二、流水線上的寫作者：中國「工人文學」的再度回歸
中華書評(CHINA Books Review)近日刊發文章《工人文學的復興》，將中國近年來興起的「勞動者文學」視為一種重新理解中國社會現實的重要窗口。文章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貧富差距擴大以及零工經濟迅速擴張，越來越多中國讀者開始關注底層勞動者的真實處境，而曾被視為邊緣題材的「工人文學」，也重新回到公共視野。
文章認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間經歷了財富快速積累，但與此同時，「數億中國工薪階層卻只能勉強餬口」。研究者發現，相較於2004年至2014年間人們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到了2023年，「機會不均」和「不公平的經濟制度」已成為受訪者解釋貧困的主要原因。公眾開始意識到，「生活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現實」。
文中，作者提到了多本由中國工人階級撰寫的、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小說、非小說和詩歌，比如《趕時間的人》（2023）、《我的母親做保潔》（2023）、《我在上海開出租》（2024）和《在工廠夢不到工廠》（2025）。
報導重點介紹了兩部近期被翻譯成英文的作品——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包裹》與肖海的《深圳南流記》。文章稱，這類作品之所以受到關注，一方面源於疫情期間快遞員、外賣員等勞動者「維持了國家的運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中產階層對自身處境的不安：「他們閱讀底層階級的經歷，一方面是為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瞭解如果失去社會地位會發生什麼。」
在《我在北京送包裹》中，胡安焉以近乎冷靜的口吻記錄自己在物流倉庫、快遞站點工作的經歷。文章摘引他在北京入職快遞公司的過程：體檢、填表、身份核查與國慶期間拖延不止的行政程序，讓他不斷被告知「明天再來」。最終，即便入職成功，「倉庫裡已經沒有電動三輪車給他用了」。
胡安焉還詳細計算過自己的勞動價值：「他用日均工資除以工作日分鐘數，算出每分鐘收入0.5元。」由於送一個包裹平均僅賺2元，他不得不「每四分鐘送完一個包裹，否則就會虧本」。文章寫道，「上廁所也成了要花錢的事」，「顧客一句不經意的‘明天再送吧？’也會讓他背上債務」。
相比之下，肖海的《南方漂泊》則更具情緒張力。15歲的肖海為了讓弟弟繼續上學，主動放棄高中，前往深圳工廠打工。他寫道：「我人生的新篇章開始了，我從一個15歲的懵懂少年變成了一個30多歲、飽經世故的男人。」
文章特別保留了肖海關於外來務工者遭遇的一個案例：2006年，他在深圳上完夜班後，因為無法出示暫住證，被警察塞進麵包車，要求繳納300元罰款或賄賂。害怕被送去強制勞動的小海最終逃出派出所，躲進竹林。多年後，他仍記得警方如何把外來工視作「行走的現金庫」。
報導認為，這類工人文學與毛時代強調「勞動光榮」的官方敘事已經截然不同。今天的勞動者作家「表達著無力感、邊緣化和孤立感」，許多作品只能通過網路傳播，並隨時面臨刪除風險。文章提到，北京保姆範雨素曾因講述照顧富豪私生子的經歷而爆紅，但「原文很快就消失了」。
文章最後指出，中國經濟雖然仍保持龐大規模，但其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農民工長期低薪勞動之上。「中國依靠數億像胡安焉和肖海這樣的人運轉，但他們所獲得的財富卻微乎其微。」
作為結尾，作者提及央視與美團曾聯合推出一部宣傳短片，講述女騎手「阿蘭」在大理自由送餐、追逐攝影夢想的故事。但公眾普遍認為這種描繪嚴重脫離現實，最終央視不得不刪除視頻。文章藉此指出，官方敘事與勞動者真實處境之間的裂縫，正是工人文學重新受到關注的重要原因。
三、大赦國際：全球死刑執行人數創44年來最高記錄，中國、伊朗最多
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於5月19日發布了年度報告，指出全球已知死刑執行人數在2025年大幅攀升，達到198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報告統計，全球至少有2707人被執行死刑，較2024年的1518人增加78%。儘管實際數字很可能更高——尤其是中國、朝鮮與越南等長期將死刑數據列為國家機密的國家——這一數字仍足以顯示，死刑正在一些國家重新被當作政治威懾與社會控制工具。
報告指出，全球執行死刑的國家總數仍維持在17個，處於歷史低位，但少數國家的「集中式執行」卻推動整體數字急劇上漲。其中，伊朗一國就佔據了全球已知死刑總數的近八成。根據特赦國際統計，在2025年中東局勢升級後，伊朗在2025年內至少執行了2159人，較前一年的972人大幅翻倍，創下該組織自1981年以來對伊朗的最高記錄。
與此同時，沙烏地阿拉伯也刷新本國記錄，至少對356人執行了死刑；美國則執行47人，為16年來最高。新加坡、科威特與埃及等國的數字也明顯上升。報告尤其批評部分國家繼續對毒品犯罪適用死刑。根據統計，全球接近一半的已知處決與毒品犯罪有關，而這類案件「不符合國際法所要求的‘最嚴重罪行’標準」。
報告稱，儘管如此，中國仍被認為是全球最大的死刑執行國，但由於官方長期嚴格保密，外界無法獲知準確數字。特赦國際指出，「中國的死刑數字仍然是一個巨大未知數（a great unknown）」，但依據長期監測，外界普遍相信中國每年執行人數仍達「數以千計」。報告認為，中國官方近年來持續將死刑作為維護「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政治訊號。
特赦國際秘書長阿涅絲．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在聲明中表示，這輪數字暴漲「來自少數孤立國家不惜一切代價實施處決」，但與此同時，全球廢除死刑的大趨勢並未逆轉。截至2025年底，已有113個國家完全廢除死刑，而1977年這一數字僅為16個。
報告還記錄了一些「亮點」：歐洲與中亞地區連續多年未出現新的死刑執行；白俄羅斯則首次在盧卡申科執政以來未記錄到新的死刑判決；多個國家繼續維持暫停執行政策。
然而，報告表示，其所揭示的並不僅是死刑數字的上升，更是一種趨勢：當經濟壓力、社會動盪與地緣衝突加劇時，一些國家正在重新依賴「最極端的懲罰」，來展示國家權力的絕對存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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