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应该像一个“派对”

初学英语，看到“Party”这个词的词义解释，除了政党以外，还有社交聚会的意思，以为不过是个巧合。后来才知道，现代意义的政党，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酒吧里喝酒聊天，也就是台湾的常用语开“派对”。Party（政党）就是聚会。它的原意，不是等级森严，行踪诡秘，杀人如麻的会道门，而是轻松闲散的俱乐部。从朋友聚会的“派对”演变到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其中的过程是很有趣的。搞懂了这个过程，也就明白了我们的后代需要什么样的政党。相信每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宁可选择畅所欲言的俱乐部“派对”，而不是握有生死大权、魔鬼判官一样的“政党”。

最初的问题大概还是出在翻译上。现在有人说外国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民国以来，中国流行的全部东西几乎都是外国的。不适用的的确有，但是一件件分析过来，不是人家的东西有问题，而是引进时的翻译有问题。翻译错了，等于内容错了，“望文生义”，根本是南辕北辙两码事，怎么会适用呢？随便举几个。比如革命，人家的革命是“巨变”的意思，咱却认定要推翻政权，还要付出人命；再如民主，人家的意思是“有事好商量”，咱却变成谁谁当家作主；解放，是自由的意思，咱却理解为接管。类似的还有很多，政党也是其中之一。

政党这个词是英国人发明的，距今不过三四百年历史。最有代表的就是有名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党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只是把政见相近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对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从那以后的西方政党，一直沿用这个原则，即松散的俱乐部形式，进出自由。美国的两大对立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党员都容许支持对方的议案，也不做叛党论处。一般学者把这种政党称为原生型模式的政党。

原生型模式政党，产生于社会生产力相当发展以后，人们因经济利益的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参与政治的需要。政党大多在体制内产生，先有国家而后有政党。其任务是争取选票，而政党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和平合法的竞争性关系。政党的次生型模式，是仿效西方国家政党方式而组织的。次生型政党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家的体制外产生，依赖于政党领导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先有政党而后有国家。次生型模式政党是原生型政党的“山寨版”。其中最为“山寨”的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后，就把所有原生型模式政党的生路堵死了，谁也不准“派对”，一党独大。

其中很大的因素在于，由于翻译的误差，中国人把Party理解为“党”，而不是“派对”。“党”在古汉语里，意为“集团”“团伙”，起源于古代户籍单位 “乡党”。和党有关的词语，多为贬义，如“结党营私”， “党同伐异”，“君子群而不党”，等等。可是当清末民初，有人把西方政党“Party”引进中国的时候，一念之差，就把“派对”翻译成成“团伙”了，于是后人都望文生义。这一差把中国误导了一百年。

早期西方政党学家认为，政党起源于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在中国，梁启超鼓吹的政治团体也不是后来孙中山的政党。20世纪初中国社会勃兴改革思潮，民众和资产阶级各派要求变革，呼唤维新。清政府不得已而实行变法新政。当时立宪派组织政治性团体进行立宪宣传和立宪政治运作，是为了发挥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以为个人的言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只有团体的舆论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承担改造政府、教育国民、增长国民政治知识的任务。

孙中山则不同，他是中国“政党”词义的首位发明者。孙把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进行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道德政治划分，后者就是敌人，必须以无情的暴力予以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就成了他组织政党的目的。由于人被划分出道德与政治上的三六九等，革命的过程就是革命者消灭反动者的暴力过程，大众则是革命之后等待改造的对象，革命者由此享有全部权力。在此政治信念上建立的“政党”，自然是以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死党”，冒死夺取政权的非法之徒。

孙的“建党理论”对后来的中共影响巨大，至今也仍影响着台湾的国民党。“党国不分”，“以党代国”，政党掌握国家军队，党产国产互通，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政见者，追究根源，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天真以为，只要重尊孙中山，把国民党请回来，中国就有救了，这是由于没有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只满足于表面宣传的内容，不问实质，而产生的幼稚病。有人会辩护说，那是当时的需要，不如此就不能迅速高效地改造社会。我认为不然。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演化过程，性急不得。否则，学习为了高效，不惜弄出抄袭剽窃；赚钱为了高效，不惜弄出诈骗抢劫。改造社会为了高效，不惜弄出革命政党。

中共之所以坐大，尾大不掉，成了中国社会肌体的巨大肿瘤，不但吸走几乎全部的生命营养，还不能随便触动，不然就危及整体，这只不过由前人一时的翻译错误所致。现在应该“拨乱反正”，把词义重新颠倒回来，以便让肿瘤渐渐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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