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作者對大躍進的親身見聞

唐德剛: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安徽合肥人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山南館唐家圩，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博士畢業。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有很大貢獻。著有《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歷史》《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晚清七十年》等，另有包括歷史、政論、小說、詩歌、雜文等多部作品

把餓死三千萬農民的人民公社的災禍，推給上帝，說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這就是一種鴕鳥政策，可以自裝糊塗於一時，三二十年之內的歷史家，會把它揭發的盆底朝天的。

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檔案之前，歷史家單憑堆積如山，而難免於雞零狗碎的個別史料，是很難寫出一部有系統底專著的。所以筆者在拙著上篇裡，只三言兩語，言其大略。可是現代歷史學的書法，原有宏觀微觀兩種方式，在人民政府有關「大躍進」這段國家檔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觀治史雖不無困難，可是積小成大，把千萬件個別史實，用計算器統計起來，由小看大，見微知著，還是可以窺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則還是工程浩大，有待於集體研究計畫，眾志成城，始可略窺堂奧，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裡，我們只能略談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絲微的一手史料，聊供當今的讀者和將來的史家，作為個人觀察的參考，余則藏拙，以待來者。

親堂弟德譓全家餓死

發生在幾十年前中國的「大飢，人相食」的史實，因為死人太多，每一個華裔家族，幾乎是沒有不受衝擊的。筆者本人便出身於一個農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個親堂弟德譓全家餓死。原來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則居長，德譓行三。戰後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後無力升學，乃在家鄉落戶當農民，並娶一村姑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時分得若乾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幾隻老母雞，一對好夫妻，兩個小把戲」，作個新時代新農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後」，也倒頗能自安自得。不幸1958年底被編入公社，吃大鍋飯，1959年春「青黃不接」，公社無米為炊，把自己的口糧，種籽糧也早已上繳，全家斷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尋覓親友以圖借貸。蓋當時城市居民口糧，政府尚保證供應也。然此時城市親友也家家缺糧，借貸無門。德譓乃加入盲流，擬在城市乞食維生。然因無城市戶口，乃被公安趕回鄉下。德譓向警察訴求，如被迫還鄉，三數日便會全家餓死。據說警察告訴他，餓死也得在鄉間餓死，不能死在城內。德譓被逐還鄉之後，不出三數日，一家四口便同時餓死了。

我在1972年底取得簽證返蕪湖探母，曾詢及德譓。家人從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詞，不敢實告。八年之後我再次以交換教授身份返國授課，此時已是改革開放時期，言禁大開，鄉親乃告我德譓餓死實情。一時情難自持，竟伏案大哭。讀史數十年，初不知「大飢，人相食」的故事，竟亦發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民易子而食」的現代版

從德譓之死開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農村的玩伴：小烏龜、小和尚、楊道士、小根子幾乎全部餓死，死的情況各有不同。然死於公社缺糧，則無例外也。有些倖存者告我，當年餓死者往往以青壯年男子為最多。怪而詢之，原來青壯男性，往往自信體健，不易餓死，有時尋點糧食，自己捨不得吃，不是餵老，就是餵小，而孩子無知，終日叫餓，為父心有不忍，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遠挨餓了，偶爾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復返了。我在北京和山東，所聽到無數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聽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為飢民往往於夜間盜墓，偷吃死屍也。更無法卒聽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兒女熟睡時，用枕頭或被褥把他們悶死，然後與鄰人交換「蒸」食。這就是古史上所說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現代版。朋友，您說是誇大嗎？實例至多，鄉人言之鑿鑿，吾為之顫慄不已也。

至於我安徽究竟餓死多少人，我記得在母省旅行時，麵包車司機為我指點，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終無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談，我不忍卒聽也。學界政界朋友，估計我省餓死者，蓋在二百萬與六百萬之間。據說政府曾有統計。在官方數字公布之前，任誰亦不知其確數雲。吾有一四十年黨齡之老友，發誓在退休後，以餘生精力，把他親眼所見，我省餓死數百萬人之實況寫下來，留為信史。有他們這樣的第一手著作，筆者三言兩語，談點皮毛，就難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記絕對真實的所聞所知於此，只略備探親之鴻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