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國藩後代的不幸遭遇

曾國藩

上海的許昌路、楊樹浦路、遼陽路、霍山路一帶，從前是個很有名氣的地方，因為清末有一任道臺（相當於上海市長）的家園及其主要企業，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聶緝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鴻章在滬大辦洋務時的得力干將，是晚清上海史上較有作為的一任道臺。在滬期間，他先是受到兩江總督左宗棠的重用，於1882年擔任晚清最大的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會辦（副總經理），繼而又升任總辦（總經理）。在任8年期間適逢中法戰爭爆發，他主動聯絡水陸各軍，以加強上海港的防務，滬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請傅蘭雅等西方技術顧問，大量翻譯西方科技類書籍，仿製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後膛炮及保氏鋼甲軍艦的仿製成功，大大加強了清軍的戰鬥力，保證了前方所需軍火的供應。中法之戰中國獲勝，他的名聲亦為朝廷上下矚目。在他主持下，江南製造局這個「國營大中型企業」還甩掉了連年虧損的帽子，轉虧為盈，他卸任時還盈餘十幾萬兩銀子。

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繼續看好他的才幹，在晚年兩次舉賢不避親，以「才大心細，精幹廉明，為守兼優，局量遠大」等語，向朝廷保奏這位侄女婿。不久，聶緝椝又榮升蘇松太道。至此，從走出湖南衡陽起的14年間，聶緝椝已從一個湖南的幫辦，步步躍升為華洋雜處的上海灘的「黨政軍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謂一路青雲，成為湖南聶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幹」。

當然，從聶家花園裡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外，還有他的妻子曾紀芬（世稱崇德老人。曾國藩的六小姐，聶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子聶雲臺（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恆豐紗廠總經理），六子聶潞生（恆豐紗廠中期總經理），孫子聶光塹（恆豐紗廠後期總經理），四子聶其煒（中國銀行協辦、中孚銀行行長），七子聶其賢（清末湖南武軍司令官、武字黃統領，省防守備隊司令官），女婿瞿宣穎（著名作家、古典文獻研究學者、晚清軍機大臣瞿鴻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科技大學名譽校長、中科院冶金硅酸鹽研究所所長），媳婦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狂風暴雨中的「舊王孫」

全國解放對於聶家這個大家族來說，實在無異於一場狂風暴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無不在深刻地、從各個角落徹底地改變著聶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地位，他們逐漸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

在這場巨變中，聶家有一部分人是積極跟上了社會的步伐的，他們努力改變著過去的自我，以適應新的環境，年輕一代也努力掙脫家庭的思想包袱，積極上進，立志不再為家族接班（公私合營後也無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聶光塹積極經辦了恆豐紗廠的公私合營，合營後改為絲織廠，他隨之從一個棉紡專家而轉為絲織專家，出任經理。廠裡仍有好幾個聶家人「留守」：聶光琦為廠長、聶光堯為福利科長、聶光墉為供銷科長、聶光來是廠裡醫生。其它人如聶光達、連翰安夫婦，是中山大學畜牧獸醫系和園藝系畢業生，此時積極找到市政府，要求「歸隊」工作，參加了新成立的華東農林部的工作。他們一個搞園藝，一個養奶牛，這個「牛倌」後來成了「上海白豬」的「豬司令」。聶崇泗、聶崇實、聶崇訓、聶崇志、聶崇慧、聶崇正、聶崇嘉等先後考入全國名牌大學，個個都是學業尖子，聶崇嘉還考取了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研究生，跟蘇聯專家學習專業知識……

上世紀80年代末，老七房的聶崇立，已在美國芝加哥一所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的碩士學位，他稍有點積蓄，便把老爸老媽聶光堯、楊佩珊接了過去，讓老兩口好好遊覽一下異國風光。他原以為老人出入語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親竟能用流利的英語跟美國人交談，這令他大吃一驚！他在想，是什麼力量使父親把自己「包藏」得如此嚴密，以至於幾十年來，作為兒子竟不能真正瞭解父親！還有—次，孩子們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老掉牙的外國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轉的手搖式唱機，那唱片放出來的是巴赫的《聖母頌》，大家正聽得入神時，父親聶光堯卻止不住淚流滿面地走開了。人們誰也不敢想像，那優美而聖潔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觸痛了他那塵封的往事，誰也講不清，恐怕連他自己也講不清那眼淚裡究竟包含了些什麼。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設計院工作的聶光禹，被單位領導叫進一間會客室，說是政府找他談話。他有些莫名的緊張，坐定後才知來人是法院的幹部。那幹部說：「你們家的恆豐紗廠現在已定為『敵產』，國家決定予以沒收。原先定的定息現已停發，但是你們過去已拿過好幾年定息了，現在要求你們全部退還國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裡人的工作，盡快把已領取的定息還出來。」

