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勛：「非法集會」

與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背道而馳，今年3月底我去了趟陝北，心情也與詩仙的輕鬆、愜意不同，最多算是喜憂參半吧。行前碰上了一件麻煩事，正所謂「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陝北歸來，追記如下，聊以備考。

3月26日上午9時許，社辦的小安突然打來電話，問了一個莫名奇妙的傻問題，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一個小時之後才悟出，她是奉命「火力偵察」。她後來打來了道歉的電話，說以後再也不幹這種事了。約在10點鐘，副社長龐洋敲門，領來了我從未見過面的社長、總編、黨委書記李慶堂。我隔著防盜門問你們有什麼事？龐女士指責我不讓他們進來沒有禮貌，不是知識份子所為。我說，沒禮貌的是你們。不事先通報，沒有電話預約，就這樣楞楞地闖上門來，我在農村插隊時，村裡的農民互相串個門還要在大門外邊走邊高聲打個招呼。龐洋囁嚅，我聽不清她的話。靜默了片刻，我看他倆沒有回頭的意思，只好不情願地放他們進來。落座之後，李慶堂社長說，早就想來拜訪建勛老師了，然後他說了以下3層意思：一、誇讚了我一番，例舉了我在職時編的幾本好書。二、簡述了去年出版社的經營狀況和今年的打算。三、明言，奉全總之命，要我不出席明天鐵流在雙井軒召開的《往事微痕》讀者座談會。他在說到「雙井軒」和《往事微痕》時各有一兩個字的口誤，我糾正了他。

李慶堂社長不許我參加的那個座談會，約十一二天前鐵流曾打來電話邀請，我當時先對他前一兩次的邀請未能赴會再表歉意，我說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實在是時間上與別的事衝突了。我向他表示，27號的座談會，我會去的，如屆時沒有其他突然插進來的更重要的事，或我更感興趣的事的話。鐵流這些年好像主要在忙為當年的「右派份子」繼續鳴冤叫屈的事，他聯絡了一批七老八十的「老右派」，不斷地對53年前的那場「反右派運動」深入究研，分析檢討。但他在那個邀請電話裡沒有明說座談會的主旨，我也沒問，只是估計可能與此有關。

我對李慶堂說，你的開場白，前兩個話題都是客氣話，第3個才是今天你們來的目的，我就直奔主題了。請你轉告全總，此舉未免小題大做了。全總叫你們來對我進行勸阻，我估計「著作權」不在全總，它可能也是奉命而為。源頭上做出這個糊塗決定或寫下什麼狗屁批示的人，他的反黨行為必須予以抵制和批判，因為早在32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以華國鋒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就已經明確了要改弦更張，放棄階級鬥爭。可是現在偏偏有居心叵測的人反其道而行，一睜眼看到的都是「境內外敵對勢力」，腦子裡轉的都是「階級鬥爭」這根筋，對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釜底抽薪，進行了實實在在的基礎性破壞。

李慶堂轉述全總領導的指示說，這是一次非法集會，你是全總下屬單位的幹部，就不要去了吧。

我說，所謂非法集會，定性錯誤。我不知道這個座談會的主題是什麼，估計無非是一些已進入耄耋之年的右派老人，趁著「尚能飯否」的時候，偶爾小聚，喝喝茶，吃個飯，發發牢騷，訴訴當年和這些年的冤屈，不知他們「非」了哪一部法的哪一條？而所謂「集會」，也不準確。古時文人講究「雅集」，今天人老了，大都愛憶舊，這是人之常情，當下多如牛毛的各種同學會、聯誼會即是這類社會現象的客觀表現。你們用行政手段強行阻撓正常的人際交往、感情交流，恐怕不妥吧？這些韶華已逝，人生最美好、最應該大放異彩的青春歲月卻蒙羞被恥的老人，被毛澤東的「陽謀」坑害了22年，又被鄧小平只許「改正」，不准平反天閹了31年，他們的悲哀，連說說都不行嗎，還只是小范圍的、內部的？你們是不是非要逼得有人據此跑到聯大的會場或海牙國際法庭上去出中國的醜，才稱心呢？這些九死一生的政治迫害倖存老人，我對他們身領的非人遭遇充滿了同情，我對他們當中多數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充滿了敬意。我對他們政治上要求平反的訏謨完全支持，我也同意他們在經濟上要求補發工資和國家賠償，但對他們當中有些人提出的追究大大小小的主其事者的刑事責任，則不敢茍同，冤冤相報何時了？南非的民族和解為圖圖和曼德拉贏得了諾獎，也為普世價值的豐沛和充盈注入了新的活力。當然，前提是災難的製造者要主動承擔責任，勃蘭特高貴的一跪，賺取了世人多少讚美，也使他膝下的黃金增厚了幾兩；馬英九為二二八的蒙難者、受苦人的三折腰，是不是他走上總統寶座的第一塊墊腳石呢？這些並不遙遠的當代史事，本質上與鐵流們的天道吁求是同一的。他們借飯局的形式而雅集，還可為餐飲業的繁榮做出薄而又微的細小貢獻，稅收也會小有進項，宏觀上則為拉動內需提供了雖微不足道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基本動力。這些大大小小的好處，加起來幾全其美，怎麼有司不但不察，反而還要扣上個「非法集會」的帽子呢？這些年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生的「集體散步」一類的反常現象，折射出的是許多人的悲苦與無奈，映襯出的是執政能力的低下和錯位。這類社會反諷如不能得到善意化解，質變為又一個血濺上海灘的楊佳，和成都那位自焚於自家樓上的剛烈川女唐福珍，問題可就大矣哉！

