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平常人眼裡,科學界的人們在1949年後好長時間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著的。因此,當有一位老先生告訴我當年有的科學家工資比毛澤東還高,著實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說這是事實。他還舉了一個例子,那就是葉企蓀先生。
老先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工作,擔任秘書,而秘書們的總管是誰呢?這個人的名字也會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鄧稼先。
數理化學部是科學院當時的第一大部(似乎還有一個科學技術部),在這裡做秘書,最低,也得是當時全國十大名牌大學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訴我,當他畢業的時候,全國只有五萬名大學生,今天,有五百萬,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為自己是那五萬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樣子。
因為做這個秘書,教授們的工資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數。
當時,葉企蓀先生的工資,是三百六十元。
毛澤東呢,則是肆百零四點八元。
如果是這樣,怎麼能說葉先生比毛公工資還高呢?
因為葉先生還有一個固定收入,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委員每個月要補一百元錢的。
所以葉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個什麼概念呢?老先生說,當時他的師兄在清華教書,每個月拿出八塊錢來當伙食費,可以天天吃水魚王八的。
所以葉企蓀先生當時實在「闊」得很。
葉先生還不是最有錢的,當時工資最高的,既不是國家領袖,也不是科學家,而是梅蘭芳--梅先生的工資一個月兩千元。比他少一點的是馬連良,馬先生一個月一千八百元。
所以抗美援朝時梅先生捐就捐飛機,那才是大手筆呢。
不過葉先生卻是很簡樸的人。錢,多半是接濟學生和給窮親戚花掉了,有些積蓄也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那位在數理化學部當秘書的老先生,當時經常為了審稿的事情去葉先生家--那時候沒有傳真和電子郵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書自己跑。他說葉先生家在北大,是個老院子,周圍環水,給人感覺像個島,是個很讓人羨慕的地方,但先生偶爾留他吃飯,一起吃的都是很簡單的飯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東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當時先生看他送稿來,就招呼他說來得正好,於是送給他四個蘋果。
當時的情況是全國都在挨餓,先生也很消瘦,卻有蘋果給自己吃,還能帶回家!小秘書喜出望外,那蘋果的滋味和帶來的快樂,一直記到了幾十年後。
後來才知道葉先生是政協委員,有權利到政協的內部商店買東西十次(估計是一年十次)。當時學生們沒有東西吃,葉先生就把能買的配額都買了蘋果,放在家裡,來的學生、同事就一人送四個,送完了,自己再去買。
先生自己吃過沒有,就不知道了。
葉企蓀先生何許人也?老實說聽到他的工資比老毛還高的時候,我對先生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物理學家。是這兩天準備整理這段文字,查找葉企蓀先生的情況,恍然才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師的影子。
葉企蓀,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他的門下,出了中國科學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國民政府中央科學研究院幹事長,在世界上為精確測量巴朗克常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我不懂巴朗克常數,講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說的是「布萊克常數」,它的內容我一直沒有搞清楚。但我知道有了這個常數以後,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計算就變得迎刃而解。對葉先生的事跡,我就不必多言了。
葉先生晚年極慘,在「文革」中被作為特務嫌疑犯關押而後接受監督勞動。他的一個學生、我的師長曾親口告訴我——「葉先生是活活餓死的」。這是事實,而是因為我的這位師長曾目睹葉先生晚年的慘景,所以對此深信不疑。實際上,葉先生死於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讓他的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劉克選、胡升華的《葉企蓀的貢獻與悲劇》中,曾描述窮途末路的先生——「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蓀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舖買兩個小蘋果,過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而葉先生的侄子回憶,在那樣的時刻,叔父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他一生很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對自己的遭遇淡然處之。疾病纏身,兩腳腫脹,小便失禁的葉先生,經常坐在一張舊籐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
1987年,葉企蓀先生獲平反昭雪,重還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還是回到先生雄姿英發的時代吧。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談起的葉企蓀先生,讓我想起了和他同時代的金岳霖,一樣的才子佳人,一樣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彷彿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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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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