聶光禹一聽頭皮都有些發麻，他那時年輕氣盛，不解地問：「我們家是民族資產階級呀！怎麼一下子變成『敵產』了呢？」

陽光下的煉獄

1966年開始的「文革」風暴，對聶氏家族來說，更是一場鋪天蓋地的災難。他們幾乎每戶都被抄過家，最多的被抄過十多次。其實聶家經過1961年的「退還」，已沒有多少存貨了，但人們不相信，你們聶家這麼大的老闆，怎麼會沒有錢？

周仁、聶其壁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東西全都用卡車拉走，家中有字的紙可以說是片紙未留。周仁先生當時已70多歲了，莫名其妙地被指認與什麼「梅花黨」有關係，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療，致使一隻眼睛瞎了；又摔斷了一條腿，也得不到治療，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離審查，於是被關進一間四壁無窗的屋子，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聶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時，造反派發現了一支手槍的皮套子，於是認為發現了重大線索，按那時的邏輯，有了槍套就一定有槍，有第一支槍就定有第二支槍，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準備將來秋後算賬的。於是大動干戈，把家裡人全都隔離起來，不許說話。他們大干了五天，牆頭、地板、樓梯全都翻弄過了，可惜連手槍影子也沒有，但這個家已被捅得千瘡百孔，只差樓板沒有塌掉了。其實那槍套是聶光墉以前玩的小手槍的套子，是買來的，發票、證明俱在。解放之初，政府收繳武器，就上交國家公安部門了，留個套子是做紀念的，誰知竟惹來如此大禍！抄家後工資即停發，只發生活費，每人13元。聶光墉及其一女一子，每月發39元，其妻74元工資只發24元。這種生活水平從1966年一直延續到1972年。

造反派衝進聶光達家的時候，剛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歲的老母親李敬萱拖出來批鬥。

李敬萱是李瀚章（李鴻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開通，知書達理，抗戰前曾隻身帶著8個孩子和四十幾隻箱子去湖南避難，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求海葬，那時她已是96歲的老人了。

任永恭是聶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劉少奇、王光美和羅瑞卿、郝治平出國前曾在上海制裝，領導要她陪同王光美、郝治平看衣料，找裁縫，配花邊，「文革」中就成了大問題，被隔離審查好幾年，她的女兒那時才9歲，每天為媽媽送飯。

聶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經落難了。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因有一次在宿舍裡聊天聊到蘇聯的科技比不上美國，「反右」時被揭發出來，成了右派言論，攻擊社會主義等等。結果聶崇志不幸「中標」，成了「右派」，學業還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開關廠勞逸動。同時被發配勞動的大學生有好幾百人。一年後，有人提出把他們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時任北京市市長）攔住了。

聶光達是農科院的畜牧專家，為培育奶牛和豬的優良品種，長年在崇明和上海縣的農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國家農業部農墾總局的肯定，還召開了全國國營農場現場會，要他介紹經驗。可是到了「文革」，不曉得怎麼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問題」來，被隔離審查達兩年之久，家屬也不許探視，直到林彪機毀人亡一個月後才放出來。那天農科院開大會，宣布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因此結束隔離審查」，他由於過著與世完全隔絕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於是照以前的慣例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引起台下一陣哄堂大笑。

「文革」中聶家被迫害致死的還有好幾個人。九房的女婿瞿宣穎，是聶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古典文獻研究的專家，生平著作甚豐。在「文革」中，他以前的一個學生在被隔離審查時胡亂攀咬，揭發他有攻擊江青的言論，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獄中。

最慘的是四房的女兒聶光錫，在從濟南到上海的火車上，竟被北京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

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蘭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師），與梅葆玖相知甚深，現任梅蘭芳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劇協梅蘭芳藝術研究專業委員會領導成員、上海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