李慶堂說，你扯得有點遠了。明天的會，你還是不要參加了吧。

我說，不遠，明天的會大概脫不開反右這個題目。反右這個選題不能碰，與文革和六四一樣，是中宣部自丁關根時期就劃下的一條紅線，在出版界，它兀立了十幾年，既頑且硬，堅不可摧。這種鴕鳥式的思維真是令我匪夷所思。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你不說，也不許別人說，它就不存在了？自動消失了？所謂「淡化處理」，完全是痴人說夢，《皇帝的新衣》告訴我們，現實的醜陋是連六七歲的孩子也蒙不了的，請不要把別人的智商都預估得和你一樣低。所謂偉大、光榮、正確，就包含著失誤、錯誤和罪孽。陰陽共生，福禍相依的道理，《周易》早就講過了。這個辯證法如果不承認，那我與二位就沒有談下去的基礎了。在歷史問題上，有人耍小聰明施展詭辯術，套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說別人時義憤填膺，大張旗鼓；輪到自己了，則蔫頭耷腦，三緘其口。

昨天（3月25日）上午，我在大會堂參加了一個紀念艾青百年的座談會，中宣部、文化部、中國作協和青海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金華市的一些現、前任領導華冠雲集，文壇當紅和褪色的大腕約有一二十個，艾青夫人高瑛端坐在主賓席對面的正當中。既然是紀念抒情詩人艾青，他的那段「運動曾蒙右」的苦難歷程自然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他攜妻將子在黑龍江和新疆的流放歲月被言者屢次提及，催人淚下，卻未見端坐在主賓席位置的袞袞諸公中有誰站起來「勸阻」。同樣是涉及反右派話題，昨天的會我可以參加，明天的會卻不許我去，難道是因為大會堂與雙井軒建築規模差異過大，抑或是因為這兩個座談會的與會者平均政治身份相差太懸殊？於是就官火民燈？大會堂裡說右派，無傷大雅；雙井軒內右派說，有礙和諧！咄咄怪事。昨天下午兩點，艾青百年的紀念活動移師到東城的一家叫什麼康的賓館繼續舉行，我因他事沒有參加，很對不起主辦者和高瑛的盛情邀請了。據說，比起上午的官方紀念會，下午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內容也更豐富，有人吟詩，有人展畫和書法，發言也更平民化些。不知這些活動是否逾越了中宣部的那根紅線？如果是，可沒聽說事先被勸阻、事後遭懲戒；如果不是，那麼明天的會怎麼就非法了？我就不能去？

我與李、龐兩位社長的談話進行到約11：40，誰也沒說服誰，無果而終。我送他們到電梯門口時安慰他們說：「讓二位白跑一趟了，你們的傳達、勸阻工作已經盡力了，以後如需要，我可以為你們做證，說二位很敬業。請你們向全總覆命時如實報告我的立場和態度，這樣，你們就沒責任了，全總也可以據此向上交差了。」

我以為由出版社出面的勸阻，可以結束了，好合好散，誰知約一小時後，李、龐復與另一位男性副社長又來了，當時我正在吃飯。李慶堂社長說，他們向全總匯報了，全總主管這事的某副主席（他說了姓氏，寫此文時我忘了）要他們再來，繼續做我的工作，限定他們必須在兩點鐘以前完成勸阻任務。他又說，報社的勸阻工作已經完成，出版社另一位離休老人也已在上午答應了明天不去了。

這時電話忽然響起，一男子自稱是為鐵流工作的志願者，他說鐵老要我通知您，明天的讀者座談會取消，市公安局一處的人來了，他們不許開，請您體諒我們的難處。我請他轉告鐵流，知道了，多保重，我這裡也正在「被勸阻」。放下電話，我心中已有數了。接下來的談話，就純屬「逗你玩」了，寫這篇追記時，頗覺有些不厚道。

我坐在飯桌旁，邊繼續吃我的午飯邊與他們談。我說我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硬的東西，也沒剩多少了，馬上就吃完，你們說，我聽。你們還沒顧上吃飯吧？那位男副社長說，沒有，我們帶飯了，回去熱熱再吃不遲。我叫我老婆給他們熥幾個我們正在吃的肉粽子，先墊墊飢。我告訴他們這是浙江的同志送的，昨天剛收到，很新鮮，味不錯。他們不讓我老婆熥，說不麻煩了。那幾個肉粽子，一小時後他們走時我讓他們帶走了，嚐嚐鮮。買賣不成仁義在嘛。

