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前蘇聯出了一位婦孺皆知的少年英雄。一時間，不知道有多少街道、學校、圖書館、輪船、飛機以他的名字命名。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詩人、畫家為他樹碑立傳，包括大文豪高爾基在內。就連火柴盒上也印著他的頭像，在莫斯科為他還立了紀念碑。他的名字叫帕夫利克。然而，時光到了1989年，紀念碑前再也沒有成群的少先隊員和成人來這裡宣誓和瞻仰了。人們對他的反應是不屑一顧：「那有什麼好看的，早該拆了。」到了1991年，連同紀念碑及少年英雄的銅像全被拆除（見《隨筆》05.5期藍英年文，下未註明的均同）。從此，罩在帕夫利克頭上的那些數不清的光環灰飛煙滅，在俄羅斯再也沒有人願意提起他了。
導致這位少年英雄從天上到人間，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他乃當局為了某種政治企圖而精心設計和製作的、為邪惡政治服務的一個工具。用優美的外衣將其包裝，爾後通過強大的宣傳機器將「產品」迅速推出，供全國人民好好學習。實際上，帕夫利克既不是道德的化身，更與崇高無緣，他只是一個極普通甚至還有些愚昧的俄羅斯農村小孩。人們知道，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推行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實質上是憑藉強大的國家鎮壓機器，公然去剝奪農民的財產和利益，因而遭到了農民的強烈抵抗。在這場「博弈」中，很多富裕農民從肉體上被消滅。有人統計，農民死亡的數字為六百萬至兩千二百萬。這中間，不少農民是被餓死的。但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同樣逼農民交出糧食，其手段又極其殘忍和下流。肖霍洛夫在他家鄉看到的是這樣的情景：為了讓農民交出糧食，官吏「往女莊員腿上、裙子下擺上倒煤油，用火點著再扑滅問道：‘說不說，糧食埋在哪裡’……二三月把男莊員扒光，讓莊員沿牆排成一排，然後用獵槍霰彈朝他們頭頂上射擊」。其實，農民早已無糧可交。於是慘境出現了，同樣是肖霍洛夫的描述：「莊員和個體農民都快餓死，大人和孩子浮腫，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東西，從動物屍體到柞樹皮，以及沼澤地裡的各種草根 」（藍英年、花城出版社《被現實撞碎的生命之舟》P189）。在這種情況下，少年英雄便應運而生了。
帕夫利克一家住在靠近西伯利亞的一原始森林區，父親因為受不了母親的邋遢，一怒之下離開家跟別的女人去過了。於是餵牛、劈柴等活都落在了只有12歲的帕夫利克身上。他在母親的慫恿下為了嚇唬父親讓他回家，即向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了父親。當時流放到這裡的有很多屬於敵對階層的「富農」，便說父親為這些「富農」辦事，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而當局此時的目的，正是想用這種餓死、凍死的方式消滅這些「富農」。帕夫利克的出現，讓當局找到了一個實現這種旨意的打手，經過一番精心包裝，藉助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夜之間，一個「蘇聯所有兒童的光輝榜樣」、敢於告密、敢於和父親的「反動行為」作鬥爭的少年英雄便隆重「出爐」了。號召全體農民，要像少年英雄一樣，不能被親情所迷惑，勇敢地揭發父母藏糧不交的行為。帕夫利克這一年便死掉了，當局說是他的爺爺等親人因為告密而將他殺掉的（其爺爺等人由此全部被鎮壓）。而俄國現在的學者的考證是：為了樹帕夫利克這個「典型」，必須讓他死掉，是「執行者」將他殺掉的。可見這種樹英雄的手法多麼卑劣。戈培爾用過，「四人幫」也用過，當年江青集團樹的英雄或典型，如張鐵生、朱克家、李慶霖等等，幾乎與帕夫利克的「被發現」如出一轍。從帕夫利克今日的灰飛煙滅，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違背甚至強姦民意之基礎上樹立的所謂英雄，靠宣傳機器成就的所謂英雄，先定個某種框框然後再到現實中去找的所謂英雄，可能大紅大紫於一時，要想久遠，恐怕很難。
在民主國家和地區，好像沒有樹英雄、塑典型的習慣，像比爾·蓋茨、李嘉誠那些動輒斥巨資於社會公益或救濟事業的大慈善家，好像政府並沒有刻意去宣揚、樹立他們為英雄和典型，更多的感覺是：其品質於那種土壤裡天然形成。去樹反而有畫蛇添足之感。這就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信息，到處都是樹的英雄和典型，反折射出社會的某種虛弱和底氣不足。再則，把一個人宣傳得「至善至美」，不知別人如何想，而我對此常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實，莊子早就說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還是平民更真實些，聚光燈下有些人的言行難免要失真。
最後再說一句話，帕夫利克，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他也是無辜的，或者還是一個受害者，因為他的「典型」的作用而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不能由他來承擔的。
- 關鍵字搜索：
- 帕夫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