我說你們也不必等到兩點那個「午時三刻」了，我的態度不會變的。說一件幾年前的舊事，與今天你們來幹的事相彷彿。兩位男社長來得晚，沒趕上，龐洋應該還記得。大約5年前，我受作者的委託，正在編輯《胡耀邦傳》（三卷本），工作後期有人不悅，發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責難，施加了一層又一層的壓力，其中就包括出版社受全總指派，當時的社長張帆率領你和另一位副總編輯陳幼民，還有社辦的小安，跑到我家來問罪興師，100個不許。龐洋你還記得嗎，我當時反問你們，胡耀邦生前做過中共中央的主席和總書記，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死時還在政治局委員的任上，他的追悼會極備哀榮，總書記趙紫陽致了悼詞，鄧大人率一干在京黨、政、軍要員出席。我編他的傳記何罪之有？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怎麼就不行了？共產黨員先進（說到這裡，我打了個嗝）性教育就是這個結果？如果我編的是介紹本•拉登、李登輝或陳水扁，甚至是達賴的書，你們受命上門討伐我還靠點兒譜，沾點兒邊，不許編《胡傳》完全沒有道理。這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嗎？董民因為替我錄、排此書也吃了瓜落兒，我至今仍覺得對他不起，說過要請他吃頓飯聊表歉意的，時至今日也還沒有兌現。造化異人，就在張帆率領你們登門伐罪的幾天後，紀念胡耀邦誕辰90週年的大會在大會堂召開了，李昭把我列入了與會名單，我卻沒有收到請柬。那次的紀念會，3個政治局常委出席，曾慶紅致詞。然後，你們曾嚴禁的《胡耀邦傳》第一卷就公開出版了。出版之前，書稿已轉到人民出版社，全總不知，以為還是我在搞，其實我已經被排除在外了，竟然厚著臉皮又來找我，想把《胡傳》拉到工人社來，說什麼我是全總下屬單位的幹部，雖然退休了但退休金還由出版社發，要我從政治榮譽和經濟效益上多為全總和出版社著想。這是2005年11月到2006年年初的事，在前後不過3個月的時間裏，全總和出版社就變了兩回臉。做人能這樣嗎？我如果找後賬，去要求你們道歉，也是天經地義的吧？如果我這樣做了，你們將何以堪？正是慮及至此，我又不願把我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這類我不屑也不恥的無聊事上，所以當時才沒理你們。今天我舊話重提，是要提醒三位，焉知你們今天的「二進宮」，日後多少天不會覆轍重蹈？你們也會退休的，屆時在家含飴弄孫，回首往事，你們還「飴」得起來嗎？「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三位可有這等閑情逸致？
龐洋，你是第3次幹這種事了。《胡傳》是第2次，第1次是七八年前為顧驤先生的《晚年周揚》，你憑藉初掌不久的終審權，硬是耗著不簽字。一年後轉到上海文匯公開出版了，你還記得我送你樣書時你的尷尬和我怎麼也沒想到的你的不情之請嗎？

前車並不遠，鏡鑒當憶新。三位也是目睹過幾次社會大變局的人了，隨著政治上的「烙餅」也被翻騰過幾遍了；言之鑿鑿的「不折騰」，自那以後至今，消停過嗎？人哪，心裏要有自己的那根竹竿，要有起碼的定力。每個人的眼睛都是長在自己的腦袋上，每個人的頭又是長在自己的脖子上，萬物要自己去看，百事要自己去想。人不是螺絲釘，不可以隨便被擰在哪裡；人也不是一塊磚，不可以被人砌牆墊腳，來來去去的搬；「人是蘆葦，一枝能思考的蘆葦，人的全部尊嚴、偉大與優異全在于思想。」這是帕斯卡爾在他的《隨想錄》裡說的。

明天的座談會，誰人的去與不去與我無關，我自有自己的主張。對社會矛盾的處理，我贊成六四前趙紫陽的意見，在法制的軌道上理性解決。我反對暴力，不贊成街頭政治，也從不在多人附議的公開信或請願書上簽名。我就是我，我的政治訴求、價值選擇和理念表述，無須他人代勞，請不要告訴我你應該這樣，或不要那樣。每一個人的自由表達權，是天賦人權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不主張採用《林沖夜奔》中那樣的極端方式表達。艾未未製作的《老媽蹄花》你們可能沒看過，估計也沒聽說過。說到這裡，我用三兩分鐘向三位說客簡要介紹了事件梗概。我接著說，艾未未的親身體驗告訴我，我必須做好陷入最糟糕境地的心理和物質準備。

說到這裡，已是3月26日午後1：30了。我說我的意見大體就是這些了，請你們如實向全總覆命，這樣，你們個人就可以解脫了。如果全總那位主管副主席仍不滿意，還讓你們來，請轉告他，叫他自己來，你們3位就不必再次橫穿中軸路，「三顧茅廬」了。我料想他也不會來，因為這樣的答覆他應該滿意了，他也可以藉此脫身，向指使他的人交差了。

最後，我請3位社領導下次再來時，務必先打個電話聯繫一下，知識份子的禮貌行為一般都是這樣。君子坦蕩蕩。

2010年4月9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